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司马迁的《史记》几乎奠定了我们对秦汉之交那段风云的全部认知。然而这却是不公平的——凭什么两千年后的我们，只能透过一个人的笔管去窥探一个时代？
这压根就不算是真正的“看历史”，毕竟历史的现场早已随风而逝，我们读到的，永远是后人选择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最近长沙古墓出土的竹简，尤其是北大藏简《赵正书》里那句‘斯与去疾请立胡亥，可’，就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湖面。
网上瞬间炸了锅，有人说司马迁写的‘沙丘之谋’剧本被改了，秦始皇亲口传位胡亥，赵高成了无辜路人，李斯才是主谋。一片竹简，十二个字，似乎就要撬动《史记》这座巍峨大厦的基石。
但历史的真相，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其实从《赵正书》本身来看，就不难看出它的性质。它出土于汉初墓葬，成书年代最早也在刘邦晚年到吕后时期，距离秦始皇去世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作者在竹简里直呼秦始皇为‘赵正’，这是战国旧称，秦朝官方是绝不会这样称呼自己皇帝的。
所以，这书的作者，多半是汉初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写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录档案，而是借着秦朝速亡的故事来讲道理，劝诫当时的统治者要善于纳谏、远离奸佞。整部《赵正书》的体例，更像是一部寓言故事集，或者一部历史哲理小品。
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你把一个汉朝文人创作的、带有明确劝诫目的的历史寓言里的一句话，当成秦朝宫廷决策的‘现场监控录像’，这中间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这无异于把《伊索寓言》里狐狸的话，当成古希腊的法庭证词。
所以，关键不在于竹简上写了什么，而在于我们用它来证明什么。
《赵正书》里没提赵高，就说赵高被洗白了？这逻辑未免草率。看看秦朝的官制，中车府令掌管皇帝车马、玺印、起居，官职不高，却是天子的贴身近侍。他是信息的枢纽，是命令的传递者。
胡亥一上台，立刻擢升赵高为郎中令，统领宫廷侍卫，这本身就是二人关系匪浅的铁证。史书没写他走进始皇的病榻，不代表他没在帐外运作；没写他亲手篡改遗诏，不代表他没在关键时刻递上那方决定命运的玉玺。
历史的沉默，从来不是无罪的证明，它只是叙事选择留下的空白。
而《赵正书》把李斯和冯去疾写成拥立胡亥的首倡者，恰恰是为了服务它的核心主题：忠臣进谏，昏君不听，于是国破家亡。
作者需要一个大权在握的丞相来提出‘错误建议’，更需要一个昏聩的皇帝来拒绝‘正确忠言’，这样才能构成强烈的戏剧反差，达到警醒后世的目的。
在这个叙事框架里，李斯是不是真的主谋，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扮演了那个‘进言者’的角色。
把文学叙事中的角色动机，完全等同于历史人物的真实意图，这就好比用《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的桥段，去论证诸葛亮真的精通气象学一样，混淆了创作的逻辑与事实的逻辑。
说到这里，你大抵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我们太渴望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太喜欢给复杂的历史事件找一个单一的‘罪魁祸首’。
赵高阴谋论固然深入人心，因为它符合我们对奸佞小人祸乱朝纲的想象；而李斯主谋论似乎也能自圆其说，因为它迎合了我们对权臣架空皇权的认知。但真实的政治斗争，从来不是独角戏，而是多方势力在昏暗舞台上的共舞。
真正有意思的，不是用《赵正书》去否定《史记》，或者用《史记》去鄙视《赵正书》，而是把这两份材料并置在一起，看它们之间的缝隙与重叠。
《史记》的‘沙丘之谋’，叙事链条是从内到外：赵高（贴身宦官）说服胡亥（皇子），再胁迫李斯（外朝丞相）。
它强调的是一种由宫廷内部发起的、隐秘的阴谋。而《赵正书》的叙事，则是从外到内：李斯与冯去疾（外朝重臣）联合请示，得到胡亥（或病中始皇）的认可。它呈现的是一种更符合程序正义的、由朝臣发起的提议。
哪一个是真相？或许，两者都是真相的某个侧面。始皇病重弥留，最高权力出现真空，这本身就是一场危机。
在外，以李斯为首的官僚集团最迫切的需求是政局稳定、权力平稳过渡。扶苏与蒙恬镇守边疆，手握重兵，且与李斯的政见素有不合。如果扶苏上位，李斯的地位及发可危。
在内，赵高与胡亥利益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病榻上的秦始皇，态度可能确实暧昧不明，或者他的真实意图因为病情和身边人的隔绝，根本未能清晰传达。
于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合谋便形成了。赵高提供了内部的通道与时机，李斯提供了外朝的背书与合法性，胡赫则拿出了继承人的野心与身份。
他们各自出于不同的算计，却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扶苏不能回来。历史的合力，就这样将秦帝国的航船推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司马迁选取了‘阴谋’视角，让故事充满张力；《赵正书》选取了‘劝谏’视角，让故事富有教益。他们都只是抓住了历史巨兽的一片鳞甲，却都以为自己摸到了全貌。
至于说司马迁故意篡改历史以迎合汉朝‘反秦’的政治需要，这更是不足为奇的无端猜测。汉朝承秦制，朝廷里秦朝旧臣众多，司马迁著史时，李斯、赵高的后人可能尚在，皇室档案也多有留存。
他若公然编造重大史实，在当时就会引起巨大争议。事实上，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不惜笔墨记录了李斯临死前那番悲怆的自辩：‘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如果他一心要把李斯塑造成彻头彻尾的奸臣，大可删除这段容易引起同情的话。他写下了，正体现了一种史家的复杂与克制。
那么，竹简毫无价值吗？当然不是。它的珍贵之处，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时代的、另一种声音的历史叙述。它像一颗投入古井的石子，让我们听到了历史深潭的不同回响。
它提醒我们，《史记》固然伟大，但它不是唯一的声音，更不是密封的真理。历史研究正是在这种不同记载的比对、质疑、补充中，艰难地向前跋涉。
我们读史，最怕的就是执其一端，不及其余。 看到新出土的竹简，就欢呼‘颠覆’；固守流传的经典，就斥责‘异端’。
这都不是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一片竹简不能构成‘铁证’，一部《史记》也未必是‘完璧’。
真正的智慧，是在《史记》的宏大叙事与《赵正书》的哲理寓言之间，在司马迁的深沉笔墨与考古发现的冰冷竹片之间，找到那条若隐若现的、通往过去的蹊径。
这或许就是秦帝国最后时刻权力交接的真相，它不是一场由某个坏人主导的阴谋，也不是一次由忠臣发起的正当程序，而是一次在始皇猝然离世背景下，由宦官、丞相、皇子基于各自利益共同促成的危险转向。
如此一来，诸如‘赵高是否一手遮天’、‘李斯是忠是奸’、‘秦始皇遗诏到底何在’等问题，或许都无法得到唯一的答案，但却能在更复杂的权力结构图景中，得到更合乎情理的安置。
历史从来不是剧本，没有谁能够单独执笔修改。司马迁没有，后世发现竹简的我们也没有。
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掌着手中微弱的灯，在这条名为过去的漫长隧道里，尽量看清墙壁上更多斑驳的痕迹，然后告诉自己：看，故事可能还有另一种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