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日军占领了华中大片地区，但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在组织武汉会战时，国民政府坚持持久作战，围绕武汉大范围与日军展开激战，不过分强调一城一地之得失，旨在消耗日军有生力量，最终以伤亡四十万人的代价，歼灭日军主力近二十六万人。这是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损伤最大的一场战役。中国抗日战场从此进入相持阶段。
1939年5月到9月，日本关东军在日苏诺门坎战役中惨败，日本因此改变北上战略为南进策略。南进策略非常重要的就是打通中国南北交通线，也即日军完全占领华中，将国军主力压缩至大西南。同时，通过湖南迂回滇黔边境攻击四川，给重庆国民政府以致命威胁。为此，日军决定进攻长沙。
对国民政府而言，武汉失守以后，长沙作为西南各省的门户，其军事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湖南又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为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长沙。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守住长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会战长沙
1939年9月，冈村宁次率日军第11军，包括第6师团、第33师团、第106师团和第3师团第5旅团、第13师团第26旅团等步兵约10万人，另外配以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支援作战飞机约100架，海军第13炮艇队，由赣北、鄂南、湘北分路进犯长沙。第11军号称日军第一王牌，是日本陆军最强大的战略机动集团。冈村被誉为日军第一名将。中国军队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是第九战区的32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人，另外还有海军布雷队一部。
薛岳在认真研究敌我双方部队实际、汲取历次对日军作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第一次长沙会战作了二个方面的重点安排。首先是按照“以退为进，争取外翼”方针展开战役组织，不再像以往那样死守一个阵地，而是在保存实力的前提下，设置多道防线，边打边退，在每一道防御线上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目的就是延缓日军进攻速度，消耗日军补给，重创日军战斗力。其次是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湘赣公路、湘鄂公路及九江、武宁、平江、长沙间公路，粤汉铁路岳阳至株洲段、湘赣铁路株洲以东，都在民众的支援下进行破坏或者拆毁，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实践证明，这个战术给日军行动造成了极大困难。
在赣北，9月14日，冈村命令第106师团强攻军事重镇高安。这个第106师团就是在万家岭战役中险些被薛岳全歼的那支日军部队。被打残后，冈村为其补充了新兵，几乎是一支重建部队，但是依然有较强的战斗力。在前沿防守的第60军和第58军，按照薛岳的战术要求，且战且退，有效消耗日军，避免死守阵地造成较大伤亡。在突破第60军和第58军的防线后，第106师团向高安急进。防守高安的第32军弃城而去，第106师团攻占高安。尽管高安不是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但高安是长沙东侧的重要门户。薛岳严令第32军必须夺回高安，否则军长将被军法处置，同时急调国军精锐第74军驰援高安。第106师团的主要战术目的不是死守高安，为配合湘北正面作战，其主力西进攻占上富地区，第32军乘机夺回高安。
在鄂南，日军第33师团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新墙河防线川军主力第79军阵地，一路沿幕阜山脉东侧迂回，企图夹击第79军。这一方向防守作战的重要性，是一旦第33师团进攻得手，将与正面进攻湘北的日军主力会合，长沙以北的防守可能崩溃，长沙面临直接威胁。薛岳紧急命令第8军增援第79军，此时第20军也加入作战。国军兵力明显占据优势，加上幕阜山地形复杂，日军第33师团陷入重围，十分被动。
在湘北战场正面，冈村第11军主力第6师团与第5旅团、第26旅团，向新墙河防线发起猛烈进攻。湘北平原适于机械化部队展开，国军只能依靠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坚守。薛岳在新墙河防线部署了战区精锐关麟征第15集团军，川军杨森第27集团军协防。冈村的作战目标，防了攻占长沙外，消灭第15集团军也是其主要企图。9月18日，5万多日军在飞机、坦克和军舰的配合下，向新墙河防线发起猛烈进攻。防守阵地大多被毁，国军死战不退。战至9月23日，第52军坚守的新墙河南岸主阵地依然岿然不动。冈村用军舰将第5旅团运至湘江上游，于9月23日早晨突袭营田，得手后迅速向新墙河南岸防守阵地迂回，妄图包抄防守国军。根据战前会战方针，薛岳果断命令关麟征率部后撤至第二道汨罗河防线。从9月25日起，日军向汨罗河南岸国军阵地发起进攻。激战数日，日军始终无法突破。9月27日，薛岳开始主动后撤防守部队。此时，日军战线拉长，侧翼助攻的第33师团、第106师团被死死拖住。
冈村对战场形势产生疑惑，对歼灭国军主力、攻占长沙产生动摇，于是乘飞机观察战场动态，发现有大量中国部队在向长沙集结。他觉得薛岳的主动后撤有重大战略意图，即诱使疲惫日军继续进攻，然后重兵围歼。惊出一身冷汗后，10月1日，冈村下令日军各部全线撤退。
冈村突然撤军，大大出乎薛岳意料。在前线的关麟征，发觉日军有撤退动向时，命令防守部队作尝试性追击。证实日军全线撤退后，薛岳命令各部全力追击，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日军丢弃大批辎重，狼狈北逃。至10月14日，国军收复此次会战中的所有失地。
限于篇幅，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将另外单独成文。
天炉战法
在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薛岳撰写了一本《天炉战》的书，他写道：“天炉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天炉战法”其实是一种“后退决战”的战术，即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据点，以伏击、阻击、侧击、尾击等方式，诱敌深入，逐步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决战地区予以围歼。天炉战法的最根本指导思想是，不拘泥于一城一地一时之得失，重在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最终取得胜利。
