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尧自1918年3月督湘以来，实行暴戾统治。民谣云：“堂堂乎张，尧舜禹汤（张氏四弟兄）；一二三四，虎豹豺狼”。湖南人民发出悲愤的呼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正确地估计当时省内外局势和军阀之间的矛盾，顺风张帆，中流掌舵，将青年学生和教育界人士被“五四”爱国运动所激发的革命热情，迅速转变到反对封建军阀的驱张运动中去。张敬尧在湖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威逼和湘军的步步逼迫下，再也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

一、谭延闿控制湘西南

皖系军阀张敬尧部侵入湖南时，北洋军阀的另一支劲旅直系吴佩孚部驻兵衡阳。1919年初，直皖两系矛盾日趋尖锐；南方桂系军阀同国民党的斗争也更加表面化，桂系指责国民党勾结皖系，国民党指责桂系勾结直系。此时，国民党方面的程潜任湘军总司令，驻郴州，而桂系视湖南为西南军阀的势力范围，不容旁人插足，遂招谭延闿由粤进入永州为湖南督军，以抵制程潜。这就使湖南的湘军有两个互不相让的统帅，且都与在湖南前线对峙的吴佩孚暗中来往。谭与吴的关系更为密切，还在2月间，谭延闿在衡阳铁炉门外马嘶巷设立永州银行新币兑换处，实为与吴佩孚接洽的机关，谭出任湖南督军事先也获得吴的同意。

6月，皖系军阀的安福系以吴佩孚部终究不免倒戈，便派湘籍政客陆鸿逵携带段祺瑞政府薛大可等的密函，经衡阳赴郴州，企图联程倒吴，并推翻广州政府。陆抵栖凤渡时被驻湘南亲谭粤军马济部扣留，湘军将领以“通敌有证”为名，群起反对程潜。其实程对此事并不知情，但迫于形势，出走广东，将部队交给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统率。谭延闿在具有实力的赵恒惕的拥戴下，任湘军总司令。不久，湘军另一司令（湘南护法军第二纵队司令）林修梅亦被排走，谭延闿取得整个湘南。

湘西，当时亦属西南军阀势力范围。但自张敬尧入湘，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和辰沅道尹张学济，与滇黔川靖国军取得联系，改称湘西靖国军，田为第一军军长，张为第二军军长。随后又组织“湘西军民两政会议处”，田任军政处处长，张任民政处处长，不接受湘南程潜、谭延闿的命令。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守备司令周则范，亲近桂系，称湘西护国军总司令。1919年11月，田应诏等指使周则范部团长廖湘芸将周杀死。周部蔡巨猷、刘叙彝等在谭延闿援助下击败廖军，乘势将护国军统属于己。此时，谭延闿又谋得与贵州军阀的妥协，允许田应诏保留湘西镇守使原职，田也于1920年3月表示服从统一，受编于谭、赵二人，所以谭延闿也在形式上取得对湘西的控制。谭延闿对湘南、湘西的控制，加上他与吴佩孚的联结，造成对张敬尧的严重威胁。

二、学界的驱张运动

张敬尧已于1919年8月解散湖南学联，并封闭其机关刊物《湘江评论》，但未能阻止学生继续进行斗争。学联在毛泽东指导下，仍在秘密进行各种工作，并于11月间以重组方式恢复公开活动。学联的“再组宣言”针对段祺瑞、张敬尧之流卖国虐民的罪恶写道：“欧战告终，潮流顿变，自主自决，权在国民。强敌觊觎，为日已久，倘无团结，何以争存。山东问题，亟待解决，政府麻木，施措乖方。既失于前，当慎于后，主权回复，谁负仔肩？若以政府为万能，置安危于不顾，则丧尽国民之资格，而永为臧获矣，不亦大可哀乎！人将灭吾国而奴吾族，而吾犹攸攸自得，杳不知其所以。任彼佥壬，植党营私，交相为病，愈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民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是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残喘苟延，可为太息”（湖南《大公报》[1919年11月25日]）。这实际上是湖南人民的第一个驱张宣言。

