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陈启文:一支蜡烛(二)//放逐长沙

一支蜡烛，在自己的光焰里睡着了

（二）：放逐长沙

文/陈启文

二

贾谊是继屈原之后第二个被放逐到湘江边上来的罪臣。

若有若无的长沙，如若有若无的水下事物，离京师如有万里之遥。残垣破庙里摇曳的烛火下，或日夜兼程的驴背上，总有模糊而摇晃的身影，从北方远道而来。穿过浩渺无边的中原，涉过长江之后，便进入了南方的山林。路上，雾气一阵阵地漫上来，露水濡湿了冷冽的青衫。天似乎要变了。有一阵，他看不见深邃的幽谷中的那条河流了，那是他可以辨别的唯一方向。他的心开始猛烈跳动。绵延不断的山岭，一望无际的深绿色的原始森林，又没有人，没有太阳，只有他，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天上。他突然感到自己很弱小。

又经过了一条河。这条河他似曾相识，这是湘江的一条支流，汨罗江。

似曾相识，只因为有了屈原。他好像不是坐一条船来，他是踏着一首楚辞的上半阕而来的，那下半阕，等着时空中的另一个诗人续写，唱和。年轻的贾生，像屈原一样悲愤。他曾有满肚子的学问，而今又有了满腹的牢骚。就像屈原一样，屈子最恨的又最不屑于恨的是上官靳尚、公子兰之流，贾生最恨的又最不屑于恨的也是天子身边的小人，是邓通，这样一个只知道阿谀媚上的小人，他有何德何能？

此恨绵绵，但从一开始，他的恨，并非狭隘的个人私怨。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人格是何等高贵。就在他被贬到长沙的同一年，那个曾经拼命排挤他的绛侯周勃也回到了自己的封地绛县。或是作祟太多，心里有鬼，周勃患有自恐症，总是担心会有人谋害自己。每当郡守、郡尉巡视到绛县时，他就披甲带兵全副武装地出迎。很快，便有人向朝廷诬告周勃想谋反。把这个案子被文帝批给廷尉，廷尉把周勃逮捕到长安，下了大狱。可怜这样一位开国元勋，虎落平阳被犬欺，在狱中受尽了狱吏的百般凌辱。贾谊在长沙听闻此事,他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连夜给文帝上疏，为周勃的遭遇愤愤不平。文帝没想到，贾谊自己深受陷害，还在为一个曾经陷害过自己的人鸣冤叫屈。他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从那以后，凡是大臣哪怕真的犯有死罪，朝廷都让他自杀，而不是逮捕入狱受刑，以保全他们最后的人格尊严。——这是后话。

而此时，二十三岁的贾谊，正望着这水花飞溅哗哗流逝的汨罗江，在一刹那间，他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攫住了。或许，在这条河流里，他看到了屈原的倒影。这世间一个最有人格的灵魂，已经悄然地靠近了他。但他最终没有跳下去。

他用一首长歌抒发了自己，这就是贾谊著名的《吊屈原赋》。

——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

抒发，其实就是一种救赎，对自己灵魂的拯教。

汨罗江沉下了屈子，但没有沉下贾生。在生与死之间，历史没有走向一个极端，而是给人类以双重指引。贾谊已经走得离这条危险的河流很近了，但他只是掬水洗净了脸上的风尘，然后继续向他的宿命之地前行。他的神情变得茫然而坚定。

古城长沙原是南蛮三苗之国，秦始皇统一中国，置长沙郡。秦亡，汉高祖五年，设长沙国，封吴芮为长沙王，其子吴臣、其孙吴回、吴右、吴著相继世袭，历五代，而这个王国的存在，原本是一个奇迹，那时，它已是汉帝国唯一的一个异姓王国，而它之所以没有被朝廷灭掉，是因为它一直的安分守己，也因其势力弱小，封国僻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起缓冲作用，因此幸免于杀戮。贾谊抵达长沙时，正是长沙靖王吴著在位。这也是最后一个长沙王，吴著没有子孙，他死后，以无嗣而国除。

贾谊身为吴著太傅，长沙国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国事可以操心，最让他操心的，还是大汉帝国的天下安危。他的年岁很小，但他的心思太大。就是在这里吗？一支蜡烛几乎每晚都亮着。烛光映出一位远古的士人形象。

他端坐于一张汉代的毛毡上，默默地伏在书案前。默默垂首，只缘心思重重。季节漫长而遥远。窗棂，在冻硬的冰雪中发出碎裂的声音。漫漫长夜，只有烛光和窗外的一轮残月陪伴一个身影在孤独地坚守。他是一个爱操心的人，爱琢磨事的人，这天下有千头万绪的事物，这尘世久悬的念想，让他可以如此孤独而漫长地坚守。

