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10日，寒风凛冽，常德城内却锣鼓喧天，一派热闹景象。这一天，第29集团军副司令兼74军军长王耀武特意设下盛大宴席，为57师全体官兵庆功，以表彰他们浴血奋战、成功收复常德城的英勇壮举。
然而，这场庆功盛宴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表的悲怆。此时的57师几乎已全军覆没，全师8539名官兵，在惨烈的战斗中伤亡高达7869人，伤亡比例超过九成，仅剩数百人幸存。因此，前来参加这场庆功宴的57师官兵，不过寥寥数百人。尽管宴席场面布置得极为隆重，但席间气氛却异常沉重，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凉。
宴席正酣之际，一队士兵突然冲入会场，径直将57师师长余程万带走，留下一片愕然与沉默。
余程万（1902年5月24日 —1955年8月27日），号石坚，广东省台山县（今台山市）人。 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这事儿办得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一个刚在抗日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怎会转眼沦为阶下囚徒？这其中的曲折隐情，还得将时光倒流，回溯至那个血肉横飞、战火纷飞的1943年11月。
1943年11月，日军集结了整整十万精锐大军，如饿狼扑食般疯狂扑向湖南常德。 常德，这座湘西重镇，不仅是通往重庆的门户，更是守护陪都安全的战略屏障。一旦失守，日军便可沿沅江长驱直入，直逼重庆，威胁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带。
当时的局势，严峻得令人窒息。蒋介石正远在埃及开罗，身披大氅，与罗斯福、丘吉尔等国际巨头共商大计。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中国军队的顽强战力，老蒋拍胸脯立下军令状，向盟国保证常德城“绝对不失”。 这“绝对不失”的千斤重担，就这样沉甸甸地压在了余程万将军和他的第五十七师“虎贲”部队肩上。
余程万，这位黄埔一期的资深将领，麾下的“虎贲”师名号响亮，寓意如猛虎般勇不可挡。 然而，在日军绝对优势的钢铁洪流面前，再响亮的名号也难抵枪林弹雨。 第五十七师满编不过八千余人，面对的却是装备精良、拥有飞机大炮助战的数万日军精锐。八千对几万，这悬殊的兵力对比，宛如以卵击石，局势之险恶，几近绝望。
余程万心如明镜，深知此战关乎生死存亡，更牵动着整个战局的走向。
接到死守常德的军令时，他深知此行凶多吉少。那一日，他提笔给远在后方的妻子写下了一封遗书，字字句句皆是牵挂，将家中琐事、身后安排交代得明明白白。随后，他毅然下令将师部直接迁至城墙根下，这一举动，宛如在向全军将士宣告：他与城墙共存亡，绝不退缩半步。
11 月 18 日，战斗的号角骤然吹响。那场面，绝非寻常的战争，而是日军的单方面火力屠戮。日军的飞机如同嗜血的秃鹫，在头顶盘旋，炸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将城墙炸得千疮百孔。城墙被炸塌了，守军便用沙袋奋力堵住缺口；沙袋耗尽，他们竟用战友的尸体堆砌成新的防线。
57 师的官兵，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一个连队全员战死，炊事班便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冲上阵地；炊事班也全军覆没，轻伤员拖着伤痛的身躯，继续坚守。阵地失守，他们就退入街巷，与日军展开惨烈的巷战。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甚至每一堵墙，都成了双方殊死争夺的焦点。
战斗持续到 12 月初，此时的常德城，早已满目疮痍。城内没有一块完整的瓦片，整个城市就像被恶魔的犁铧狠狠翻过一遍，到处是断壁残垣，烧焦的木头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仿佛在诉说着战争的残酷。
那时的城里的守军，已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粮食早已耗尽，士兵们饿得双眼发昏，连老鼠都被抓来充饥。弹药也即将告罄，士兵们将最后一颗子弹小心翼翼地压进枪膛，然后紧紧握住了刺刀，准备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杀。伤兵们躺在泥水里，伤口发炎化脓，疼痛难忍，却连一块干净的纱布都找不到，只能在绝望中默默忍受。
时光流转至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硝烟弥漫全球，国际形势对日本帝国而言，已然如履薄冰，愈发不利。日军在中国战场深陷泥沼，攻势受挫，陷入僵持；而在辽阔的太平洋战场，更是节节败退，被迫从战略进攻转为狼狈的防守态势。
