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康康。
这一期，咱们聊聊——形式主义。
最近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报道，来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讲的是咱们这儿基层公文“天下公文一大抄”的现象。说实话，看完之后，心里头五味杂陈。报道里举的例子，那叫一个生动，也那叫一个尴尬。
2025年七月，山西忻州五台县，县长的一份调研稿，跟当地一个景区党工委副书记的调研稿，内容高度雷同。多少字呢？全文390个字里头，有超过320个字是重复的。这哪是雷同啊，这简直就是复制粘贴，连改头换面的功夫都省了。同一个月，广西桂林乐平县，一份防火安全规划，直接复制粘贴了湖南、安徽那边关于水文数据的文本。你说这防火跟水文数据，它也不挨着啊。更绝的是，2017年陕西神木街头的一则户外标语，开篇就是“爱国爱家爱我长沙”，这内容一看就是从长沙的市民文明公约里抄来的，结果地名都忘了改，在陕西的街头喊着爱长沙，这就像考试抄同桌卷子，把人名字都抄上了，你不尴尬，老师都替你脸红。
除了这些，就在最近，湖北省又通报了一个堪称“复制粘贴”典范的公文抄袭事件，直接把文字重复率干到了98%。据湖北日报、新黄河等多家媒体2025年11月底报道，湖北省钟祥市发展和改革局在2024年3月发布的一份《钟祥市住宅小区充电桩报装便捷服务实施方案》，被发现是照搬照抄了隔壁京山市发展和改革局一年前制发的文件。这不是“借鉴”，这简直就是“平移”。官方通报里写得清清楚楚：两份文件内容高度雷同，文字重复率高达98%。更讽刺的是，京山市那份文件，人家是2023年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试点项目，是通过了验收的“原创成果”。钟祥市倒好，直接拿过来改个地名就发到自己官网上，连“国网京山市供电公司”这种抬头估计都没改干净，就敢当成自己的政绩亮出来。这事发生在2024年3月，直到2025年11月才被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省纪委办公厅揪出来通报，可见这种“抄近道”的风气在基层有多顽固。通报里直接点出问题所在：公文审核把关失守、责任链条断裂。换句话说，从起草的小兵，到签发的领导，再到审核的办公室，一整条线上的人，都觉得拿隔壁县的文件换个名头交差是“正常操作”。如果说之前的例子是忘了改地名闹笑话，那钟祥市这个案例，就是连装都懒得装了。
这种拙劣的抄袭，在基层公文里，还真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新闻周刊引述过好些公务员的话，说文件互抄在基层那是相当普遍，不只是本地区不同层级之间抄，跨省、跨市抄，早就见怪不怪了。中纪委的网站前两年还专门披露过，公职人员抄袭有八种类型，什么跨地抄、跨时抄，花样翻新。其中有个例子特别典型，杭州拱墅区一个单位，负责人跟各科室中层干部搞谈心谈话，22次谈话，每次谈话的人员、时间都不一样，但谈话内容却一字不差，一模一样。这就不是能力问题了，这是态度问题，是彻头彻尾的糊弄。
当然，咱们也不能把所有板子都打在基层公务员身上。媒体深挖下去，发现这背后有个大背景，就是基层公文任务实在太繁重了，时间又紧。新华社2017年就有篇报道，题目就叫“基层部门为何抄袭成风”。里面提到，西部一个省里，机关秘书处的负责人一年要撰写的文件材料有290多份，平均每个工作日至少一份。有些材料要得急，当天布置当天就要，有的还要连夜赶出来，根本没那个精力去认真组织内容。这位负责人也坦言，涉及的文件材料、领导讲话，至少七成是照葫芦画瓢抄来的。
这倒也道出了不少基层公务员的苦衷。有时候领导去调研，就是到场拍几张照片，讲几句话就走了，回头却要求下面交一份几千字的调研报告。没有原始素材，你让他怎么写？那不就得编吗？还有的，上级来文，为了确保政治正确，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原文照转，一字不差，因为这样做，至少不会出错。新华社报道里也引述过一位省级部门的公务员，说接到上级公文，一般就原文转发，很少会加入自选动作，因为这样做没毛病，就看你会不会抄。
所以你看，公文抄袭这事儿，它成了一个普遍现象，背后既有客观的“任务重、时间紧”的压力，也有主观上“怕出错、求稳妥”的心理。在这种环境下，大家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不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互相借用一下，大家都心照不宣，毕竟“大家都不容易”。而且，抄袭还能确保政治正确，转发上级文件总归是安全的。
