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自建房倒塌与深度报道之“死”

原创作者丨喇叭

编审丨东东

今年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14周年纪念日。有位灾难的亲历者在网络上分享到：“就是那一次灾难，修正了我人生里很多的不确定。

我从慢慢开始世故重回清澈，我确定我可以相信世界相信很对人，就算平时会有不完美，但文明的厚重和人性的底色就算被淹没，也会在惊涛骇浪时显露出来发出光亮。”

不仅是个人，官方媒体也纷纷发布和推送关于汶川大地震的追悼新闻，让我们铭记历史，与遇难者感同身受，建构社会性的情感记忆。

“5·12”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记忆场域，随着事件的推移、社会的更迭，大众关于那场灾难的痛苦回忆或者切身感受或许会慢慢减弱，但是“5·12”这个数字、这个日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并且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所发生的细节也难以忘记。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08年“震”出了很多优秀的新闻报道。从互联网上公布的数据看，截至5月21日中午，四川省委外宣办已经向来自境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媒体发放了超过300张采访证……是整个中国新闻史上，透明度和公开度最高的一次。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媒体的报道非常全面、深入，从“最新灾情”、“灾区自救”、“总理坐镇”、“军队冲锋”、“八方支援”、“全球影响”、“大灾回顾”、“演员赈灾”这些专题就能看出，媒体通过一个个微观的“点”的报道汇成了宏观的“面”，让受众可以从不同的“点”中去了解灾区的整体情况,并通过“点”上的生动事例去打动受众。

如今，14年过去了。病床上要可口可乐喝的102岁老人、自己签字做截肢手术的男孩、失去亲人却仍在执行公务的女警察等当时新闻报道的主角，于我而言仍然记忆犹新。

同时，关于汶川地震的一些画面现在想起还是会热泪盈眶，比如，被救学生在担架上向解放军行队礼、一位父亲在儿子的尸体旁痛哭、一位妻子在擦拭为救学生而牺牲的丈夫的尸体……这些关于汶川地震的记忆建构，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媒体全面而深刻的报道。

在这场突发性灾难中，不仅国内媒体呈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精神，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政府和媒体互相配合，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不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而且赢得国内外的支持和赞扬。

现在突发性事件的官方通报较多，深度报道屈指可数，侧面也反映出新闻行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有公众号在今年的5月12日这天推送了一篇《那些报道汶川地震的记者，基本都改行了》的文章，采访了曾在汶川地震做过报道的媒体人，发现他们大都已经转行了。

文章中写道：“那些传统媒体，虽一样面对桎梏，尚有勇气尝试突破，或有耀眼时刻。岁月蹉跎，14年过去，很多当年赶赴灾区的记者或已转型或已离开，但他们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写下的每一段文字，都无不忠诚地记录着那段沉甸甸的历史。”

从这篇采访来看，受访的资深媒体人大多曾经都深耕于突发性事件的深度报道。复旦大学的张志安教授认为，从群体数量上看，深度报道从业者只是百万新闻从业者中的极少数并不具备“量”的代表性。

但是从中外新闻业的生产实践和价值观念看，深度报道从业者是新闻从业者群体中最具专业理念、职业精神的典范。其中以调查记者为标杆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在探寻事实真相、践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不仅具有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救国的文人情怀，也在学习掌握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专业主义理念，同时又在新闻生产实践中善于反思、质疑和批判。因此，相当程度上他们具有“质”的代表性。

可以说，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是新闻行业最推崇的群体之一。因为在当年那些做深度报道的青年记者们的身上，洋滋一种理性美。

陈力丹也提到了信息时代新闻从业者在撰写深度报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他说，“现在网络信息发达了，有些记者惯于从网上‘捞’信息来组合长篇报道，很少深人到事件的现场或找寻目击者、当事人进行详尽的采访，甚至懒得打电话询问、核实情况，也不注意查找相关的历史资料。这样写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唬人，仔细一读，似乎都在哪儿见过，这种报道又把材料重组了一遍。”

如今，新的媒体记者能力欠缺，缺乏人生阅历、认知深度以及较高的职业激情。

同时，来自行政权力和市场利益的约束和管理，一定程度上使新闻从业者的主动性被限制，且一些媒体人的职业认同感逐年下降，于是大量优秀的资深媒体人无奈选择转行。久而久之，导致深度报道锐减，也影响到业界深度报道的整体水准。

根据美国《哈钦斯报告》中关于深度报道的定义，“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所以深度报道往往是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关于事实的认识。

在我国80年代中期，深度报道快速兴起，极大呼应和满足了社会对新思维、新思想、新观念的信息需求。一批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品共同营造了这个时期深度报道业的繁荣景观。

陈力丹分析了“我国深度报道的经典之作“三则，即1987年中国青年报的四位记者雷收麦、李中伟、叶研、贾永写的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篇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

这四位记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较深厚的历史与社会知识的积淀，他们在火灾一线摸爬滚打了十多天，采访到了太多的生活中的素材，回到报社后，十天内一举推出了这三篇平均近万字的力作，主题分别是火与社会、火与人、火与自然。”

著名记者张建伟曾谈他的一篇成功的深度报道《命运备忘录》:“使日常获得信息，通过深度开掘——不要试图寻找什么新闻，而要努力使新闻变得重要起来，变成‘解惑性’的深度报道。”

因此，这里的深度是为观念层面上的深度，新闻素材应该是为这种深度服务的，以加强深度报道的逻辑力量与论证水准。

《南方周末》编辑李红平认为，要成为一名好记者有四个必备要素：“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和较好的文字感觉、有对世界的强烈的好奇心，还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此所谓‘四有’新人，也应是专攻深度报道的媒体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所以要写好一篇深度报道，新闻从业者不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丰富自我阅历，而且需要认识深度报道最重要的是观念层面的深度，其需要有难以辩驳的论证和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而前者是后者的写作基础。

正如陈力丹所说，以前的媒体人是非常好学的，对新闻职业有着崇高的信仰，他提到“他们在百忙的工作之余，争相读书，使得他们的理性思维得到了巩固和训练。这是现在新一代的记者应效仿的。技巧容易掌握，但知识需要积淀，小聪明是写不出优秀的深度报道的。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媒体人面临的是由内而外的压力，但是深度报道从业者显然比一般记者拥有更高的职业追求、更强的专业意识，他们普遍认同市场自由、多元文化等现代社会的价值指标，认真恪守真实、全面、中立的报道规范和专业主义原则，能够在各种社会控制因素下实现心灵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动态平衡。  

因此，任凭时代变化、外部力量的钳制，深度报道从业者持续坚持更高的职业追求、更强的专业意识，仍将是新闻领域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深度报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递减，但社会需要深度报道。无论是汶川大地震还是长沙民居自建房倒塌事故，在突发灾难性事件中，主流媒体必须在场，主流媒体的深度报道仍是不可代替的建构社会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

因为，它使我们面对集体和他人的灾难和痛苦不会越来越麻木，使我们将灾难性的历史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