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中旬湖南湘北，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作战室当中，气氛压抑达到了极点。情报参谋递上了一份刚刚经过破译处理的日军调动方面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上面清晰明确地列出了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这一次南下并且进犯长沙的主力相关番号。当薛岳的目光扫掠过“第六师团”这四个字之际，整个指挥部的空气好像在瞬间就凝固住了。
对于当时阶段的中国军人而言，第六师团绝对不只是一个普通性质的军事编制而已，它代表着两年之前那个冬天最为黑暗、最为血腥的相关记忆。1937年12月，正是这一支从日本九州熊本征召过来、民风极为彪悍的甲种师团，在师团长谷寿夫的带领之下，率先成功攻破了南京中华门。
在下关这个地方、在草鞋峡这个区域、在雨花台这个地点，他们制造出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三十万同胞的鲜血染红了秦淮河以及长江水。如今，这一支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部队，竟然又出现在了湘北的战场之上，企图一下子拿下长沙，从而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
消息传递到前线战壕之后，那些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一路经过血战而后退下来的老兵们，眼中没有恐惧这种情绪，仅仅只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怒火存在。他们当中许多人亲眼目睹过同胞被屠戮的惨状情形，两年时间的压抑以及憋屈之感，在这一刻彻底地爆发出来。决战的前夜，新墙河畔的阵地上出奇地安静，没有战前的那种喧嚣氛围，也没有口号的声音。
士兵们蹲在泥水里边，默默地掏出粗糙的黄纸然后点燃。火光映照在他们沾满硝烟的脸庞之上，纸灰随着风飘向北方。一个南京籍的老兵跪在地上，一边烧纸一边低声念叨着家里遇害亲人的名字，最后咬着牙说了一句话：“等了两年的时间，终于把你们这帮畜生等来了，今天我们就拿命来算这笔账。”
当两名被俘获的日军辎重兵，被押解经过这段弥漫着纸灰味道的战壕之时，他们被周围几千双泛着血丝、死死盯住他们的眼睛吓得浑身瘫软无力。带队的中国班长走上前去，没有进行打骂的行为，只是用极低的声音吐出了六个字：“血债，终有还时。”这六个字在战壕里被几千个喉咙低声复诵着，汇聚成为一股比炮火更令人心悸的暗流。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复仇意志，让一向狂妄的日军在随后的交锋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胆寒。
冈村宁次为了这次进攻，调集了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妄图凭借机械化部队的优势速战速决。而薛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举措，他清楚地知晓在平原和丘陵地带与日军强硬地比拼火力属于下策，于是制定出一套具有“后退决战、诱敌深入”特点的战术，此战术也就是后来产生威震敌胆的“天炉战法”的初始形态。薛岳所制定的计划十分明确，即利用湘北存在水网密布、稻田泥泞状况的地形，将日军放进来，实施层层阻击的行动，以此消耗日军的锐气，最后在长沙城外的捞刀河一带收紧包围圈，对敌军进行聚歼。
但是这个计划存在一个具有致命性的难点，那就是必须在处于最前线位置的新墙河防线上设置一颗可发挥关键作用的“钉子”，牢牢地拖住日军的先头部队，从而为大部队进行布阵争取时间。这颗“钉子”，注定是需要用血肉之躯去填充的。薛岳把这个具有九死一生风险的任务交付给了第52军195师1131团第3营，该营营长是史恩华，他是一位年仅29岁、刚刚从中央军校毕业没几年的湖北籍男子。鲜有人知道的是，此时的史恩华刚刚新婚三天，连蜜月都还未过完，就毅然主动请求奔赴这片注定会有牺牲的阵地。
9月20日，日军在重炮和坦克提供掩护的情况下，向草鞋岭、笔架山阵地发起了极其疯狂的进攻。史恩华所掌握的只有不到六百名士兵，他们装备的是属于老式类型的步枪和几挺重机枪，所面对的是武装到极致的数千名精锐日军。战斗的惨烈程度超出了所有人员的预想。日军的炮火把山头削平了几尺，树木被炸成焦炭状，阵地上四处都是残肢断臂。史恩华在进行指挥的时候肩部中了弹，他硬是自行拔出弹片，裹上绷带之后继续投入战斗。
