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阿明，湖南湘乡人，今年整三十。
坐在河西的咖啡馆，窗外是五月的湘江。对面的女孩搅动着拿铁，问出了那个我听过无数遍的问题：“听说你在长沙买房了？全款还是贷款？”
我熟练地给出标准答案：“市政府那边，全款。车子是代步的丰田。做程序员，年薪大概二十万。”
她眼中闪过一道光——那种光我很熟悉。不是看见我时的光亮，而是确认一份合格简历时的微光。像HR筛到了匹配的候选人，像买家看到了符合预算的商品。
从二十八岁起，这样的对话重复了二十三次。职业、收入、房产、车辆，这相亲“四件套”像固定程序，运行在每一个约见的午后或夜晚。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长沙街头的共享单车，二维码被扫了又扫，每个人关心的只是能否顺利开锁、轮胎有没有气、座椅高度是否合适。没人想知道这辆车看过多少次岳麓山的日出，又在多少个加班的深夜穿过空旷的街道。
我的猫叫“Bug”，因为它总在我调试代码时跳上键盘；我知道岳麓山后山那条最少人知道的小径；我收集了长沙七家独立书店的印章；我做的湘乡扣肉能让同事念叨半个月。
但这些，从不出现在相亲的简介里。
上周见面结束后，我在湘江边走了很久。女孩很坦诚：“你条件挺合适的，我们可以相处看看。”
我问她：“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她明显愣了一下，这个超出脚本的问题让她措手不及。“你人应该不错啊，工作稳定，收入也好，还有房子……”
那一刻我明白了，我的“条件”已经成了我的“人格代理”。那层由年薪和房产构成的壳如此亮眼，以至于没人想过要敲一敲，听听里面那颗心究竟是怎样跳动。
我的代码写过最浪漫的一行，是为初恋写的生日网页，上面有365句不同的“早安”；我害怕三十五岁后被行业淘汰，所以每个周末都在学新东西。
这些，无人问津。
我难过的不是她们看重我的条件，而是她们只看我的条件。
曾有个姑娘，花了四十分钟问我的公积金比例和还款计划，却在我提到上周去听了场小众音乐会时，只是点了点头，眼神已经飘向窗外。
也有过聊得不错的，但当我说可能想从编程转向教育，做点教孩子编程的工作时，她手中的勺子轻轻碰了下杯壁。“现在的工作不是挺稳定吗？教育行业收入不行吧。”
我开始在相亲中做实验。我把有房有车的介绍往后放，先说我喜欢周末去老社区拍照，说我在学大提琴但拉得很难听，说我收养过三只流浪猫。对方的回应往往很一致——礼貌的微笑，然后是那句：“不过你工作应该挺稳定的吧？”
仿佛我那些活生生的部分，只是简历末尾一行无关紧要的爱好。
最近的一次相亲，终于有了不同。
我照例报出那些数字和标签后，对面的女孩放下茶杯，轻轻问：“那你写过最让自己骄傲的代码是什么？”
我愣住了。三年来，第一次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讲了帮老家开小超市的表叔做的库存系统，讲了看到他用上我写的程序时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她听得很认真，然后说自己是个小学老师，去年有个自闭症的孩子第一次开口叫了她的名字。
那个下午，我们聊代码和教育，聊湘江和沩水，聊小时候在乡下抓萤火虫的记忆。我们的壳还在那里——我的房子和年薪，她的编制和寒暑假。但有些别的东西开始流动，像湘江水一样，平静而深沉。
结束时她说：“你和我想象中的程序员不太一样。”我笑了：“你和我想象中的小学老师也不一样。”
我依然带着我的壳走进每一次相亲。那些条件是我三十年来努力的证明，我不再羞于展示它们。只是我会在说完房子和车子后，多说一句：“房子装修时我亲自设计了书墙，虽然现在大部分格子都空着。”
会在提到程序员身份时说：“这工作最好的部分是，你能用逻辑创造一些温柔的东西。”
我开始明白，与其抗拒被看作“条件”，不如让那些条件长出温度。我的房子不只是面积和地段，是我在长沙找到的归属；我的车不只是代步工具，是载着我和朋友们去武功山看日出的伙伴；我的工作不只是年薪，是我理解世界的方式。
上周，我和那个问我“最骄傲的代码”的女孩第三次见面。我们走在橘子洲头，她突然说：“你知道吗，第一次见面时，我以为你又会是那种只会聊收入和房产的人。”
“那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她笑了笑，“你的代码里大概藏着诗。”
江风吹过来，带着初夏的味道。在这个无数人被简化成条件的时代，也许真正的相遇，始于我们决定不把彼此当成一道算术题。
我们都是有壳的人。壳很重要，它保护我们在这个世界生存。但壳里的那颗心，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被看见的——那颗会受伤、会期待、会为一句理解而柔软的心。
在长沙这座城市，我和许多三十岁的人一样，握着一份不错的生存答案，却还在寻找那个愿意一起书写问题的人。这个过程很慢，很难，但当有人问起“你最骄傲的代码”而不是“你的公积金比例”时，我知道——
在这个用条件快速匹配的时代，仍然有人愿意慢下来，读一读条件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