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元康元年（291）三月，汝南王亮被任命为太宰，与太保卫瓘共同辅政。六月，楚王玮矫诏杀害汝南王亮与卫瓘；乙丑，楚王玮以擅杀汝南王亮、卫瓘的罪名被斩。
汝南王亮与楚王玮的相继被杀，揭开了持续十数年的“八王之乱”的序幕。
永康元年（300）三月癸未，贾后害愍怀太子司马遹。四月癸巳，赵王伦等人矫诏废贾后为庶人；甲午，赵王伦自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辅政。
永康二年正月乙丑，赵王伦篡位。
以赵王伦废杀贾后为标志，“八王之乱”进入了影响更为深远的第二阶段。
光熙元年（306）五月，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颍败走南山，奔于宛。九月，顿丘太守冯嵩执成都王颖，送之于邺。十月，范阳王虓长史刘舆害成都王颖。十二月，南阳王模杀河间王颙于雍谷。
永嘉元年（307）正月，以太傅东海王越辅政。
东海王越击败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夺取辅政权力，标志着“八王之乱”的最终结束。
作为西晋中后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八王之乱”历来备受前贤时彦的重视，积累了很多成果【1】，以笔者所见，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目前对“八王之乱”的研究主要集中对其对爆发原因的讨论上。
景有泉、李春祥二位先生曾将各家所论的“八王之乱”爆发原因总结为“封国置军说”、“宗王出镇说”“、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说”、“朋党纷争说”等十三种意见【2】。在此文发表后，鲁力先生又提出“‘八王之乱’的爆发是因为皇权与门阀这一矛盾存在”的新观点【3】。
这表明“八王之乱”的爆发原因非常复杂，每种意见往往既有可取之处也有可商榷之处。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因素对于“八王之乱”爆发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区分其中的核心、主要与次要因素是必要且重要的。
第二，过往研究多将“八王之乱”视作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并试图分析出其中的共同点以作为解释“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的重要论据。
如前所述，“八王之乱”历时十余年，从永平元年楚王玮被杀到永康元年赵王伦矫诏废贾后，其间的九年政治较为稳定。以此为界限可以将“八王之乱”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波及范围相对较小，呈现出宫廷政变的特点；第二阶段的烈度则明显提高，地方州郡开始介入并影响政局走向。
因此，将“八王之乱”视作一个整体，很容易忽略前后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并且即使是在“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每一次的内乱过程、波及范围以及性质也都是不尽相同的。
第三，过往研究缺乏对于内乱诸王及其政治军事集团的个案分析。
就笔者所见，林校生先生曾对赵王伦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考察，指出赵王伦政治军事集团的人员组成情况以及赵王伦政变的的社会基础【4】；张金龙先生则从禁卫军权这一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杨、贾之争”、“贾后专政”“赵王伦政变”以及“齐、成都、东海诸王专政”等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及与禁卫军权的关系【5】；日本学者福原启郎先生对成都王颖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其政治军事集团的人员组成情况以及内部矛盾进行了剖析【6】。
整体而言，对诸王及其内乱的个案研究尚有较大程度的开拓空间，而只有对个案进行了深入考察，才能对“八王之乱”有着较为清晰的全局把握。