在武汉会战以后，薛岳开始研究实施天炉战法。在第一、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天炉战法取得了很好的战果。
天炉战法最成功的应用是第三次长沙会战。这一战是薛岳的封神之战。1941年12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失败的日军，经过二个多月的休整，为牵制国军增兵广东、配合盟军香港作战，阿南惟己第11军悍然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命令各部赶赴各自作战位置。
这次作战部署，薛岳根据阿南的作战风格，进行“天炉”作战，即“后退决战，争取外翼”。具体来说，就是利用长沙外围纵横交错的河流，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防御阵地。在日军正面进攻时，防守部队层层阻击，然后各部主动向两侧和后方分兵，在消灭日军力量的同时，逐步将日军疲惫之师引诱进包围圈。12月2日，日军向新墙河国军防守阵地发起进攻，“顺利”突破防线。第20军主动后撤。阿南率部继续进攻，很快前进至汨罗河北岸。薛岳命令东侧三个军向日军靠拢，同时命令西线部队稍作抵抗后撤至战场两侧，主动让开战场正面。
战至12月30日，日军攻占汨罗河防线。按照原定计划，日军的这次作战行动应该告一段落。但是，好大喜功的阿南见进展顺利，认为攻占长沙非常容易，头脑迅速发热，命令部队继续向长沙推进。1942年1月2日，日军向长沙城南发起猛攻，进入薛岳设置的“炉堂”。防守长沙的是誉为泰山军的李玉堂第10军，第10军进行了坚决抵抗。与此同时，第九战区其他30个师也围绕长沙这个“炉堂”，迅速进入预定位置。随即，第九战区的部队，从东面、西面和北面对长沙日军发起向心攻击，实施合围。阿南见势不妙，命令部队火速撤退。日军前有阻击、后有追兵、侧面也有打击，行动缓慢，饥疲之极，伤亡惨重。湘北大地成了烧烤日军的大熔炉
战神薛岳
长沙会战时，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是国军中极有个性的高级将领，有极高的军事才华，脾气特别倔犟，对于自己认准的事，往往坚持到底，甚至连蒋介石的命令也敢违抗。
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国军内部对长沙是守是弃，争论很激烈。陈诚、白崇禧飞抵长沙，劝说薛岳弃守长沙。薛岳反问：“弃城？说得容易，长沙怎么办？湖南怎么办？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怎么办？身为军人，不战而退，有何颜面苟活？你们怕日本人，老子不怕，大不了鱼死网破，和小日本来个鱼死网破……”当晚，薛岳拨通重庆蒋介石官邸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宋美龄，她告诉薛岳，蒋介石已经休息，有事明天再打电话。薛岳当时非常激动，执意要宋美龄转达：“夫人，烦请转告总裁，我薛岳决心在长沙和日本人决一死战。长沙要是守得住，就按违抗军令枪毙薛岳。长沙要是在我薛伯陵手上丢了，那就不劳总裁下令，我自会以死谢天下！”宋美龄见薛岳如此激动，连忙劝慰他，保证转达到。次日上午，蒋介石下达指示，命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全面备战，务必坚守长沙并给予日寇坚决打击，无论薛岳能否守得住长沙，都无违抗军令之责。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1942年1月2日，部分日军攻入长沙城。此时，第九战区司令部与日军近在咫尺，薛岳多次拒绝部下将司令部转移至安全地带的建议，并发出遗嘱电报：“若其殉职，则令罗卓英代其职固守长沙，不得退缩。”薛岳的榜样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国军士气，包括预10师师长方先觉在内的许多官兵也给妻儿父母写好了遗书，誓与长沙共存亡。这种不畏生死的牺牲精神，保证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薛岳是消灭日军数量最多的国军将领。因为在长沙会战中的杰出表现，薛岳被誉为“长沙之虎”。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蒋介石授予薛岳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给他颁发一枚自由勋章，表彰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据统计，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11万余人。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抵抗日军侵略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长沙会战的胜利，粉碎了日本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战迫降”的战略目标，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有力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作战特别是太平洋战场，极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
薛岳（1896年12月27日－1998年5月3日），字伯陵，绰号“老虎仔”，广东韶关乐昌客家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国民革命军著名将领，军事家。1909年参加同盟会，1916年考入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后任孙中山大总统警卫团第一营营长。北伐时期，先后任第1师师长、第5军军长、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海南防卫总司令。1950年撤往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98年5月3日，在台湾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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