与此同时，在印缅战区，盟军正厉兵秣马，积极筹备反攻大计。这一动向，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日军高层中激起层层波澜，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为了紧密配合太平洋和印缅战场的紧张局势，日军高层经过缜密谋划，决定在中国战场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会战。其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一是要牵制中国军队，使其无法从四川、湘南等战略要地抽调兵力，驰援云南和印缅地区；二是要夺取洞庭湖周边那富饶的粮仓，为自身补充物资；三是要向重庆国民政府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逼迫其妥协，从而扭转战局。
经过一番精心考量与权衡，日军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常德。常德，这座湘北的重镇，自古以来便是“黔川咽喉”，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它还是水路交通的关键枢纽，往北可控制长江，进而进逼宜昌，掌控长江中游的航运命脉。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常德无疑是保卫大西南的战略要地。一旦日军占领这里，重庆这座抗战大后方的心脏城市便会直接受到威胁，整个抗战大局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可能让形势再次倒向日军那边，使抗战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
1943 年春天，原本驻守常德的部队被紧急调往云南，加入远征军序列。就在此时，余程万临危受命，率领第 57 师进驻常德。他一到常德，便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抗战决心，立即下令修建防御工事，加固城墙，积极备战。同时，他向全师官兵发出了“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的铿锵战斗号令，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如同一把烈火，点燃了官兵们保家卫国的满腔热血。
10 月，余程万因其出色的军事表现，被提拔为第 74 军中将副军长，但他依然兼任第 57 师师长，坚守在抗战一线。到了 11 月，那场惊心动魄、决定常德命运的会战——常德会战，正式打响了。
当时，日军第 11 军团司令横山勇，如同一个疯狂的战争机器，集结了十个师团约十万多兵力，向常德地区发起了凶猛的进攻。中国军队对此高度重视，迅速调集第 6、第 9 战区共十六个军、四十三个师，总计约四十三万人的庞大兵力，在常德及周围区域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11 月 24 日，横山勇亲自带领三万多精锐日军，在突破中国军队层层防线后，如饿狼扑食般直扑常德城下。第二天，日军以伤亡上千人的惨重代价，突破了常德城外的三道坚固防线，将常德城团团围住，一场更为惨烈的城防之战即将拉开帷幕。
余程万，这位在防守战方面有着卓越才能的将领，之前在上高会战中就曾坚守上高城，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精妙的战术，为战役胜利立下赫赫战功，还荣获了“陆海空军第一号武功状”，其军事才华与英勇事迹早已在军中传为佳话。
整整 16 个昼夜，余程万的心始终被对援军的期盼紧紧揪住。他每日如望穿秋水般盼星星盼月亮，急切地等待着援军的到来。一封又一封带着他焦灼与希冀的电报，如飞鸿般传向后方，可得到的回复却始终是那冰冷且毫无实质内容的“正在赶来”“严守待援”。直到那坚固的城墙被日军突破，援军的影子都未曾在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出现。
12 月 2 日，那是一个让余程万心碎到极点的日子。全师 8000 多英勇的弟兄，经过这惨烈至极的 16 天鏖战，能喘气的仅仅只剩下几百人了。他们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眼神中满是疲惫与绝望，却依然坚守着那残破的阵地。
