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文艺界之江湖天下
- 2026-04-16 16:54:33
长沙文艺界之江湖天下
文／胡壮谦 本文记述长沙文艺界鲜为人知的一些往事，时间跨度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既说是江湖天下，那自然是官史所未及的。虽为野史，却都是亲身经历之真人真事，不差分毫。因个人历闻局限，管中窥豹，恕难概全。 回忆长沙旧时情况，就不能不交代所述情景之时代背景。例如，兴汉门西南角在1966年文革前是“长沙教师进修学院”的所在地。该校名为“教师进修学院”，学员却是从高考生中家庭成分不佳的生源中录取，毕业后分配当教师。文革开始后，长沙教师进修学院停办，全部教学仪器与图书移交给长沙市第二中学，其地则改为“长沙市北区区政府”驻地。笔者七十年代初在长郡中学（即长沙市第二中学）任教时，常见教学仪器与图书都贴有长沙教师进修学院之标签（见《长沙新华书店不为人知的人和事》）。 
中国第一小提琴家周善同 提到中国第一小提琴家，大家一定会问，“那不应该是马思聪吗”？ 长沙北门麻园岭的周善同（1906～1990）比马思聪（1912～1987）大六岁，是中国研究小提琴演奏的第一人。1924年，周善同带着提琴从上海到南京时，这个繁华的大城市还没有人能拉琴。直待他创办了几个业余提琴研究班，收学生以后，学琴的才渐渐多起来。不久，舞象之年的周善同即以提琴家之名享誉全国。 在三十年代初，他即以中国首席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医学科学家著称。四十年代，人称“南周北马”两大操琴圣手；南周即南京的周善同，北马则是北京的马思聪。1932年，马思聪由法国回中国与王慕理（著名钢琴家，1910～2000）结婚，证婚人即周善同。 七十年代，曾听周善同老师说，马、王结婚时，马思聪承诺，今后演奏必只请王慕理为钢琴伴奏，不再有第二人。当时，周善同不只在中央大学音乐系任教，被多所乐团聘为“指导”，还是南京鼓楼医院（前身为建于光绪十八年的马林医院）化验室主任，可谓多才多艺，博涉多优。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也是系科设置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1949年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2年，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分出南京工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华东航空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林学院、第五军医大学等多所高校。 
左：周善同/中：王慕理与马思聪/右：周守良（周善同之父） 1940年，北平大学医学院因抗战西迁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周善同任西安王曲医院医生兼西安儿童歌剧团首席提琴师。1942年9月，韩国光复军（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重庆组建的抗日复国武装）驻西安二支队队长被暗杀；李范奭（1900～1972，朝鲜李氏王朝后裔，韩国第一任内阁总理）邀好友著名作家卜宝南（1917～2002，亦名卜乃夫，卜宁，笔名无名氏，见图2）一同前往西安调查。 在西安，卜宝南与周善同、韩国音乐家兼歌唱家韩悠韩（1910～1996）结为好友。其间，卜宝南与中俄混血儿塔玛拉恋爱失败，周善同为劝慰他，讲述了自己的恋爱悲剧。 
左：李范奭/中：韩悠韩/右：卜宝南 1944年，卜宝南以周善同（小说中男主角罗圣提；圣提，即小提琴圣手之意）和瞿侬（小说中女主角黎薇，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的校花）之间的爱情故事为蓝本创作出中篇小说《塔里的女人》。小说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后，在西安与重庆竟是“满城争说无名氏”。凡是喜爱读小说的青年男女，几乎人手一册，被称为海内外“中国新文学第一畅销书”。 “文革”期间，《塔里的女人》在大陆被列为禁书。尽管无名氏被批斗，但《塔里的女人》“地下手抄本”居然达到了十余万册之规模（见张效林：“无名氏和他的《塔里的女人》”），甚至一小学女教师能从头到尾背诵《塔女》。1967年李翰祥（1926～1996）将小说《塔里的女人》改编为电影。1990年，中国电视公司播出改编的八点档连续剧，中视经典戏剧频道于2023年7月24日晚间6点上架《塔里的女人》完整版。2010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小说《塔里的女人》纳入“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丛书。至于小说为何起名为“塔里的女人”，无名氏也许从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下得到灵感。他认为，“所有爱情中的女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塔里面。” 
