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后，第九战区未敢松懈，日军虽撤退仍在湘北囤积兵力，长沙城备战氛围愈发浓烈。1940年5月13日晚，南侨慰劳团第二分团在团长陈忠戆的率领下，从常德乘船抵达长沙，成为首批深入湘北战地的侨胞代表。
陈忠戆出身福建南安金淘，深耕菲律宾侨界多年，是南洋侨界公认的爱国领袖。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响应陈嘉庚号召，在菲律宾募集巨款、物资支援祖国，此次受命担任南侨慰劳团第二分团团长，负责慰问湖南、江西、浙江等前线省份，长沙作为华中抗战的核心据点，是其行程中最重要的一站。
彼时的长沙，仍带着“文夕大火”的伤痕——1938年11月，为阻止日军推进，国民政府实施“焦土抗战”，长沙全城九成以上房屋被焚毁，“断壁残垣间，仅见军民并肩修筑工事”。陈忠戆率团抵达湘江码头时，百余名各界代表手持锦旗、敲锣打鼓迎接，欢呼声穿透江雾，侨胞代表深切感受到前线军民的抗战热忱。
慰问的核心环节，是陈忠戆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会面。在第九战区司令部，陈忠戆代表南洋八百万侨胞，送上题有“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锦旗与大批慰劳物资——这些物资包括侨胞募集的寒衣、药品、罐头，还有专门为将士定制的纪念徽章。座谈中，薛岳详述会战战局，其言：“敌械精良，我恃地利，诱敌深入而聚歼之，乃获胜。今湘北防线固，唯物资匮，侨胞之援，实雪中送炭也。”
陈忠戆动容回应：“侨胞在南洋日夜牵挂前线，诸君以血肉之躯阻击日寇，每一场胜利都让海外游子倍感振奋。我们虽身居异域，但输财救国、支援抗战的决心，与国内军民别无二致。” 陈忠戆在湘期间，亦向记者直言：“此行所获印象极佳，湘南民气激昂……长沙虽密迩前线，而人民仍镇定如恒，安之若素，是乃复兴之征兆……南洋侨胞，自当效法大湖南精神，共赴国难，以驱除强日，还我河山。” 其更言：“余等宁为爱国之贫民，不愿做弱国之富翁。”
5月15日，长沙各界召开盛大欢迎大会，千余名军民与慰劳团齐聚，陈忠戆在会上慷慨陈词，传递南洋侨胞支援抗战的坚定决心。当晚，现场上演平调《岳飞》，让“精忠报国”的精神与现场的爱国热忱相融，成为战地最动人的图景。5月16日晨，南侨慰劳团第二分团离开长沙，继续赴其他前线省份慰劳。
此次慰问，恰是第一次与第二次长沙
会战之间的关键节点。陈忠戆带回南洋的，不仅是前线军民的抗战事迹，更有对物资支援的迫切需求；而他留下的，是南洋侨胞的赤诚与鼓舞，让第九战区将士深知“身后有千万侨胞支持”，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会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长沙会战
——抗战正面战场最大战役纪略
（1939—1944）
长沙会战，亦称长沙保卫战，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系列攻防会战。1939年至1944年间，中日双方以长沙为核心，在国民政府第九战区辖区内展开四次大规模战役，中国军队前三次取得战略胜利，第四次因战略态势与兵力装备差距导致长沙失守。此战累计歼敌约11万人，有效牵制日军战略部署，成为中国战场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浴血卫国的坚定意志。
一、会战背景与战场格局
长沙地处华中腹地，是粤汉铁路的交通枢纽，更是屏障西南大后方的战略要地，成为日军妄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瓦解中国抗战意志的必争之地。会战主战场沿湘北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一线展开，依托湖南江河纵横、西临岳麓山的地理优势，形成多层天然防御体系。
薛岳
中国参战部队为第九战区主力，由薛岳任司令长官；日军参战部队主要为华中派遣军（后调整为第六方面军），先后由冈村宁次、阿南惟几、横山勇等指挥，双方在五年间反复拉锯，战场覆盖湘北、湘东、赣北及鄂南部分区域。
二、四次会战核心史实
（一）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10月10日）
日军冈村宁次调集第6、13、33师团等部约10万人，分赣北、鄂南、湘北三路进犯长沙，企图歼灭第九战区主力。薛岳率20万兵力，制定“后退决战”方针，依托多道防线逐次抵抗、诱敌深入。9月14日赣北战场率先开战，中国军队阻击日军第106师团，迟滞其推进；9月23日湘北日军突破新墙河、强渡汨罗江，中国军队按计划向长沙东南集结，以伏击、侧击袭扰日军，切断其补给线。9月底，深入金井、福临铺的日军因粮弹告罄攻势停滞，10月1日开始北撤，中国军队全线追击，10月10日收复新墙河防线，会战结束。此役歼敌约2万人，稳定华中战略防线，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极大提振全国抗战士气。
（二）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7日—10月9日）
日军阿南惟几指挥第3、4、6师团等部约12万余人，集中湘北兵力直取长沙，吸取首战教训企图速战速决。薛岳调集40万兵力，沿用“后退决战”策略，加强汨罗江防线防御。因战前情报泄露，日军突破汨罗江防线后直逼长沙，一度攻入城区，战局陷入危急。关键时刻，第六战区奉命猛攻宜昌，牵制日军主力，第九战区趁机发起反击。日军腹背受敌、补给中断，被迫于9月底北撤，中国军队乘胜追击，10月9日恢复战前态势。此役中方虽有兵力装备损失，但成功阻滞日军战略企图，歼敌万余人，彰显了长沙防线的韧性。
