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谢湘林//义山上的祖父

义山上的祖父

文/谢湘林

自从十几年前找到爷爷的墓后，每年清明我都去扫墓。这些天雨一直下个不停，昨天神奇地晴了一整天，我们赶紧驾车，与内人一起接了约好的妹妹，往河西望城去。年年扫墓，情景相似，基本是我们三人，唯独前年清明，因为女儿陪着去扫了墓，有点特别，便写了一篇日记，其中讲了爷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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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日，晴

我没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因为他们死得很早。爷爷是长沙东乡人，在城里粮食部门做小职员。父亲1934年出生，5岁时奶奶生二胎大出血离世。十岁时爷爷因公死于倭寇之手。

爷爷的墓在望城白马乡，因我和妹妹工作生活在长沙，这些年我去给爷爷扫墓比较多。

昨天天气晴好，又是周日，我和内人计划中的扫墓日。女儿正好回长沙办事，便邀她与我们一起去。听说扫完墓还会去挖笋，女儿很爽快地答应了。

春光明媚，驱车过河。上岳麓大道，拐黄桥大道，转村道，不到一小时，就到了白马村的高田山。

高田山解放前是当地的一座“义山”。附近村里人过世了，自己没有墓地，就葬在此处。

山不高，穿过山下竹林，上到半山，就是爷爷的墓地。但走到跟前，发现墓地被各种枯枝烂叶遮盖。

三人齐心协力，用自带的花锄清理周边积土，用竹扫把清扫墓地积叶。忙了半个小时，水泥浇筑的坟茔和石头雕刻的墓碑，便清爽地露出本来面目。

燃烛，点香，跪拜，鸣炮，一切如仪。

女儿读了墓碑上的文字，自然好奇爷爷的身世。不过，我们扫完墓就迫不及待地去山下竹林里挖笋子去了。

那把花锄，就是去年扫墓时特地买来挖笋的，今年又派上用场。我们兴高采烈地挖了十几斤春笋，装上车尾箱，打道回府。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跟女儿说起我祖父也就是她曾祖父的身世。

我的奶奶生二胎时难产去世，存活下来的女婴送去了育婴堂，不知所终。

再过五年，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日本军队占领了长沙周边，准备攻克长沙城。爷爷是民国政府粮食系统的员工，当时的工作就是下乡征粮。

这天，他与两位同事到了望城白马乡一带，夜里宿在一家农房里。第二天一早，日本兵一个小队包围了房子，把他们抓了出来。其中一个同事挣脱往田埂上跑，跑到几十米开外时被一个日本兵一枪打死。

我爷爷吓得作揖求饶，仍被日本兵捅了两刺刀，倒在血泊中。剩下那个同事被几个日本兵拖到旁边的一口水塘里，抓着他往水里按，按了扯起来又按，旁边的日本兵哈哈大笑。

突然，小队长吹起了哨子，日本兵集合，扛着枪走了。

整个事件现场其实不止日本兵和三个受害者，还有被惊动很快来围观的村民。日本兵一走，村民赶紧救起我奄奄一息的爷爷和水塘里那个淹得半死的同事。爷爷终因失血过多而死，那个同事倒出一肚皮水捡回半条命。

这个过程是我父亲听他的姑父说的，而姑父是去收尸时听围观的村民说的。据说，是爷爷他们前一天到达的那个村子的人，因为不愿缴纳军粮，便向附近驻扎的日本兵告发了他们。

姑父他们将我爷爷葬在了当地义山，失母丧父的父亲被他的姑姑、姑父收养。

1949年底，长沙刚解放，满怀血海深仇的父亲就瞒着他姑姑、姑父，跑去当兵，参加革命去了。

几十年里，父亲也许是工作、生活太忙，从来没有去寻找、祭扫过他父亲的墓，直到他退休以后。人到了一定年龄，有些事才变得重要和迫切。他找望城县委党史办和地方志办公室打听，但史志上没有任何记载。父亲只好几次三番从岳阳坐绿皮火车到长沙，让我开车陪他去望城乡下寻访。

好在这个事件一直在民间流传，每到一个村都有人听说过这件事。父亲一个村一个村地找，终于找到了这个村，而且找到一位老人，当时是个孩子，正是事件发生时围观者之一，包括上山安葬，都跟着去看了热闹，他很确定哪座是我爷爷的坟墓。

于是父亲又花了一年时间多次往返，修缮墓地，树立墓碑，还写了一篇祭文宣读。

说完这些，女儿像是听了一个遥远的故事。我不知她心里有何感想，只知道我小学五年级时哥哥带我到长沙看望年迈的姑爹，姑爹边抽着水烟，边跟我和哥哥说起爷爷惨死的情景，心中大为震撼，从此恨了日本人很多年。大学时组织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同学们谈感想，我满腔仇恨地讲述了爷爷的故事，控诉日本鬼子的残暴。但当时我向同学们隐瞒了爷爷作揖求饶的细节。

其实，爷爷的怕死，和日本兵的凶残，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人性有勇有怯，激于义愤便勇，心有挂碍便怯。

人性亦有善有恶，置于好的环境就向善，置于坏的环境就作恶。军国主义和侵华战争，就是释放日本兵人性之恶的潘多拉盒子。

爷爷作揖求饶、被刺倒地、失血濒死时，心里一直不甘、不舍的就是他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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