11月下旬，福州连续发生日本人殴伤中国学生、军警射击学生的惨案。湖南学联迅即发布声援闽事惨案传单，要求加紧抵制日货，反对军阀政府卖国媚日。适在此时，长沙学生纠察队和店员工人在火车站查出大批日货，要求立即焚毁。商会会长张先赞是张敬尧亲信，有恃无恐，拒不交出，张敬尧更是下令保护。学生、工人愤极，于12月2日举行游行示威，并在教育会坪再次举行焚烧日货大会，“合计在坪先期守候之学生与旁观人数，约近万人”，欢呼之声雷动，莫不鼓掌称快。此时，张敬尧遣弟张敬汤率军警千余人包围会场。张敬汤破口大骂：“你们要知道我们张氏兄弟拿钱给你们读书，还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兄弟是军人，只知道杀人放火，你们再不解散，我就把你们做土匪办，一个个拿来枪毙。我从前只知道湖南有男土匪，今天才知道湖南还有土匪婆（指女学生）”。学联会长及四个学生代表与他争辩，被缚至教育会内，“各拍一照，声将骈戮”。长郡中学庶务仅说一句学生的行动是“出于爱国至诚”，张敬汤即给他一记耳光，并令士兵殴击游行学生，一时“枪柄、刺刀、拳足，四向纷飞”，学生“身受重伤者数十人”（《湖南》第1卷第4号）。这是驱张运动的一个爆发点，张敬尧已在点火自焚。

此时，新民学会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锻炼，会员骤增至50余人。学会在学生愤怒异常誓欲雪此奇耻大辱的情况下，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形势，商讨对策。毛泽东认为张敬尧昏庸横暴，湖南人民恨之入骨，广大青年学生和教育界更是忍无可忍，驱张已有群众基础；张敬尧劣绩昭彰，驱张可获省内外舆论的声援与支持；直皖两系军阀钩心斗角，难以相容，驱张有矛盾可以利用。因而当前是发动驱张运动的大好时机。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同张敬尧斗争到底。张敬尧一面派密探侦察动静，一面派官员恫吓各校当局，严令制止罢课。各校当局和部分师生对罢课驱张持怀疑态度，有的主张驱张，但不赞同罢课。湖南学联一面与健学会（进步教职员组织的学术团体）骨干成员商榷，由健学会统一认识后再发动其他教师和学生；一面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进一步研究发动群众问题。

12月6日，第一师范、商专、修业、楚怡、周南等校率先罢课。不出一星期，长沙各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部分小学一致罢课。湖南学联代表中等以上学校1.3万名学生发布战斗宣言：“张毒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继总罢课之后，长沙73所公、私立学校的教职员1200余人宣布总罢教。这一举动比学生罢课更加使张敬尧难堪，颜面扫地。他侦骑四出，威胁、收买教育界人士；放出传闻，说某某将被逮捕。驱张活动遂转入秘密状态，但群众斗志益坚，表示“誓与偕亡”。

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联骨干，约集教育界人士会商，决定组成若干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郴州、广州、常德等地，扩大驱张宣传，进行请愿活动，争取从军事上压迫张敬尧。代表团于12月中旬以后分途出发，毛泽东主持赴京代表团工作，何叔衡参加赴衡阳代表团，夏曦、柳直荀在长沙组织通讯团，负责联系工作。