下面笔者将在前贤时彦研究基础上，以个案研究为视角对“八王之乱”加以考察，以期加深对“八王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
二 “长沙王乂之乱”始末
永宁元年（301）六月甲戌，诏以齐王冏为大司马，辅政。
永宁二年十一月，翊军校尉李含由于与齐王冏参军皇甫商等人存在矛盾，惧祸出奔河间王颙，诈称受晋惠帝密诏，使河间王颙诛齐王冏，河间王颙遂上表陈齐王冏罪状并举兵。
十二月，河间王颙传檄长沙王乂以为内主，齐王冏内心不安，派遣心腹爱将董艾先发制人袭击长沙王乂，齐王冏与长沙王乂连战三日，齐王冏大败，为长沙王乂所杀，改元太安。
太安二年（303）七月，河间王颙潜使侍中冯荪、河南尹李含、中书令卞粹等人袭击长沙王乂，为长沙王乂所诛。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以此为由联合起兵讨伐长沙王乂。
八月，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上表请诛尚书右仆射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并遣长沙王乂归国。惠帝下诏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御河间王颙。
河间王颙以张方为都督，将精兵七万，自函谷东趋洛阳。成都王颖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南向洛阳。
乙丑，长沙王乂使皇甫商将万余人拒张方于宜阳。
九月壬子，张方袭皇甫商，败之；甲申，成都王颖进屯河南，阻清水为垒；丙申，帝幸缑氏，击走牵秀。张方入京城，石超进逼缑氏。
十月壬寅，帝还宫；丁未，败牵秀于东阳门外，成都王颖遣将军马咸助陆机；戊申，长沙王乂奉帝与陆机战于建春门，同时派遣司马王瑚击斩马咸，陆机军遂大败，石超遁去。长沙王乂复奉帝攻张方，张方兵望见乘舆，皆退走，张方军遂大败，死者五千余人，退屯十三里桥，寻夜潜进，于距离洛阳七里处筑垒。
十一月，长沙王乂引兵攻张方营垒，不利。成都王颖进兵逼京师，张方决千金堨。
太安三年正月癸亥，东海王越潜与殿中诸将擒长沙王乂【7】；甲子，幽长沙王乂于金墉城，改元永安；丙寅，长沙王乂为张方所害。
以上便是“长沙王乂之乱”的大致始末原委，整个过程中主要有李含冯荪谋反与河间王颙起兵等重大事件。下面，笔者以上述重大事件为切入点，考察支持与反对长沙王乂的力量。
三 长沙王乂的支持与反对力量
李含是秦州陇西人，出自寒门，少侨居雍州始平郡。
李含初为门亭长，晋武帝咸宁年间，刺史郭奕将其擢为州别驾【8】。寻举秀才，自太保掾转秦国郎中令，领始平中正。
元康元年（291），李含坐秦王柬薨后除丧事，被退割为五品。岁余，被任命为寿城邸阁督，迁始平令。
永康二年，赵王伦篡位后，孙秀以李含为东武阳令。河间王颙上表请以李含为征西司马，转为征西长史，深受河间王颙的信任。不久，齐王冏起兵讨伐赵王伦，河间王颙加李含龙骧将军，使统领席薳、张方响应义师。
赵王伦被诛杀后，齐王冏征召李含担任翊军校尉，由于与齐王冏所信任的皇甫商、夏侯奭、赵骧等人有宿怨，李含心不自安，遂出奔于河间王颙，诈称受惠帝密诏，使河间王颙诛齐王冏。
河间王颙起兵后，拜李含为都督，统领张方等人东向洛阳，长沙王乂诛杀齐王冏后，李含方才率军旋师。李含向河间王颙献计擒杀秦州刺史皇甫重，其谋为皇甫重所知，皇甫重遂借机起兵，长沙王乂为了调解二人，诏使皇甫重罢兵，征李含为河南尹【9】。李含入朝后，河间王颙密使李含与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等人袭击长沙王乂，皇甫商向长沙王乂告知了河间王颙的阴谋【10】，长沙王乂遂杀害李含等人。
卞粹是兖州济阴人，其父卞统曾任琅邪内史【11】。
卞粹以清辩鉴察称，在惠帝初年担任尚书郎；元康元年，超拜尚书右丞，封成阳子，迁至右军将军【12】。
永康元年，赵王伦害卞粹岳父张华，卞粹也坐免官，寻为赵王伦任命为从事中郎【13】。齐王冏辅政后，以卞粹为侍中、中书令，进爵为公。在齐王冏辅政期间，时任中书令的卞粹曾经与侍中冯荪一起往喻成都王颖入朝辅政【14】。长沙王乂辅政后，河间王颙潜使卞粹与侍中冯荪、河南尹李含等人袭击长沙王乂，为长沙王乂所诛。
冯荪是司州魏郡人，其父冯播曾任大宗正【15】，其外祖李胤曾任司徒【16】。
冯荪少以才悟，识当世之宜【17】。武帝世，冯荪曾任侍中【18】；太康十年（289），担任愍怀太子广陵王文学【19】。至迟在齐王冏辅政时期，冯荪已复任侍中，并与卞粹一起往喻成都王颖入朝辅政。冯荪是河间王颙党羽【20】，长沙王乂辅政后，河间王颙潜使冯荪与卞粹、李含等人袭击长沙王乂，为长沙王乂所诛。
就出身与仕宦经历而言，卞粹、冯荪与李含有显著不同，李含出身寒门，而卞粹与冯荪出身于仕宦之家；李含久在地方，而卞粹与冯荪则多在中央任职。