这种氛围，甚至还催生出了一条产业链。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你搜“公文写作”，会跳出一大堆账号，叫什么“笔杆子文秘小助手”“如何写材料”，它们分享的写作秘籍，核心就一句话：“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会抄不会抄”。这些秘籍还会告诉你，该抄就抄，别过分发挥自我，要在抄和模仿中进步。更绝的是，有的博主还公然售卖公文模板，29块9就能买一套，里头有政策文件、领导讲话集锦、人民日报优秀句式，打包给你，让你拼拼凑凑，也能凑出一篇看起来像模像样的公文。
这事儿发展到这一步，咱们就得琢磨琢磨了，政府公文，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究竟是例行公事的形式作业，还是承载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的载体？如果它只是前者，那抄不抄的，好像也无伤大雅，反正也没人指着它来治国理政。但如果它是后者，那关乎民生福祉和群众利益的事儿，你让基层公务员靠复制粘贴来糊弄，这就容不得有丝毫马虎了。
有评论说得很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板子不能只打在执笔者身上。我们得看到，很多文本，它本身就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或者考核而写的。这种形式主义之下的、不合理的材料考核要求，恰恰就成了催生抄袭的土壤。你要是要求基层什么事都得写个报告，什么会都得留个记录，什么工作都得有个台账，那时间一长，大家自然就学会了怎么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这些“作业”。抄，就成了最经济、最高效的手段。
这也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悖论：我们用形式主义去整治形式主义，最后往往会发现，形式主义本身又变成了新的形式主义。你看，过去一年多，各地为了落实减负规定，学习的会、部署的会，并没有少开。江西有个省，为了给基层减负，省委常委会先后五次专题研究，把相关问题纳入集中整治，还建立了专项工作机制、定期会商研判、暗访抽查等等制度。你看，为了减少形式主义，我们也是要通过开会、建机制、搞监督、抓整改这一整套流程来推进的。这个过程，肯定能精简掉一些流程，但也无可避免地会增加一些新的流程。这样一来，形式主义就像是个打不死的妖怪，你打它一下，它换个马甲，又冒出来了。
所以，形式主义这东西，一时半会儿恐怕是很难完全消除的。它就像是我们体制里的一种“慢性病”，根治起来没那么容易。我们能做的，可能也就是希望基层的同志们，在工作的时候，能更认真一点，哪怕是要借鉴、要学习，也麻烦把地名、人名都改对了，至少别闹出“爱我长沙”这种笑话来。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基层公务员的精神面貌，我觉得是出了大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咱们都知道，现在每年一千多万的大学生毕业，其中有好几百万人，掏钱报班，削尖了脑袋去考公务员。这里面，不乏清华、北大，甚至国外名校的博士、硕士。像什么斯坦福的博士去考乡镇公务员，北大的研究生去考偏远地区的基层岗位，这在前几年都是上了新闻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纸面上看，是在提高的。
基层公务员里，充斥着大量高学历人才。按说，以他们的文化水平，写个公文应该不在话下。他们当年考公的时候，那都是经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申论都写得溜溜的。怎么到了岗位上，连个像样的公文都写不出来，还得靠抄呢？
我只能说，现在的公务员，在公文写作这个技能上，其实是退化了。别看他们是本科、研究生、博士毕业，很多人其实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是“小镇做题家”。他们擅长刷题，擅长在给定的框架里找标准答案，但你让他去独立构思一篇公文，去挖掘素材，去组织语言，去结合实际工作谈问题、提对策，他就未必行了。应试教育的训练，往往是强化记忆和模仿，而不是鼓励创造和思考。所以，当他们面对需要原创性、需要结合实际的工作时，最顺手的方式，就是回到最熟悉的“刷题”模式——找范文、找模板、复制粘贴。
