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埃及有一个“帝王谷”，在尼罗河西岸卢克索地区的一个荒漠山谷，图坦卡蒙等64位法老长眠于此，这些金字塔串起了古埃及的辉煌历史。
然而，在长沙的湘江西岸，也静卧着一处被誉为“东方帝王谷”的宏大陵区。与埃及的干燥岩窟不同，这里是连绵的丘陵地带，密集分布着26座汉代长沙国的王陵与贵族墓。
长沙王陵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湘江西岸陆续发现大型汉代墓葬。2008年的一次系统调查，最终确认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这片南北长约12公里、东西宽约6公里的狭长丘陵地带，竟密集分布着26座汉代长沙国王陵。
这片被考古学家称为“汉代长沙国王陵群”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湘江西岸的谷山、咸嘉湖、天马山与蜈蚣蒂四个片区。其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宏大，在中国汉代考古中极为罕见，堪称南方的“帝王谷”。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
《汉书·地理志》记载：“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这个由吴芮始封的诸侯国，历经吴氏与刘氏两个时期，存续两百余年，其王陵规制严格遵循汉制。
《后汉书·郡国志》注引《荆州记》描述这片区域的地势：“临湘县西有王室山，王陵之所也。”这正是对湘江西岸王陵区的直接记载。
目前，这26座王陵中已有5座经过科学发掘，出土文物超过5000件。它们像一把把钥匙，开启了通往汉代长沙国的大门。
渔阳墓出土“长沙后府”封泥匣
望城坡渔阳墓，1993年发掘，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墓中出土长沙王后家杯等文物2000余件，其完整的黄肠题凑葬制，为研究汉代诸侯王葬仪提供了最标准的样本。据《发掘报告》，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岩坑竖穴木椁墓，规模宏大，葬具为二椁三棺。
陡壁山曹嫚墓与象鼻嘴一号墓，两者相距仅百米，构成“同茔异穴”的夫妻异穴合葬。陡壁山墓出土“曹嫚”玉印及“长沙后丞”封泥，明确墓主为某代长沙王王后。象鼻嘴墓规模更大，《考古学报》描述其墓口长20.55米，宽18.5米，深达7.9米，墓道长达17.85米，符合诸侯王陵规格。
风篷岭汉墓，2006年抢救性发掘，出土带“长沙王后家杯”、“张姫槃”等铭文的漆器，确认墓主为一位刘姓长沙王的王后“张姫（姬）”。
相比已发掘的，那些仍封存于地下的21座王陵，承载着更多未知。
象鼻嘴一号墓
桃花岭汉墓早年曾遭盗扰，但仍出土了极其珍贵的“长沙王印”金印。狮子拱汉墓则发现了“长沙王玺”金印。这些印章的出土，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诸侯王金玺盭绶”，是墓主王权身份最直接的象征。
考古学家根据墓葬形制、分布规律及零星出土文物推断，谷山片区很可能是刘氏长沙王的集中陵区，而咸嘉湖片区则可能主要为吴氏长沙王陵寝所在。
这些王陵不仅是墓葬，更是汉代长沙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缩影。从墓中出土的精美漆器、玉器、金器、乐器，可见当时手工业之发达。《史记·货殖列传》称“长沙出连、锡”，丰富的物产支撑了奢华的丧葬文化。
墓葬形制的变化，更暗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密码。早期吴氏长沙王墓仍保留部分楚制特点，而至刘氏时期，则完全遵循汉朝统一的诸侯王葬制，体现了“汉承秦制，四海一统”的政治理念。
长沙王陵分布图
《汉书·诸侯王表》云：“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长沙国王陵的宏大格局，正是这种诸侯国强大实力的真实写照。
今天的长沙国王陵遗址公园内，巨大的封土堆在夕阳下投下长长阴影。当我们站在观景台上眺望这片“帝王谷”时，看到的不只是连绵丘陵，更是半部汉代长沙国的兴衰史。从吴芮受封到王莽废国，两百余年的风云变幻，都浓缩在这片湘江西岸的土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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