就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等外藩的关系而言，李含曾任河间王颙征西司马、征西长史等职，是河间王颙的心腹；冯荪也是河间王颙的党羽；卞粹与河间王颙的渊源不可考，可能在他往喻成都王颖入朝辅政的过程中与成都王颖相接触，之后经由成都王颖结识了河间王颙。
李含、卞粹与冯荪的情况表明，长沙王乂辅政时期，朝中存在着一股亲外藩势力，他们的出身、仕宦情况以及与外藩的关系都不尽相同，这体现了中央政局的复杂性。
除了上述三人之外，牵秀和诸葛玫也是可考的朝中亲外藩势力。
牵秀是冀州武邑人，其祖牵招是曹魏名将，曾任雁门太守；其叔父牵弘，曾任曹魏振威护军【21】。
牵秀博辩有文才，性豪侠，弱冠得美名。武帝太康中，出任新安令，历任博士【22】、司空从事中郎等职。因为与帝舅王恺忿争，被免官，后为司空张华请为长史。
太安二年五月，义阳蛮张昌作乱，占据江夏，长沙王乂遂派遣牵秀讨伐张昌，牵秀便借机出奔成都王颖。
诸葛玫是徐州琅邪人，其祖诸葛绪曾任卫尉，其父诸葛冲曾任廷尉，其兄诸葛诠曾任兖州刺史【23】。
诸葛玫浮躁有才辩，其仕宦情况不可考，在长沙王乂辅政时期，他担任长沙王乂骠骑从事中郎，借机出奔邺城，投靠成都王颖【24】。
《资治通鉴》将牵秀、诸葛玫的出奔系于太安二年七月长沙王乂诛杀李含、卞粹与冯荪后，这表明李含等人之死对于朝中的亲外藩势力是一种极大地打击与震慑。
值得注意的是，《晋书·谢鲲传》载：
长沙王乂入辅政，时有疾鲲者，言其将出奔。乂欲鞭之，鲲解衣就罚，曾无忤容。
由此可知，长沙王乂对于朝中亲外藩势力的态度是非常敏感和警惕的，长沙王乂的这一心态也被朝中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甚至逐渐演变为构陷政敌的罪名。
另一方面，河间王颙对于朝中亲外藩势力的存在是心知肚明的，并且有意识地对此加以利用。他潜使冯荪、卞粹与李含等人袭击长沙王乂的举动极为高明：如果袭击取得成功，那么河间王颙可以兵不血刃地夺取权力；如果袭击失败，那么河间王颙就可以以此为由兴兵讨伐长沙王乂。
李含等人死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便迫不及待地联合起兵讨伐长沙王乂，双方开始兵戎相见。
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所率领的军事力量主要由三股势力组成。
第一股势力是都督兵。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的本传中虽未明言他们担任都督，但是从出镇之时“平北将军，镇邺”、“平西将军，镇关中”的将军号与出镇地点以及前任都督的迁转情况来看，他们出任都督殆无可疑，万斯同《晋方镇年表》径书成都王颖任都督邺城守事，河间王颙任都督【25】，可从。
第二股势力是州郡兵。前辈学者业已指出，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武帝时期“悉去州郡兵”并非符合史实【26】。考之史实，早在“三王举义”之时，担任豫州部从事的陈頵就曾受到派遣，率领军队支持齐王冏【27】，其所率领是州兵。长沙王乂为了调解李含与皇甫重，诏使皇甫重罢兵，征李含为河南尹，其结果是“含既就征，重不奉诏，颙遣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四郡兵攻之”【28】，游楷、韩稚等人所率领是郡兵。长沙王乂死后，惠帝“逼于河间王颙，密诏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以讨之”【29】，刘沈、皇甫重所率领的也是州兵。
第三股势力是地方上的义士。齐王冏在起兵后，便移檄天下，由此“中州人在军者皆欲赴义”【30】；取假拜扫坟墓的潘尼，听闻齐王冏举义，便启程前往许昌【31】；寓居萧沛之间的孙惠，听闻齐王冏举义，便单身赴之，并且以功封侯【32】。这些义士应当不在少数，赵王伦被诛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跟随成都王颖返回邺城，其中欲归者为成都王颖所遣【33】。笔者由此推测，这些义士中想要建功立业者，应当被成都王颖纳入麾下。
长沙王乂所率领的军事力量则主要由两股势力组成。
第一股势力是长沙国与常山国的国兵。
“三王举义”后，其时被贬为常山王的司马乂率领国兵响应，自常山经赵国、邺城而至洛。齐王冏派遣心腹爱将董艾袭击长沙王乂时，长沙王乂率领左右百余人急赴宫中迎奉天子与齐王冏相攻，这些在长沙王乂身边的侍卫，应当就是跟随其入洛的国兵。
