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一场抗议催生的三千里传奇

1938年2月19日，他们在长沙韭菜园湖南圣经学院完成在长沙的最后集结。

然后沿着韭菜园路、中山路一路向西，经过小吴门、国货陈列馆、中山亭到达湘江边的码头，在那里等候上船。

因为船的调度出现问题，一时没有足够的船供335人之多的队伍同时出发，所以师生们在岸边停泊的船上住宿了一晚。

他们得以看到，夜晚在水陆洲上岸的人们打着火把照明，像一条蜿蜒的火龙；

云麓宫闪耀的灯光像腱鞘连着繁星，将岳麓山投射天边的黑色轮廓增添了更多神秘；

挑零食担子的老人在码头熟练地为每一位食客调和着热气腾腾的小吃；

卖歌女在唱她的“想郎歌”或者“招亲调”；

......

这些八十八年前长沙码头边的景象，以强行滞留的方式，为师生们补齐了最后一个关于长沙印象的画面。

第二天，也就是20日的晚上七点多，船终于开动了。这一群载着国家与民族希望的少年顺着湘江去向了远方。

开始了他们为期68天，跨越湘黔滇三省、10个地级市、20个县城以及19个乡镇，步行三千五百里的西南之行。

受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委托，陆军中将黄师岳亲自担任他们此次步行穿越湘黔滇地区的军事指挥。

黄将军对他们这一次徒步远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之为继张骞出使西域、唐三藏西天取经以及郑和下西洋之后的第四次文化大迁徙。

然而，这么一项载入史册的伟大壮举，当初并没有被列入计划。

原计划从长沙到昆明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坐船走海路，一个是坐车走陆路。

但它们最后都是要借道越南，由越南的海防搭乘滇越铁路进入昆明。

本来，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浪就已经够令人愤懑了，去往昆明居然还要弄护照办签证绕道他国，这就更添了一份屈辱。

所以，血气方刚的学生们因此反对迁校，认为是逃跑苟安之举，一度收集到三百多反对迁校的学生签名。

学生会同时还推举了两名学生代表赴武汉教育部请愿，并将请愿书电呈蒋介石，要求停止西迁，将学校留在长沙坚持参与抗战救亡，不能敌人还没打来就自己望风而逃。

如果这样的话，临大同学们这四个多月来那么多对长沙民众的抗日宣传不成空话笑话了吗？

长沙的很多报纸也纷纷刊发评论，直指迁校决策“有违青年气节”，《大公报》更 以“书生何曾畏死，国士岂可辞难”为题痛陈利害。

面对媒体与学生的激烈反对，教育部长陈立夫考虑到舆论的压力，也认为“成群结队弄护照过安南，不甚像样”，教育部“两位次长尤力主学生应步行”。

临大校常委在反复商量之后决定，在迁校至昆明的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在原计划的海路与陆路两种方式之外，增加第三种方式：就是步行。

步行穿越湘黔滇三省，既规避了护照签证的困境，又彰显了抗战昂扬之斗志，并沿途考察民风民情、语言风俗、地质地理以及植物多样性等等，最近距离地感受祖国的山川河流以及国情民生，更能加强学生们读书救国的急切与紧迫感。

于是，这才有了这支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湘黔滇旅行团”，300百多名师生得以在祖国的西南腹地之中，上了一堂最生动、最厚重的国情教育课，也是身体与灵魂的双重行军课。

可以说，这湘黔滇旅行团的出现完全是学生们抗争的结果。

但这结果却也是他们在据理力争的时候根本没有料到的新方案。

世事就是这么有趣。

学生与校方的博弈，竟意外催生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最具人文厚度的“行路课堂”。

从此也拉开了西南联大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

我此刻就站在这历史现场的起点。

轻轻抚过色泽依然红艳的砖墙，宽阔的走廊间仿佛还回荡着急促的脚步声。

窗外绿树成荫，有鸟儿欢快地歌唱。

门外的韭菜园路已是华灯初上，灯光温柔地照着浓密的树荫。

八十八年前，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们就是沿着这条路，穿着军装打着绑腿，背着长沙的著名品牌“莎莎”牌油纸伞，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而八十八年后的今天，他们仿佛又从历史中走来，对我们深情地叮咛：复兴大业尚未完成，你们还要继续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