余程万坐在他那满是灰尘、弥漫着硝烟与死亡气息的指挥部里，手指颤抖着，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那电报上的每一个字，都如同浸透了鲜血，透着深深的绝望。大意是说，弹药已然耗尽，援军迟迟未至，人也快死光了，城已经破了，一切都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发完电报，余程万那满是血丝的眼睛里，闪烁着决绝的光芒。他缓缓拔出手枪，毫不犹豫地顶在了自己的下巴上。在他的心中，唯有以死，才能对得起这满城的英魂，才能在这绝境中守住那份身为军人的尊严与气节。
就在那扳机即将扣响、生死悬于一线的刹那，身边的卫士如同闪电般猛地扑上来，用尽全身力气，死死夺下了那支冰冷的手枪。卫士的眼中满是泪水与哀求，声音颤抖着：“师长，您不能这样啊！”
剩下的部下，一个个跪了一地，他们哭喊着，声音嘶哑而绝望，苦苦哀求师长带大家冲出去。他们说，守在这里，已经是全军覆没的结局，毫无生路可言；而突围出去，虽然前途未卜，但或许还能给这支英雄部队留点种子，日后好找鬼子算这笔血债，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雪恨。
这是一个要命的选择题，摆在余程万面前，如同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留在城里死战，成全的是个人的名节，是烈士的英名，那是一种壮烈而悲怆的结局；突围出去，虽然能保存力量，为未来的抗战留下希望的火种，但背的却是“弃城逃跑”的黑锅，会遭受世人的唾骂与指责。
余程万眼看部队陷入绝境，就给孙连仲长官发去了最后一封电报，后来这封电报被称为“绝命电”：弹尽人亡，城已破，友军观望不前。大街小巷混战成一团。职率副师长参谋长死守中央银行。职余程万谨叩。从电报能看出，余程万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余程万被押到了重庆。
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是冰冷的牢房和黑洞洞的枪口。
军法处的审判效率高得吓人。罪名很快就定下来了：“违抗军令，临阵脱逃”。
按照战时的军法，这个罪名足够枪毙他十回了。
判决书很快就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看都没细看，拿起红笔，在一个大大的“杀”字上，重重地画了个圈。
所有的路都堵死了。那一刻，仿佛连老天爷都不帮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
在牢里关了几个月后，因为前线战事吃紧，正是用人之际，余程万被放了出来，“戴罪立功”。
虽然官复原职，后来甚至还升了军长，但这颗心，算是彻底凉透了。
你想想，你在前面拼命流血，后面因为所谓的面子就要杀你。这滋味，换谁受得了？
抗战胜利后，内战开打。余程万带着部队在云南晃悠。那时候的他，再也没了当年守常德的那股狠劲和锐气。他学会了明哲保身，学会了看风向。
1949年底，大局已定。余程万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最后一次选择。
他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也没留下来接受改编，而是转身去了香港。
他累了，不想再打仗了，也不想再卷进任何政治漩涡里了。他只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安安稳稳地过完下半辈子。
1950年，他带着家人去了香港，在九龙弥敦道开了家米行，招牌叫“万昌”，取“万国昌隆”的意思，也像是给自己讨个好彩头。
夜里，他常一个人坐在柜台后拨算盘，珠子噼啪响，像远处又传来枪声。
本来想就这么安安稳稳过下去，可没成想，1955年8月27日，几个蒙面劫匪闯进米行抢货款。
余程万拔枪护店，枪响之后，他倒在了血泊里，那年他才53岁。
临终的时候，他手里握着一支勃朗宁，弹匣里只剩一颗子弹。
余程万的一生，恰似一幅交织着荣耀与争议的复杂画卷。若称其为英雄，那铁窗生涯便如一道刺目的阴影；若斥其为“罪人”，却又无法抹去他坚守孤城、血战日寇的壮烈篇章。
在我看来，他更像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前行的普通人。在那个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不过是一个被命运推上战场的军人，一件军装便成了他不得不背负千斤重担的象征。他没有选择退缩的余地，唯有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践行军人的职责。
然而，无论后世如何评说，他为常德洒下的热血，为民族存亡拼尽的生命，都应当被历史铭记。那些在城垣上刻下的弹痕，那些在街巷中浸透的鲜血，都是不容忘却的抗战丰碑。
致敬在那场生死存亡之战中逝去的每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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