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抱着一个咸菜坛子,从北京走到长沙
1937 年秋天，清华大学长沙临时校门口跑来一个浑身脏兮兮、蓬头垢面的乞丐，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死死抱着一个咸菜坛子，要见梅贻琦校长。门卫轰他，他不走。这时候梅校长正好走出来，他用嘶哑的声音喊了一声，拉住梅贻琦的衣袖，放声大哭。梅校长低头细看，这个乞丐竟是物理学教授赵忠尧。他怀里的咸菜坛子里藏着一个铅筒，里面装着 50mg 放射性实验镭，这是他当年离开英国剑桥大学时，物理学家卢瑟福亲手赠予的珍贵材料，直到今天都是被全世界禁运的物资，如果落到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日军占领北京时，赵忠尧冒险请回清华实验室，在一堆废墟中拼命找到了这包镭。放在铅筒里怕不安全，他找了个咸菜坛子，从北京走到长沙，一个多月，1400 多公里，铅筒上的放射性物质不断侵蚀他的胸口，肋骨被磨出两道深深的血痕。当他从坛子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中国仅有的 50mg 雷放到梅校长面前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很少有人知道赵忠尧。但如果我说说他的学生，你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人把赵忠尧称作“大师的老师”。 他的学生里有8位是“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核武器设计）- 彭桓武（核反应堆理论）- 钱三强（原子能科学组织）- 邓稼先（原子弹设计）- 朱光亚（核科技规划）- 周光召（核武器理论）- 程开甲（核试验技术）- 唐孝威（核探测器研发），更让人震撼的是，另两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后来成了诺贝尔奖得主，同样尊称他一声“老师”。他们追随赵忠尧走进了物理学的殿堂，最终在这位大师的荫庇下，完成了中国科学最华丽的传承。 而这一切的源头，要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说起。 1929年，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论文时，做了一个后来证明会影响整个物理学界的实验。他选择研究“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在实验中发现γ射线的高能量光子束通过重金属铅时会出现“反常吸收”，伴随产生一种“特殊辐射”——后来才明白，那一闪而过的微光，就是正负电子对湮灭的证据。他将这一重大发现写成两篇论文公开发表。这意味着，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观测到正电子的人，第一个发现了反物质的物理学家！ 然而，1936年的诺贝尔奖，却颁给了比他晚了整整两年才发现正电子径迹的安德森。安德森本人在回忆录中承认：“我的研究是受赵的启发才做的。” 但赵忠尧对此不甚在意。他远渡重洋，从来不是为了拿一个诺贝尔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踏上了回国的船。1936年诺奖揭晓时，他正在西南联大一间简陋的教室里手把手教学生组装实验设备，为国家积攒着哪怕一丝一毫能与强国比拼的底气。他心里想的就是一件事：灾难深重的祖国，需要有人来做这些事。1946年，美国试爆原子弹。赵忠尧作为中国代表受邀参观。比基尼岛上腾起蘑菇云，各国代表一片惊叹，赵忠尧却一言不发。他冷静地看完后，就悄悄跑到美国各大高校实验室里学习加速器制造技术、购买核心元件，钱不够就记下参数回国自己造。1950年准备回国时，美国连发三道拦截令阻止他。途经日本，他直接被扣留。台湾方面派人来劝他去台，被他断然拒绝：“我是中国人，就是死，也要死在祖国的怀里！”两个多月后，他才终于被释放。 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他建成了我国第一台70万伏和第二台200万伏质子静电加速器。后来钱学森曾坦言：“赵教授带回来的设备，在当时的中国是搞不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我们才能快速研发核武。”以静电加速器为基础，他又主持建立了核物理实验室，为两弹一星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8年5月28日，赵忠尧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当年，有90%的中国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世人也许忘了赵忠尧，但“两弹一星”的光芒里少不了他撒下的种子。他曾说过：“一个人有了学问，如果不能为国家效力，他一定不会安心。”这句话简单得像个常识，但一个世纪以来，践行这个常识的人并不多。赵忠尧做到了，而且不求任何回报。 一位科学巨匠，曾背着一介布衣的装扮，为国家拼过命，为国家装过灯。 他离去后的今天，我们至少可以在5月28日这个日子，轻轻说一声：赵老，我们记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