整整三天三夜的时间里，第3营如同一块坚硬的顽石一般卡在日军的咽喉部位，任凭敌人怎样进行狂轰滥炸，阵地始终没有丢失。到了第四天，全营能够拿起枪作战的士兵已经所剩不多，弹药也几乎消耗殆尽。师长覃异之通过电话与史恩华取得了联系，语气沉重地告知他：任务已经达成，如果实在无法支撑下去，允许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进行突围撤退。
然而，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史恩华平静且决绝的话语：“师长，军人不存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请以牺牲生命报效国家，来生再相见。”说完之后，他扯断了电话线，带领着最后几十名身上伤痕累累的弟兄，上好刺刀，冲出了战壕，朝着像潮水一般涌来的敌人迎上去。草鞋岭这一场战斗，第3营全体人员壮烈地为国捐躯，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被俘。他们用五百多条鲜活的生命，硬生生地为薛岳的“天炉”争取到了最为宝贵的四天时间。
这四天，彻底改变了战局。日军第六师团虽然越过了新墙河，但他们的坦克和重炮却陷入了中国军民预先破坏、灌满泥水的稻田里寸步难行。那曾经不可一世的机械化部队，在湘北地区的烂泥塘里面，转变成为了活靶子。与此同时，数量达到十万之多的湘北百姓，以自发的形式组织起来，开展破路、炸桥、运粮、抬担架等行动，使用锄头和扁担来配合正规军进行作战，把日军拖入到人民战争所形成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10月初的时候，薛岳下达了全线开展反击的命令。中国军队从两翼进行包抄行动，将处于疲惫不堪状态、且补给已经断绝的日军，死死地围困在捞刀河与汨罗江两者之间的区域。
那曾经叫嚣着要把长沙踏平的第六师团，在这一刻呈现出弹尽粮绝的状况，伤兵布满整个军营，士兵们甚至不得不采取宰杀战马、饮用马尿的方式来谋求生存。师团长稻叶四郎看着堆积如山一般的伤亡报告，最终陷入崩溃状态，下达了全线进行撤退的命令。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当中，中国军队歼灭敌军数量达到数万之多，彻底地粉碎了日军所秉持的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在极大程度上振奋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抗战信心。
然而，历史的清算才刚刚开始。在随后所开展的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过程中，第六师团再次以主力的身份参与到战斗之中，却屡屡在薛岳所采用的“天炉战法”之下遭受挫折，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伤亡方面的代价。连年的消耗使得这支曾经被称作“王牌”的师团元气受到极大的损伤。在1942年年底的时候，日本大本营被迫把其调往太平洋战场。
在布干维尔岛的热带雨林里面，这支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罪恶部队，遭到了美澳联军所实施的围困以及立体打击。在饥饿、疾病以及炮火的折磨之下，士兵们成批地死去，外形如同枯鬼一般。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第六师团所残存的兵力已经不足出发时候兵力的十分之一，几乎在异乡的丛林当中遭遇全军覆没的结局。
而那些欠下中国人民血债的元凶，也终究没有能够逃脱正义所实施的审判。在1947年4月26日这一天，南京大屠杀的主犯、第六师团前任师团长谷寿夫，被押解至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那一天，数量达到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涌向刑场，许多人携带了遇难亲人的遗像，亲眼见证这个杀人魔王在三十万冤魂的注视之下，瘫软在地面上，伏法认罪。那一声代表正义的枪响，距离草鞋岭上史恩华扯断电话线、决绝赴死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的时间。
岁月不断流转，如今的草鞋岭早已经长满了青草，当年所存在的战壕仅仅剩下了浅浅的沟痕。但是在1939年秋天新墙河畔所蕴含的那无声的怒火，那句“血债终有还时”所形成的历史回响，却从来没有在时光的流逝中消散。它不仅仅是中国军人运用血肉所铸就而成的抗战丰碑，更是中华民族在面对强敌的时候，所展现出的宁死不屈、有仇必报的民族脊梁的体现。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企图对人类文明底线进行践踏的暴行，最终都将会被正义的烈火彻底地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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