前往北京的湖南公民代表罗宗翰等，教职员代表罗教铎等，学生代表柳敏等数十人，于1920年1月18日联合发表《快邮代电》称：“吾湘不幸，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骋猛虎之政，撞括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泊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彼张贼兄弟累资各数千万……，欲攫尽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以饱其欲壑”（《毛泽东早期文稿》，1990年7月湖南出版社出版）。代表团向北京各方散发多种揭露张敬尧罪恶的专刊和小册子，其中除《湘灾纪略》《醴陵兵燹纪略》和《湖南》月刊等十数种外，尚有张敬尧家乡安徽霍邱、颍上两县公民刊布的《张敬尧罪恶史》，以及旅湘外国人写的《湘祸记》《张敬尧》等。毛泽东、张百龄等在京组织平民通信社，将张敬尧祸湘情形及驱张消息，不断发至京、津、沪、汉等地主要报刊，扩大宣传，力图“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的反军阀的宣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赴京学生代表团在一个月内，七次向总统府、国务院请愿，三次递交控诉张敬尧的呈文。但北洋政府与张敬尧沆瀣一气，请愿、呈文均无结果。各界公民代表团与教职员代表团也进行过类似的活动，他们邀请范源濂等湘籍旅京名流一起会见国务总理靳云鹏，靳托词无实权，把责任推给段祺瑞；段不露面，只作一个姿态：政府将讨论这个问题。1920年1月28日，三个代表团举着“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与张偕亡”三面大旗及数十面写有张督罪行的小旗，浩浩荡荡涌往国务院，作最后一次请愿。当日，毛泽东、罗教铎、李思安等六名代表同北洋政府交涉，请求撤惩张敬尧，靳云鹏仍只应允翌日将湖南问题提交国务会议讨论。最后，代表团将大小旗帜收为一束，交给接待官员，以示抗议。

赴沪代表团抵达上海后，同全国学联和全国各界联合会（彭璜为该会干事之一）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声援。同时，又成立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代表团于1920年2月1日创办《天问》周刊，由彭璜等人主编。《天问》继承《湘江评论》反帝反封建精神，以民众大联合作为主要手段，提出“民众自决”的口号，并说：“本报同人具此主旨，爰本湘事以推及于各省；本湘之去督，以推及于各省之去督。于军阀之横暴，政客之蛊祟，视为洪水猛兽，不可与一朝居”。它对于南北政府和南北和会均不抱幻想。“北洋政府，吾人直可视为堕甑不顾，与言去张，犹与虎谋皮，无益于事”（《去张运动与实力》，载1920年2月8日《天问》第2号）。南方军政府虽数电诘责北洋政府，但“仅以空言之电报相酬，不能出一矢发一兵以相捍御，恐诸公此后更欲假护法之名，图分赃之实”（《去张运动与军政府及郴衡》，载1920年2月15日《天问》第3号）。“和会自经停顿，久已阒然；即使复开，但顾分赃，安问民瘼？”（《去张运动与实力》，载1920年2月8日《天问》第2号）因此，它认为“去张之手段，在一面鼓起群众，一面预备实力”（《去张运动与湖南人》，载1920年2月1日《天问》第1号）。《天问》对于吴佩孚等直军的动态，甚为关注，曾经多次报道，并寄予希望。对谭延闿、赵恒惕等湘军，既予责难，又晓以大义，鼓励出师驱张。《天问》除在国内发行外，还寄到日本、南洋和法国等地，对宣传驱张发挥了重大作用。

赴衡阳代表团抵达后，联合各校学生和教职员，多次前往吴佩孚处请求出兵驱张。吴佩孚入湘时自恃功高，而湘省军政大权却落入张敬尧之手，早已对段祺瑞不满，此时乐得做顺水人情，一面表示同情代表团，暗示“自有办法”，一面通电各方，对张敬尧施加压力。代表团于1920年1月出版《湘潮》周刊。发刊的宗旨，除驱张外，还鲜明提出要研究如何根本改造国家社会，即：一、“做‘去张运动'的加紧鼓吹”；二、“研究湖南的积极建设”；三、“讨论救国的根本方法”；四、“研究社会的解放与改造”（《湘潮》1920年春节特刊号：《我们发行特刊号的意思》）。代表团与湘南学联相结合，在衡阳掀起驱张高潮。

前往其他各地的驱张代表，除得到当地学生响应外，还获得当局的支持。广州军政府与湘籍旧国会议员“联合一致”，多次去电诘责北洋政府；郴州谭延闿将张的罪状通告西南各方，准备驱张；常德冯玉祥旅长亦对段祺瑞不满，表示“凡有利于民国前途之事，自当尽力”（《蒸阳请愿录·日记》，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本）。