长沙地势低洼，过于阴冷潮湿，他总是担心自己会过早地死去。而思想，抑或信仰，他又以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夜以继日的沉思。这个非常短促的生命，给我们留下了太丰厚的遗产。对他进行一次精神清理是必要的。

贾谊的基本治世原则，从一开始便是针对汉初的黄老无为之学，他力主以儒家的“有为”来经世，治世，这也正是湖湘文化在后来逐渐凸显出来的核心意图。那时，正值“文景之治”开始，西汉初年通行的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似乎已初见成效，秦末乱世之后，“天下已安”，但贾谊却从这“天下已安”的平静表象中预见到了蛰伏的危机，在他看来，当时的形势是“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这让他有深刻的危机感。贾谊倡导的“有为”又绝非秦代的穷兵黩武和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秦帝国从登峰造极的盛世到极迅速瓦解、覆灭，是他的一块心病。出于对汉帝国的忠诚，他试图从秦朝致命的缺点中找到可以让大汉帝国长治久安的秘方。如果说《过秦论》是他对前朝的一次彻底清算，那么他向文帝提出的很多谏疏，无疑都是为汉帝国开出的药方。

他开具的每一个药方可以说都来自于他对西汉初年三大社会矛盾症结的诊断，一是诸侯权力过大埋伏的危机，二是“富民”与“居官”者互相勾结兼并土地的危机，三是汉与匈奴的民族矛盾之中潜藏的危机。而要化解这些危机，费谊在其《新书》中提出一系列“有为”的治国方面，看先要“强君权”，然后，贾谊又提出了“民本与行仁政”，他在《新明·大政上》中指出，“民”是国家兴褒、治国成败与否的最终决定者，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而君主和官吏重民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仁爱民众，在他看来，古代圣君之所以能平治天下，关键是他们都有一颗仁爱之心。而落实下来，就是在经济上要利民、富民，在政治运作过程中要慎刑罚，勿扰民、伤民。此外，他还提出了他独特的礼法观，在重礼的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法的作用，法和礼一样，都是人主治国不可或缺的。礼的作用偏重于教化，它发生于罪恶产生以前，通过“劝善”以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在于罪恶发生之后的“惩恶”，法能收到较礼更快的效果，二者优势互补，相须为用。贾谊对“惩恶”抱有高度警觉，他认为暴政与仁政的根本区别是前者“繁刑严诛”，而后者“约法省刑”，秦亡的原因正在于它“繁刑严诛”，致使“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臣民皆“人怀自危之心”，他一再奉劝统治者对刑罚务必要慎之又慎，甚至主张统治者宁失之有罪，也不可滥杀无辜。他的这一法学精神，哪怕到了今天也没有过时，依然具有前瞻性。我们这个民族，直到今天仍然过于迷恋所谓“乱世重典”，尤自《大明律》和《明大诰》以来，一直是实行“重其所重”、“非猛不可”的残酷刑罚，以暴政与酷吏治世，以至于发展到“宁可错杀一干、不可放掉一个”的大规模运动式的严打，不知道制造了多少血腥冤狱。

这些文字，有的是在长沙写的，有的是在来长沙之前或离开了长沙之后写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长沙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深思熟虑的重要人生段落。很难想象，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对于现实有如此理性而深邃的运思，对于未来有如此的远见卓识，在中国历史上，是他，第一个把抽象的儒学家学说置接变成了可以操作的现实法则，从那以后，中国两千多年来就在享用它，一直到今天。我深信他是一个天才，也要投入了自己的全身心，而自还必须具有真正的信仰和信念，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在贾谊为我们留下的这些遗产中，最让我惊喜异常的还是他的《论积贮疏》。我有这样的直感，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以粮食为主题的纲领性文件。

无论在以农立国的传统社会，还是今天建立在资本之上的现代社会，粮食，唯有粮食，永远都是国之命脉。贾谊从粮食的储备——“仓廪实而知礼节”，论及粮食与政治和民生的关系。“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他的眼光是动态的，充满变数同时也充满了预见的，“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糜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他从宏观的、立足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粮食问题，他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背本趋末”对国家不利，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粮食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即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这里面虽有偏激之处，但他不断的强调无疑是要引起最高决策者对粮食问题的高度关注，“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不仅是针对汉文帝，而是在给世世代代的统治者敲警钟，“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对于这样的文字，你要睁大了眼睛读，才能感觉到他辽阔的眼界。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或许，只有最有使命感的人，才能感觉到这样的“大命”。

他伏案疾书，直写得文字里渗出血迹。

烛泪，滴落，然后，凝结。他已沉沉睡去。

一支蜡烛，仿佛在自己的光焰里睡着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