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时任荆南观察使的李拔，被湖广总督兼湖南巡抚吴达善调往省会长沙，参与会审一桩钦案——“姜正逃军案”。为了查清此案，乾隆皇帝在当年九月至十二月间，接连下了三道谕旨，可见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按照《大清律例》，逃军罪处罚极重：无论是出征还是驻防的将士，只要在营中逃亡，一律斩立决。战争结束前自首的，发配到各省驻防八旗为奴；战争结束后才自首的，依旧斩立决。姜正不过是个普通士兵，他的案子为何能惊动皇帝，连下三道圣旨？关键在于，此案牵连到了京城大员——户部左侍郎蒋赐棨，使得案情扑朔迷离。
蒋赐棨（1730—1802年），字戟门，江苏常熟人，贡生出身，历任云南府知府、江安督粮道、户部左侍郎、顺天府府尹、光禄寺卿，官至户部侍郎、仓场总督。由于朝中权贵势力的干扰，姜正供词中的重要细节迟迟无法查清，导致案件久拖不决。这个案子前后跨度十多年，又牵扯京官要员，时过境迁，核实供词的难度极大。湖广总督吴达善见案件棘手，便抽调办案能手李拔协助审理。抓获姜正后，李拔加紧审讯，力求尽快结案。
据姜正供述，蒋赐棨在担任江西饶九南道道员时，姜正曾前去投靠。两人见面后，姜正请求蒋赐棨推荐一个地方让他设馆教书，以此谋生。这件事很私密，没有其他人知道。见面结束后，蒋赐棨立即送他走，并没有留他在官署内居住，也不知道姜正已经是逃军。
审讯中李拔还得知，姜正原本姓蒋，名允焄，祖籍江苏常熟，幼年过继给姜姓人家为嗣，与蒋赐棨既是同姓又是同乡。李拔认定两人必定是亲族，因此断定蒋赐棨一定知道姜正的逃军身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为姜正安排了吃住，肯定有包庇行为。于是，李拔写成文书上报巡抚，再转呈乾隆皇帝。按照这个结论，蒋赐棨的包庇罪难逃。
蒋赐棨得知后不服，立即上书申诉。乾隆皇帝看过案情，也觉得姜正犯逃军罪无疑，但认定蒋赐棨是否隐瞒实情，还需要进一步核查。皇帝命令军机大臣当面传询蒋赐棨。军机大臣不敢怠慢，立即传询。蒋赐棨如实说明：自己与姜正（蒋允焄）虽同姓同乡，但并非同一家族，平时从无书信往来，根本不存在隐瞒包庇。
清乾隆三十八年九月，皇帝下旨给湖南巡抚吴达善。乾隆认为，姜正先前的供词支离破碎，没什么实料，而且他百般抵赖，还胆敢捏造皇帝谕旨，这种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供词可信度很低。皇帝命吴达善重新调查清楚，及时上报，依法论罪，并要求把蒋赐棨的所有奏章抄录寄来御览。吴达善接到上谕，立即组织李拔等人再次提审姜正。
果然，复审时姜正翻供了。他说，之前招供蒋赐棨给他写过推荐信等情节，全是他凭空捏造的。他这么做，是想让审案官员误以为自己与道员蒋赐棨关系非同一般，从而影响案件审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原来，早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姜正去蒋赐棨的道署时，只是说明同乡同姓、遇到困难来寻求帮助。两人见面后，蒋赐棨出于对家乡人的善意，确实安排姜正住在一座庙里，而且当时还有证人——扬州人蒋寿子同行。李拔得到这些新情况后，心里清楚，这基本上可以排除蒋赐棨的包庇罪。他赶紧将新进展上报巡抚吴达善，再转呈乾隆皇帝。
按理说，李拔等人先前没有仔细核查，办案不力，差点酿成冤案，皇帝顶多斥责几句也就过去了。但有人不肯放过李拔，借题发挥，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主观臆断，认为李拔是故意隐瞒新案情，“捏饰禀词，涉于欺罔”。是不是主观故意？实在难以说清。按照吏部的规矩，不能排除就等于有可能。于是在“莫须有”的罪名下，李拔蒙冤被革去现职。
为了把“姜正逃军案”查个水落石出，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朝廷又下谕旨给军机大臣。乾隆皇帝认为，姜正本是逃军，还敢捏造谕旨、假冒职衔，罪责难逃，已交刑部审核拟票，并传谕吴达善：待刑部回复文书送达之日，即将姜正正法。
皇帝还指出，姜正与蒋赐棨是否早就认识，姜正投奔蒋赐棨求荐幕馆、被送到庙里暂住等情节，与姜正“逃军罪”的轻重并无影响。但是否确有其事，或者只是姜正一面之词，这一点即便姜正抵赖，也必须查清楚。于是，皇帝下旨给江苏巡抚萨载，让他就近提审姜正的雇员、扬州人蒋寿子，取得笔录核实真相，据实上报。同月，又下旨给吴达善再次审讯姜正。据姜正供述，蒋赐棨写推荐信这一环节是捏造的，其他供词属实。皇帝要求将此案交江苏巡抚，提取姜正从前雇佣的蒋寿子，当面对质，真假立辨。随后，案件交由江苏巡抚萨载查讯。
同月，皇帝再次下旨：今天吴达善上奏，复审逃军姜正，据供称，蒋赐棨给荐书一节本是捏造，其余属实。请求交江苏巡抚提取姜正从前雇佣的江西人蒋寿子对质，不难辨明真伪。已交给萨载查讯。至于姜正作为逃军，还敢捏造谕旨、假冒职衔，本罪万死难逃。他供述与蒋赐棨认识及被款待的情节，无论虚实，都与他的罪名轻重无关，不必再为此拖延正法。此案现已交刑部核拟，开印后即可复奏。吴达善接到刑部回复后，立即将姜正正法。特此传谕。
“姜正逃军案”牵涉京城要员，取证困难，要让户部侍郎配合谈何容易。李拔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最终还是没能在第一时间取得“蒋赐棨确实送姜正住庙内，并有扬州人蒋寿子同行”等关键证据。导致案件反反复复，久拖不决。朝廷以李拔办案不力结案，乾隆皇帝甚为不满。此案牵扯高官要员，备受朝野关注。李拔深知此案非同寻常，极为重视，用心用力，审理仔细，但理想与现实往往相去甚远，他千辛万苦换来的却是一纸革职书。乾隆皇帝在上谕中批道：“李拔处分，实为自取。”
从李拔为官的一贯表现，以及他在处理此案过程中的辛劳来看，虽然他个人确有过失，但这个处分多少有些不公。审理“姜正逃军案”之后，李拔的仕途受到了沉重打击。
【简评】李拔办理“姜正逃军案”，可谓兢兢业业、尽心竭力。面对牵连京官要员的棘手案件，他不避艰难，反复审讯，力求水落石出。然而，他在前期审讯中未能及时核查姜正供词真伪，确实存在办案不细之过。但因此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革职，处分未免过重。李拔的遭遇，折射出清代官场办案的两难：既要顶住权贵压力，又要承受皇帝严苛问责。他虽有失察之责，却无欺罔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