在省内外同声声讨的形势下，张敬尧惶惶不可终日。他一面继续实行高压政策，下令查办何叔衡等教育界驱张代表，“永不叙用”，且通令开除各校学生代表54人；一面收买、动员少数教育界人士劝令复课，但均以失败告终。

还在驱张运动开始时，一些封建余孽、著名绅士、安福议员如叶德辉、曾广钧等数十人，在张敬尧收买下，竭力保张，为虎作伥。叶德辉在致总统和各省的电文中，恬不知耻地说：“张督仁政迈乎汉唐，武功过于汤武。学生过激，等于吠尨；元首英明，不烹走狗”（《天问》第四、五期合刊[1920年2月29日]：《最近之去张运动》）。郭人漳等在北京组织“旅京湘事维持会”，通过安福议员为张敬尧进行收买活动。为此，驱张代表团发出通电，予以痛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长沙通讯”，披露“保张团”受贿丑闻。《天问》对“保张团”的始末，进行系统揭露。赴北京的三个驱张代表团由公民代表毛泽东领衔，向全国发出《湘事维持会内幕》快邮代电，指出：张敬尧罪大恶极，积案如山，而湘事维持会却“以伪乱真，浮词耸听”。他们“受张多金，纠合三数私党，为骗钱计，不惜卖乡媚敌。都中同乡羞与为伍，目之为保张团，斥之为卖乡党”（《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获得全国主要城市各界人士的支持。据《蒸阳请愿录》所载材料统计：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报纸发表时评17篇，上海、北京、南京、武汉、河南、江苏等地学界及留美、留日湘籍学生等18个团体，发表要求惩办张敬尧的函电共24件。张敬尧陷入人民群众的唾骂声中，人们要他“快识时务”，走为上计，可是掌握枪杆子的封建军阀，是不会仅仅在舆论的压力下就轻易地退出湖南的。

三、吴军北撤 谭赵进入长沙

在湖南学界奋起驱张之际，直皖两系军阀的矛盾日趋激化，北方八省反皖同盟由“清君侧”的呼声，发展到准备“兵谏”。1920年1月，“兵谏”先锋吴佩孚一面自衡阳前线向北洋段政府发出“军士思归，留为外用”的电报，要求撤防北上；一面与广州军政府秘密协定，军政府接济直军开拔费60万元，由湘军接收直军防务（《岑春煊致唐继尧密电》[1920年2月4日]）。直系首领曹锟在北京表示欲撤退吴佩孚部，说“第三师暨各旅久戍湖南，兵士疲苦，请求撤防。锟既忝兵符，不得不体恤兵艰，代为吁恳”。段祺瑞政府一面给吴部发饷两个月，以作缓兵之计；一面令张敬尧对衡阳“速派劲旅以备不虞”。3月间，驻湘直军第三师、十一师、二十师、十六旅、直隶各旅及奉军等，由吴佩孚领衔，以全体官兵名义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贪婪之心，愈出愈厉”，其搜括政策已害及“军民人等”。同月，驻湘少数奉军即已撤去。

此时，皖系军阀已无力顾及衡阳前线。徐树铮虽有数师之众，但不敢舍近图远，离京南下。张敬尧入湘时只有一个第七师，后虽扩充到七八万人，但军官敛财，兵匪不分，腐败不堪，毫无战斗力。5月25日，吴佩孚率部乘船由衡阳顺湘江而下。27日途经长沙，张敬尧严加戒备，吴无意“战长沙”，张亦无勇气截击，吴军直去武汉。

此刻，由张敬尧节制并协防长沙的李奎元第十一师、驻防湘潭的范国璋第二十师、常德的冯玉祥混成旅、湘东的张宗昌第一师及安武军的一部分，均按兵不动，或准备逃跑。张敬尧派他的一员大将湖南暂编第二师师长吴新田为湘南防务官，派另一员大将暂编第一师师长田树勋防守宝庆，希图阻止湘军北进。