在李含等人被杀后，成都王颖也曾派遣刺客试图刺杀长沙王乂，发现刺客的正是侍卫长沙王乂左右的长沙国左常侍王矩【34】。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举兵后，常山人王舆合众万余，想要偷袭成都王颖【35】，由此可见常山人对于长沙王乂的支持，进一步推测，长沙王乂麾下的常山人应该不在少数。
第二股势力是禁卫武官与宫中侍从。
长沙王乂迎奉天子后，部分禁卫武官和宫中侍从就此倒戈，跟随长沙王乂讨伐齐王冏。荀勖之子荀藩时任黄门侍郎，从驾讨齐王冏，并因功封西华县公【36】；胡毋辅之时任尚书郎，也凭借着讨伐齐王冏的功绩，赐爵阴平男【37】。
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起兵后，长沙王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是抵御二王的核心力量【38】。张方袭败皇甫商后进攻西明门，长沙王乂奉帝攻张方，所率领的正是中军左右卫【39】。
东海王越潜与殿中诸将擒长沙王乂后，还有一些禁卫武官同情长沙王乂功败垂成，试图将长沙王乂救出继续抵御成都王颖【40】。这体现了禁卫武官对于长沙王乂的支持，同时也表明长沙王乂在禁卫武官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四 长沙王乂辅政后的权力结构
齐王冏伏诛后，长沙王乂开始辅政。笔者以《晋书》与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41】的记载为基础，辅以考证，将长沙王乂辅政时朝中重臣的信息汇总成表一：
表一：长沙王乂辅政后朝中重臣信息表
通过表一我们发现，在长沙王乂辅政时期，除了尚书右仆射和中书令二职人员有所变化外，其余朝中重臣基本上承袭了齐王冏辅政时期的人事安排。这与赵王伦与齐王冏在辅政后进行大范围的人事调整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一变化值得我们注意。
下面，笔者以《晋书》相关记载为基础，辅以考证，将长沙王乂辅政后可考的主要征拔人员信息汇总成表二：
表二：长沙王乂辅政后征拔人员信息表
由表二可以看出：第一，就表二诸人的身份属性而言，在十人中，出身寒门的仅有一人。这表明了长沙王乂对世家大族的看重，也反映了西晋中后期寒门仕进之难。
第二，相较于赵王伦和齐王冏，长沙王乂在辅政后征拔人员的数量有明显下降，并且这些人员也多仕于长沙王乂骠骑将军幕府中，这似乎说明长沙王乂征拔人员的主要目的是充实幕府，而非试图改变朝中的权力结构。
第三，在表二所列的十人中，有七人曾为齐王冏征拔，这表明长沙王乂同样基本上承袭了齐王冏辅政时期的人事安排。
要之，长沙王乂辅政后基本上并未对朝中的权力结构进行过多调整，笔者认为这一安排背后反映了长沙王乂对自身辅政合法性构建的尝试。
齐王冏在辅政后采取了三方面的举措以构建自身辅政的合法性：首先，齐王冏通过采取征辟齐王攸故吏【43】、居攸故宫【44】的手段，进一步强化其齐王攸之子的身份；其次，齐王冏积极征拔曾经参与“三王举义”的人员，如刘暾、陈頵、桓彝等人，此举有助于在朝野之中进一步强化“三王举义”的功绩与意义；最后，齐王冏积极征拔不依附赵王伦的人员，如高光、潘尼、孙惠等人，此举是对他们政治态度的表彰，从而进一步将赵王伦牢牢地钉在篡逆的耻辱柱上。
而长沙王乂是武帝之子，他在太康十年受封长沙王并被拜为员外散骑常侍；太熙元年（290）转为步兵校尉，执掌禁军；永平元年，坐与楚王玮同母被贬为常山王，之国。
在响应“三王举义”前，长沙王乂并未担任过要职，在朝野内外也没有一定的影响力，他辅政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参与了“三王举义”。
因此，长沙王乂想要构建自身辅政的合法性，只能再次强化“三王举义”的功绩与意义，所以他不仅不能否定齐王冏辅政的合法性，反而需要继承齐王冏时期所形成的权力结构。
另一方面，长沙王乂非常注意惠帝对于加强自身辅政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早在与齐王冏相攻之时，迎奉天子就是长沙王乂能够在实力明显弱于齐王冏的情况下【45】得以反败为胜的关键。
惠帝的天子身份以及影响力，使得长沙王乂讨伐齐王冏的行为更具备合法性，这就使得一些原本在二者之间迟疑观望的中立者选择支持长沙王乂。事实上，长沙王乂选择迎奉天子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时任司隶校尉的刘暾是重要参与者，他也因此受封朱虚县公【46】。
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起兵后，惠帝下诏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以抵御河间王颙，这就使得二王举兵的性质是谋逆，长沙王乂抵御二王的行为是正义之举。
