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一年夏,四川犍为县人李拔服丧期满,被起复出任湖南长沙知府。这一年,他五十三岁。
李拔从知县、同知到知府,在湖北、福建等地做了二十多年地方官。他勤于思考,勇于任事,清正廉洁,曾以榕树自勉:“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在长沙,他任知府、护理湖南驿盐道等职,虽然时间不长,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
李拔到任长沙不久,便专程去岳麓山拜谒岳麓书院。那座千年学府是湖湘文化的根脉所在。他站在书院门前,提笔写下《自卑亭铭》,借用“登高必自卑”的古训提醒自己:面对世事之巍峨,个人虽然渺小,但关键在于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份清醒与谦恭,像一条看不见的线,贯穿了他在长沙的全部施政。
长沙是湖南省会,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各大衙门都挤在这里,政务繁重。李拔心里清楚,知府虽然不是高官,却是连接朝廷与百姓的关键一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民生疾苦上,而不是官场应酬之中。
他深知水利对农业和百姓生计的重要。到任后,便积极推动长沙地区的水利建设,组织修缮和疏浚了多条河流、渠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主持修复了湘江沿岸的部分堤防。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滋养万民的同时,也时常泛滥成灾。李拔亲自踏勘沿岸,组织民众加固堤坝、疏浚河道。洪水来袭时,那些堤坝稳稳地立在那里,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便有了保障。
李拔也注重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他推动修建道路、桥梁,改善了长沙的交通状况。道路通畅了,百姓出行方便了,城里的买卖也随之活跃起来。这些事看起来琐碎,其实件件关系民生冷暖。李拔觉得,当官不能只盯着赋税和政绩,更要看到老百姓每天走过的路、过的桥。他把这些不起眼的事情一件件落到实处,让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变化。
他还对长沙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保护和重修。长沙府学、文庙这些老建筑,在他的主持下得以保存和传承。府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文庙是祭祀先贤的场所,它们承载着湖湘文脉,关系着地方教化。李拔认为,当官不仅要管好眼下的民生,还要为后世守住文化的根。这些举措,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实物资料,也体现了一位循吏对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
李拔还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在长沙任职期间,他推动设立了多个救济机构,为孤寡老人、贫困家庭和受灾群众提供食物、衣物和医疗救助。他还鼓励当地富商和士绅参与慈善活动。李拔出身农家,深知百姓疾苦。在他看来,当一任官,如果连最困难的人都得不到基本保障,那就是失职。
长沙地处湖南,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接壤。李拔注重维护民族团结,积极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通过政策扶持和经济援助,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他深知,边疆的稳定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和睦相处,而和睦的基础是相互尊重与共同发展。这些举措,体现了他作为一方长官的大局意识。
清乾隆三十三年正月,李拔还以长沙知府的身份暂时代理湖南驿盐道事务。清代官制中,这称为“护理”,即由品级较低的官员暂时代理高级职务。湖南驿盐道专门负责盐务和驿道。盐是百姓日常所需,盐税又是国家财政大宗,管盐引、定盐价、征盐税,件件关乎国计民生。驿道则是古代的“国道”加“邮政专线”,朝廷政令、前线军情全赖驿站传递。李拔既要负责湖南境内驿道的维修养护,保证其正常运转,又要处理盐引发放、盐税征收、钱粮核查等繁杂事务。
盐务利益巨大,容易滋生贪腐;驿道管理琐碎繁杂,需要精打细算。李拔出身农家,知道老百姓买盐有多不容易。加上他辗转多地,经验丰富——曾在湖北劝种树木、兴修水利,在福建革除弊政、加强海防——面对驿盐道的差事,自然是实心任事、清正自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的一份档案,记录湖南巡抚方世隽上报《察核湖南省护理驿盐道李拔交代驿盐钱粮事》,正是李拔在此期间负责钱粮交接与核查的见证。护理时间虽然不长,却映照出一位循吏无论身处何位都心系百姓、克己奉公的品格。
李拔在长沙的政绩,不仅体现在社会治理上,更体现在他对民生的关怀、对文化的传承、对民族团结的重视上。他把百姓的事放在第一位,把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处理公务、体察民情。据记载,他曾如实向上反映时任湖南巡抚“成天饮酒,除办理必要奏折外,其他公务一概不闻不问”的情况,后来经核实,该巡抚因索贿受贿被革职查办。李拔也因此被贴上“忤逆上司”的标签,最终以“不甚相宜”为由被调离长沙。
离开长沙时,岳麓山依旧,书院依旧。他在《自卑亭铭》中写下的那些话,却比任何官位都留得更久。乾隆四十年,李拔病逝于长沙,留下长长的一声叹息。但他那副硬骨头,就像岳麓山上的自卑亭一样,虽不高大,却稳稳当当地立在那里。
两百六十多年过去了,李拔的故事跨越漫漫时光,至今仍是我们汲取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