（三）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4日—1942年1月15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支援盟军，由阿南惟几率约10万兵力发起第三次进攻。薛岳祭出独创的“天炉战法”，以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为四层防线，逐次消耗日军兵力，诱敌深入长沙近郊决战地带。李玉堂率第10军死守长沙城，与日军展开逐街逐屋巷战，岳麓山重炮阵地提供强力火力支援，牢牢守住核心阵地。日军深入预设战场后，中国军队主力从侧翼、后方合围，形成“天炉”之势展开围歼。经十余日激战，日军惨败撤退，中国军队乘胜追击至新墙河。此役歼敌5万余人，是太平洋战争初期盟军的唯一重大胜利，极大提升了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国际地位，获英美等国高度肯定。
（四）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月—6月18日）
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会战，横山勇调集20余万精锐兵力，配备重型武器与装甲部队，猛攻长沙，成为第四次会战的核心攻势。此时中国军队主力多调往滇缅战场，第九战区兵力与装备均处于明显劣势，防御压力陡增。日军凭借火力优势，连续突破新墙河、汨罗江防线，直逼长沙城区。中国守军虽顽强抵抗，逐阵地与日军厮杀，歼敌约2万人，但终因寡不敌众，防线节节失守。6月18日，长沙宣告失守。此役虽失利，但守军的拼死抵抗为后续衡阳会战的兵力部署争取了宝贵时间，延缓了日军打通交通线的进程。
三、会战核心战术与战场支撑
1. 战术创新：后退决战与天炉战法
薛岳结合湖南地理特点，首创“后退决战”与“天炉战法”，成为前三次会战取胜的关键。“后退决战”以空间换时间，放弃正面硬拼，依托多道防线逐次消耗日军；“天炉战法”在此基础上升级，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持续磨损日军，待其进入预设决战地带后，集中主力实施反包围，形成“炉中熔寇”的作战格局，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该战术发挥到极致，成为抗战史上的经典战术案例。
2. 地理依托：天然防御体系
湖南境内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自北向南横向分布，形成多层水上防线，日军进攻需连续渡河，推进速度受限且易遭伏击；长沙城西岳麓山地势高耸，既可俯瞰全城战场，又能架设重炮阵地，与长沙城形成“山城联动”的防御格局，为守城部队提供火力支援，成为日军难以突破的天然屏障。
3. 军民协同：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
长沙会战的历次抵抗，均离不开湖南民众的全力支援，形成“军民同心、共御外侮”的作战格局。会战期间，民众自发组织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为前线运送物资、抢救伤员；主动破坏道路、桥梁，在日军必经之路埋设地雷、挖掘壕沟，阻滞其推进；大批青壮年自愿参军，补充前线兵力。深度的军民协同，有效弥补了中国军队在装备上的劣势，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支撑。
四、会战历史意义与战略价值
长沙会战历时五年，虽有胜负，但在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其一，战略牵制作用显著，五年间日军先后投入数十万兵力进攻长沙，使其无法向华北、华南及太平洋战场大规模抽调兵力，有效减轻了其他战场压力，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援；其二，国际影响深远，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发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盟军接连失利的背景下，成为全球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大捷，推动英美等国加大对中国的援助，提升了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其三，凝聚抗战意志，前三次会战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彰显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成为全民抗战的精神标杆；其四，见证抗战阶段演进，第四次长沙会战的失利，标志着抗战正面战场进入战略防御后期，也让国民政府认识到兵力部署、装备水平的短板，为后续战略调整与反攻积累了宝贵经验。
长沙会战的烽火，是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的缩影。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筑起国防长城，湖南民众以赤子之心支援前线，战术智慧与民族气节交融，军民同心与浴血奋战相伴，在湘北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卫国之歌。此战所凝聚的忠贞爱国、顽强不屈、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财富，永远镌刻在抗日战争的丰碑之上，提醒着后人：和平来之不易，民族精神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