双方兵戎相见后，惠帝先后亲临十三里桥、宣武、石楼、河桥、偃师、豆田、缑氏等地，在这一过程中，惠帝的天子身份以及影响力再次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其中尤以西明门之战最为典型。进攻西明门之前，张方刚刚在宜阳大败皇甫商，气势正盛。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长沙王乂迎奉惠帝讨伐张方，方军望见乘舆，开始小退，张方止之不得，方军遂大败。而在张方退屯十三里桥后，长沙王乂复引兵攻张方营垒，却反为张方所败，这表明仅凭长沙王乂恐怕是无法击败张方的，西明门之战的胜利主要依靠的是惠帝的天子身份以及影响力。
五 长沙王乂政治军事集团
长沙王乂辅政期间，有所谓“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的评价【47】，二王起兵之时，也以讨后父尚书仆射羊玄之与皇甫商为名。这似乎说明，羊玄之与皇甫商是长沙王乂政治军事集团（以下简称长沙王乂集团）中的核心成员。
考之史实，羊玄之之女羊献容被立为皇后在永康元年十一月【48】，此时赵王伦自为相国辅政，赵王伦宠臣孙秀专权，羊献容外祖孙旂与孙秀交好，故而孙秀向赵王伦建议立羊献容为后。
羊玄之初为尚书郎，以后父的身份拜为光禄大夫、特进、散骑常侍，受封兴晋侯。永宁二年，羊玄之接替乐广出任尚书右仆射，时在齐王冏辅政时期。长沙王乂辅政后，并未进一步拔擢羊玄之。
由此可知，羊玄之的发迹实在赵王伦、齐王冏辅政时期，长沙王乂不过是继承了齐王冏时期的人事安排而已。
皇甫商是雍州安定人，安定皇甫氏是州内豪族【49】。皇甫商在赵王伦辅政时期被任命为梁州刺史【50】，赵王伦被诛杀后，去职还都，齐王冏任命皇甫商担任大司马参军，齐王冏被诛杀后，长沙王乂任命皇甫商担任骠骑参军。
由此可知，皇甫商的情况与羊玄之类似，他的发迹也在赵王伦、齐王冏辅政时期，长沙王乂同样是继承了齐王冏时期的人事安排。
因此，虽然二王起兵是以讨伐后父尚书仆射羊玄之与皇甫商为名，但是羊玄之与皇甫商事实上并非是长沙王乂集团中的核心成员。
而在长沙王乂征拔的其他人中，只有曹摅在长沙王乂被害后坐免官，包括曾向长沙王乂建议派遣雍州刺史刘沈发兵袭击河间王颙的祖逖【51】在内的其余诸人的仕宦并未受到影响。因此，长沙王乂所征拔的人员绝大多数都不是其政治军事集团中的核心成员。
史料中唯一可见的被视作长沙王乂党羽的是汝南王亮之子西阳王羕【52】，但是就西阳王羕的仕宦经历而言，他与长沙王乂并未有太多交集，因此只能推测西阳王羕是在长沙王乂辅政后方才与之结交并被长沙王乂引为心腹的。
除此之外，长沙王乂集团的核心成员应该包括长沙国与常山国的国兵以及支持长沙王乂的禁卫武官与宫中侍从。他们与长沙王乂有着共同的利益，并且在长沙王乂的率领下与二王进行了激烈的军事斗争。
禁卫武官与宫中侍从支持长沙王乂的原因较为复杂。
在惠帝初年的政治斗争中，禁卫武官扮演了重要角色【53】。愍怀太子被废后，同情太子的禁卫武官与东宫旧臣们群情激奋，试图营救太子，而执政的张华等人虽然并不完全支持贾后，但是却也无力加以制衡，更无意废黜贾后，右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等人只能另寻出路。而时任右军将军的赵王伦其人“执兵之要，性贪冒”，身为宗室又深受贾后信任，是较为合适的人选，双方私下接触后，一拍即合，凭借着司马雅、许超等禁卫武官的支持，赵王伦在诛杀贾后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较为激烈的抵抗。
而宫中侍从由于久在殿中，熟悉宫中内情，往往可以作为内应。在愍怀太子被废后，密谋废黜贾后的宫中侍从就有殿中中郎士猗、通事令史张林、省事张衡与殿中侍御史殷浑等人。在赵王伦起兵后，华林令骆休为内应，迎惠帝临幸东堂，为成功废黜贾后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辅政后，赵王伦大开封赏，“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在篡位后，“其余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纪，至于奴卒斯役亦加以爵位”，受封的禁卫武官与宫中侍从当不在少数，他们与赵王伦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同盟关系，因此他们是赵王伦坚定的支持者。
