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骑车撞人以后……那年长沙市劳动路上,一个关于五角钱与一生诚信的故事

1970年，我刚上高中。
那时的长沙，马路很安静，汽车并不多。自行车，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一天，我练习骑车，不知不觉骑到了南区的劳动路。技术还不熟，人也有点紧张。
就在这时，一位农村大娘牵着年幼的女儿，突然横穿马路。
我一下子慌了神。
刹车已经来不及，只听见一阵刺耳的摩擦声，我连人带车重重摔在公路上，自行车也撞伤了小女孩的额头。
我顾不上身上的疼痛，立刻爬起来，带着母女俩直奔附近的第三医院。
医生检查后说需要缝几针。挂号、处理、结算，一共是五角钱。
五角钱，放在今天几乎不值一提，但在1970年，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时，普通职工的月工资大约是三十六元；城里的孩子看病免费，农村孩子却需要自费。
而我，只是个学生，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我不想给家里添麻烦，更不可能一走了之。于是，我诚恳地对医院和母女俩说：
“请你们等我一下，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钱找来。”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一刻的感受——
大娘没有怀疑我会逃跑，医院也没有拦我。
那是一种如今想来，格外珍贵的信任。

我跨上自行车，满头大汗地骑到同学家，向他父亲借到了这宝贵的五角钱。又一路赶回医院，缴清费用。
当我看到大娘牵着女儿平安离开，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终于落了地。

那是自己闯的祸，就必须自己承担。

为了还这笔“巨款”，那个周末，我去了南站运煤处打零工。在漫天煤尘中，我干了整整半天的重体力活，终于挣回了那五角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了同学的父亲。

很多年过去了，再回头看那个年代，没有推诿，没有争吵，更没有如今常见的防备与猜疑。

“有伤赶快治，我做的事我负责。”

医生、受伤者和我，在那场意外中达成了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不是靠合同，不靠监控，也不靠法律条文，而是靠人心。

五十多年过去了，那份人与人之间清澈、朴素的信任，再回想起来，依然滚烫。

这些年，世界变得越来越快。

规则更多了，流程更复杂了，合同更厚了，监控也更密了。可人与人之间那种最朴素的信任，却似乎变得越来越稀薄。

五十多年前，在长沙劳动路上，没有人担心我会逃跑，也没有人要求我先交押金。医生只关心伤口要不要缝，大娘只在意孩子疼不疼，而我只想着——这是我闯的祸，就该我来承担。

没有推诿，没有算计。

后来我常常想，那五角钱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钱本身，而在于那一刻，有人愿意相信一个少年不会失信。

那份信任，塑造了我此后的人生。

它让我明白：

做人，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有没有担当；

做事，最难的不是算清得失，而是守住良心。


时代在变，但有些东西，不该变。


那个年代教会我的，不只是学业，而是诚信与担当——也正是它们，为我后来几十年的人生打下了最坚实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