你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个“抄”字，其实有不同的理解。真正的“抄”，是你要把前人的东西、别人的东西，吃透了，消化了，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叫“融会贯通”。而现在基层公务员里的“抄”，那是真抄，就是复制粘贴，连洗稿都不带洗的，这是最低级的、最恶劣的抄袭。常用的汉字就那么几千个，组合起来可以写出无穷无尽的好文章，但偏偏有人连这点基础工作都懒得做，只想着走捷径。
除了技能退化，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浮于事。现在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经费短缺，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公务员工资待遇在下降，或者增长缓慢，但各种形式主义的工作量却在增加。谁愿意接受待遇下降、工作量还增加的事呢？大家心里头难免有怨气。再加上很多公文，本身就是为了走形式、留痕迹，实际意义不大，那大家就更不愿意花心思去好好写了。于是，“糊弄”就成了最优选择。但即便是糊弄，你也得好好糊弄啊。山寨货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山寨做得几可乱真，有的山寨一看就是粗制滥造。你连地名都不改，就拿出来糊弄，这态度也太敷衍了。这说到底，还是缺钱闹的，是积极性消退的表现。
第三个，也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卷”。外卖小哥卷，程序员卷，新能源车卷，大家都在为了一个饭碗拼命内耗。但公务员体系，表面上看着忙忙碌碌，实际上“卷”得还不够。表面上他们很忙，忙着开会、忙着写材料、忙着迎检，但这些忙，有多少是真正有意义的？有多少是真正在创造价值的？如果把他们这种忙，放到民企或者外企的环境里去衡量，恐怕早就因为效率低下而被优化掉了。一个员工，如果长期只能靠抄袭来应付工作，在哪个企业能留得下来？但在体制内，就留得下来。因为体制内有个“铁饭碗”的概念，只要不犯大错，你很难因为能力不足或者态度消极就被开除。正因为缺乏这种优胜劣汰的压力，所以才有人敢“摆烂”、敢“躺平”，觉得我好不容易考上了，你不能把我怎么样。
所以，我觉着，公务员体系这种“不卷”的状态，不可能长久。接下来，恐怕这个体系也得真刀真枪地“卷”起来。企业里那套管理方式，什么绩效考核、末位淘汰，迟早要引入到公务员队伍里来。那些不胜任的、态度消极的，该培训培训，该转岗转岗，该结业结业。这套机制，应该尽快在公务员体系里推行。我觉得，很快我们就会看到相关的动作。所谓铁饭碗，在经济下行的周期里，没有哪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
说回咱们的主题，无论是基层公文的抄袭成风，还是公务员体系内部这种低效的内耗，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结构性调整。过去那种靠扩张、靠增量来维持运转的模式，正在走向终结。在存量博弈的时代，每一个系统、每一个个体，都不得不面对更严酷的竞争和更精细的管理。形式主义之所以顽固，是因为它既是这种旧模式下的产物，也是这种旧模式试图自我延续的手段。当增量不再，我们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每一个岗位、每一份工作的实际价值时，那些空洞的、重复的、只能靠抄袭来填充的“形式”，自然就会失去它赖以生存的土壤。
所以，基层公务员们，也别再抱怨了。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安稳”了。你得真的能写、真的能干、真的能创造价值，才能在这个体系里待下去。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是对所有人负责。咱们也不能总是指望着靠复制粘贴来应付差事，最后还指望拿着高薪和稳定的退休金。
说到底，公文写作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事。糊弄，总归是糊弄不过去的。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咱们也得跟着变。别等到最后，连“抄”的机会都没有了，那就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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