在“三王举义”的过程中，领兵出战的将领也多为原禁卫武官。例如帅兵九千自崿阪关出的前军将军闾和曾任右卫佽飞督，帅兵八千自成皋关出的镇军将军司马雅曾任右卫督，帅宿卫兵三万以拒成都王颖的许超曾任常从督。
在赵王伦兵败后，“凡与伦为逆豫谋大事者：张林为（孙）秀所杀；许超、士猗、孙弼、谢惔、殷浑与秀为王舆所诛；张衡、闾和、孙髦、高越自阳翟还，伏胤战败还洛阳，皆斩于东市；蔡璜自阳翟降齐王冏，还洛自杀”，这些依附赵王伦的禁卫武官与宫中侍从受到了惨烈清算。
因此，三王之中接替赵王伦辅政的齐王冏，成为了这些禁卫武官所仇恨的对象。因为生擒孙秀立下大功而被赦免的左卫将军王舆【54】，作为唯一幸免的赵王伦集团中的核心成员，成为这些反对齐王冏的禁卫武官的首领。王舆暗中联络东莱王蕤，密谋共同废黜齐王冏，由于密谋泄露，东莱王蕤与王舆俱被诛杀。
在齐王冏与长沙王乂相攻的过程中，部分禁卫武官和宫中侍从倒戈，跟随长沙王乂讨伐齐王冏。这其中固然有长沙王乂迎奉惠帝使得其讨伐齐王冏的行为更具备合法性的原因，禁卫武官与宫中侍从对于齐王冏的仇恨也应当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国兵与禁卫武官的支持使得长沙王乂的军事力量不容小觑，从而在与二王的军事斗争中互有胜负。但是国兵与禁卫武官的数量相较于二王所率领的都督兵与州郡兵有着明显的劣势，并且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兵与禁卫武官也很难得到迅速补充，在战争后期兵源紧缺的情况下，长沙王乂只能“发奴助兵”【55】。
另一方面，张方决千金堨后水碓皆涸，由此导致“公私穷踧，米石万钱”【56】。但是即使在“战久粮乏，城中大饥”的不利局面下，长沙王乂率领的绝大多数军士们依然“将士同心，皆愿效死”【57】，士气极为高涨。这使得张方认为洛阳不能迅速攻下，想要回师长安。恰在此时，东海王越暗中联络部分殿中诸将生擒长沙王乂，长沙王乂抵御二王的军事行动最终功败垂成。
注释：
【1】代表研究有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汤勤福：《“八王之乱”爆发原因新探》，中州学刊，1987年第6期；张金龙：《关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若干问题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杨光辉：《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景有泉、李春祥：《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5期；张金龙：《“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2】景有泉、李春祥：《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
【3】鲁力：《“八王之乱”成因新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4期；
【4】林校生：《西晋“赵王伦起事”社会基础辨略》，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5】张金龙：《“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
【6】福原启郎：《西晋时代宗室诸王的特质——以八王之乱为线索》，收入氏著《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93—222页；
【7】东海王越擒长沙王乂一事，《晋书·惠帝纪》系于太安二年十一月癸亥，《资治通鉴》系于太安三年正月癸亥，《资治通鉴考异》对此有详细考证，可从；
【8】房玄龄等著：《晋书·郭奕传》，中华书局1974年，1289页；
【9】房玄龄等著：《晋书·皇甫重传》，1638页；
【10】房玄龄等著：《晋书·河间王颙传》，1620页；
【11】房玄龄等著：《晋书·卞壶传》，1866—1867页；
【12】《晋书·赵王伦传》载卞粹官职为左军将军，《晋书·何攀传》载卞粹官职为左将军，未知孰是；
【13】房玄龄等著：《晋书·赵王伦传》，1601页；
【14】房玄龄等著：《晋书·成都王颖传》，1617页；
【15】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赏誉篇》注引《晋后略》，中华书局2015年，478页；
【16】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赏誉篇》，478页；