湘军方面，只有正规军一个师和一些杂牌军，饷械两缺，湘南民众讥之为“叫化军”。但它与吴佩孚早有默契：吴军退一步，湘军即进一步。5月25日，湘军随吴军前进。首先占领耒阳、祁阳。吴新田闻讯，不战而逃。湘军于28日占领衡阳。6月2日攻宝庆，田树勋未及逃遁，被湘军击毙。29日，张敬尧速派他弟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张敬汤6月3日从长沙乘八抬绿呢大轿出发，第三天在湘潭闻风逃回长沙。湘军5月31日克衡山，6月1日克安仁、茶陵，3日克新化、安化，5日占永丰，6日下湘乡，一路势如破竹。

在湘军节节进逼下，6月7日，张敬尧也仿效吴佩孚撤兵口气，致电北洋政府说，“当此外侮日亟，国家养兵不易，留此军队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牺牲于内战之中”。并推卸责任说：“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次日，他勒令商民交出银洋80万元，声言如不照交，即令军队屠城，使长沙成为一片焦土；又勒提全城房租，强索湖南中国银行现款20万元，引起长沙大混乱。8日以后，北军以七八万之众，“当乌合之敌”，却如墙倒山崩似的由宝庆、衡山、茶陵一线向湘潭、株洲溃退（1920年6月12日，北洋政府电责张敬尧：“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湘军10日克湘潭，14日克宁乡。张敬尧于11日晚将所住“镇湘楼”（督军省长公署）及军火库一火焚烧，在火光与爆炸声中乘军舰仓皇逃往岳州。12日晨，湘军进入长沙。谭延闿、赵恒惕打着“湘事湘人自决”的旗号主持湘政。

张敬尧逃离长沙后，北军作鸟兽散（张敬尧[1880-1933年]，字勋臣，安徽省霍邱县人。1920年被逐出湖南后，曾在吴佩孚、张宗昌、张作霖部下任司令、军长等职。1933年在北平被刺死）。李奎元部退走湖北通城，张宗昌部退走江西萍乡，张敬尧嫡系第七师和田树勋部，除一部分退走岳州外，大部溃散。溃退和溃散的北军，到处奸淫、掳掠、烧杀，岳州、安化、新化、宁乡等地深受其害。6月13日，谭延闿分别电请岳州范国璋、常德冯玉祥退出湖南。此时直皖战争如箭在弦，皖系无力挽救在湖南的败局。23日，湘军向岳州进发，范部不战而走湖北。7月6日，冯玉祥退往鄂西。至此，蹂躏湖南两年多的直、皖、奉、鲁各系北洋军阀，悉数被赶出省境。军阀的内讧，促进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早日取得胜利。

驱张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在湖南的继续与发展，是一次成功的反军阀斗争，曾被人们称之为“湖南的五四运动”。驱张运动进行初期，新民学会内部也有争论。陈绍休等个别会员认为：“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毛泽东对此进行耐心的解释，他认为驱张运动虽然“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但是，“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毛泽东早期文稿》）。驱张运动前夕，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上提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观点，随后又发表《民众的大联合》这一著名论文，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驱张运动中新民学会以湖南学联为主干，联合湖南学界、教育界以及一些留美、留日湘籍学生，动员京、津、沪、宁、汉等大城市的舆论界，争取旅京、旅穗的湘籍知名人士，共同进行驱张活动；还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采取请愿方式，敦促吴佩孚、谭延闿等武力驱张，从而形成一个极为广泛的驱张阵容，终于达到目的，这是民众大联合思想在湖南的斗争实践中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驱张运动锻炼和壮大了湖南的革命力量，对全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势力也起了鼓舞作用。但是，驱走外籍军阀，又迎来本籍军阀执政，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湖南人民的灾难并没有过去。

【选自《湖湘文库》之《湖南通史》近代卷，刘泱泱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图片来源网络，转自地域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