【17】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赏誉篇》注引《八王故事》，478页；
【18】房玄龄等著：《晋书·武元杨皇后传》，953页；
【19】房玄龄等著：《晋书·愍怀太子传》，1457页；
【20】房玄龄等著：《晋书·李含传》，1644页；
【21】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牵招传》，中华书局1982年，733页；
【22】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牵招传》注引《冀州记》，733页；
【23】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钟会传》注引《百官名》、《兖州记》，791页；
【24】房玄龄等著：《晋书·应詹传》，1857页；
【25】万斯同：《晋方镇年表》，收入《两晋南北朝十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91页；
【26】代表研究有黄惠贤：《西晋末罢“州郡兵”释》，《武汉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丛》（史学专辑），1979年；杨光辉：《晋武帝“悉去州郡兵”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陈玉屏：《“晋武帝罢州郡兵说”是如何形成的》，许昌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27】房玄龄等著：《晋书·陈頵传》，1892页；
【28】房玄龄等著：《晋书·皇甫重传》，1638页；
【29】房玄龄等著：《晋书·惠帝纪》，102页；
【30】房玄龄等著：《晋书·郗鉴传附郗隆传》，1807页；
【31】房玄龄等著：《晋书·潘岳传附潘尼传》，1515页；
【32】房玄龄等著：《晋书·孙惠传》，1881页；
【33】房玄龄等著：《晋书·成都王颖传》，1617页；
【34】房玄龄等著：《晋书·长沙王乂传》，1613页；
【35】房玄龄等著：《晋书·成都王颖传》，1617页；
【36】房玄龄等著：《晋书·荀勖传附荀藩传》，1158页；
【37】房玄龄等著：《晋书·胡毋辅之传》，1379—1380页；
【38】房玄龄等著：《晋书·东海王越传》，1623页；
【39】房玄龄等著：《晋书·河间王颙传》，1620页；
【40】房玄龄等著：《晋书·长沙王乂传》，1614页；
【41】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收入《两晋南北朝十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35页；
【42】世族指的是以血缘关系作为纽带，其成员由于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从而使其在仕宦上具备一定优势的家族集团；豪强指的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有许多家庭或者个人主要因为经济原因与之产生依附关系的集团。笔者沿用了毛汉光先生以“三代之中有两代居官五品”作为世族、豪强与寒门划分标准，参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141—142页；
【43】房玄龄等著：《晋书·刘殷传》，2288—2289页；
【44】房玄龄等著：《晋书·齐王冏传》，1606页；
【45】房玄龄等著：《晋书·长沙王乂传》，1613页；
【46】房玄龄等著：《晋书·刘毅传附刘暾传》，1613页；
【47】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篇》，95页；
【48】房玄龄等著：《晋书·惠帝纪》，96页；
【49】房玄龄等著：《晋书·李含传》，1641页；
【50】房玄龄等著：《晋书·李含传》，1643页；
【51】房玄龄等著：《晋书·刘沈传》，2306页；
【52】房玄龄等著：《晋书·汝南王亮传附司马羕传》，1594页；
【53】张金龙：《“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
【54】房玄龄等著：《晋书·赵王伦传》，1605页；
【55】房玄龄等著：《晋书·惠帝纪》，101页；
【56】房玄龄等著：《晋书·惠帝纪》，101页；
【57】房玄龄等著：《晋书·长沙王乂传》，16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