电影《塔里的女人》主题歌简谱及小说《塔里的女人》封面 1945年，因种种不为人知的原因，周善同先生从南京来长沙，僦居北门麻园岭。这是一处毗邻湘雅医学院教学区和湖南省卫生厅的民居。其实周家极为殷实富有，但他一直是低调僦居此处到去世。周老师自来长沙后即断绝琴缘，拒绝一切琴事，故极少有人知道他是小提琴高手。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音乐界曾受教于周老师的不在少数，但因他1950年以后绝口不谈往事，竟难列学生名录于一二。五十年代以后，他断绝琴缘，故亦拒绝收徒。但或因程门立雪，精诚之至；或因密友举荐，无法推托，还是收过一些学生的。例如，已故湘籍川派琴家，湖南省古琴学会会长熊开华（1939～2021）、美籍华裔男作曲家、指挥家谭盾（1957～）和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管弦乐系主任黄滨（1971～）于少年时期都是在周善同老师处学琴。我的两个发小，周泽重（1949～）和周重山（1949～2025）也曾师从周善同先生学习小提琴演奏。 周善同先生1951年任长沙市红十字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组建的湖南省红十字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华国锋）。五、六十年代，先后任长沙市卫生局局长、付局长。历任长沙市民革主委。周善同先生出自温州名门望族谢池周氏，其父周守良（名邦新，1892～1947）是民国时期银行界及金融界之元老。蔡元培（1868～1940）曾称赞周守良“居士仁心到鱼鸟，古人居教自诗书”；梁启超（1873～1929）则书联赠周守良“得意当为三日雨，问心可对十年灯”。 位于温州市区中山公园之周宅花园，又称涉园或周宅大屋，旧址位于谢池巷。周宅大屋有房屋500多间，前堂两侧各有花园，系当时温州乃至浙江省内名园。谢池巷周家原是中原望族，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在宋朝有进士二十七人、解元一人、大博士一人，历代分别有官至刑部侍郎、翰林宣教、中议大夫。北宋时，因为战乱，始祖自河南开封辗转迁至福建，后从福建迁居浙江平阳。据传，明宪宗时 （大约六百年前）从平阳迁入今温州市鹿城区谢池巷。 周宅老门台前那副“千古觅来难得友；三人行处易寻师”的对联是弘一法师入新城贝山寺闭关前所书，联旁还写下六十字的长跋：“大慈定慧弘一法门演音为名山童子，书时童子出胎未满月”，“余将偕弘伞弘衍二兄入新城，贝山中掩关念佛当来或不可瞻其颜范，贻是以志纪念云耳”。谢池巷在1958年大跃进前，中间本来是有条河的，这条小河直达温州瑞安、瞿溪等地。谢池巷因纪念谢灵运而得名。谢灵运（385～433年，世称谢康乐）为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旅行家，“山水诗派”之开派宗师。唐诗人李白对谢灵运颇为推崇，曾有"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之句。据明张岱《夜航船》记载：某日，谢灵运边喝酒边自夸道：“魏晋以来，天下的文学之才共有一石（一石等于十斗），曹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自古至今其他的人共分一斗。”意指天下人之才华都不在他眼里，只有曹植文才卓越，可使他由衷折服。 
温州市谢池巷周宅大屋 依周善同先生之兴趣与造诣，他该把他的全部生命交给提琴与音乐的。但因其出身名门望族，而在二三十年代之中国，以音乐为业是有辱门楣的，做医生才算是很有社会荣誉的职业。故此，周善同先生以医学为职业，以音乐为业余爱好。西汉辞赋大家杨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可见这种认识由来已久矣。 且勿说周善同先生之事迹鲜有人知，作为音乐人前辈的“周善同”三字在百度搜索引擎上竟亦无搜索结果。一代天骄安可如此无闻于沧海！庶使笔者尽吾所能录其事迹于一二，希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焉。 
长沙胡华松与谢莲英的连袂花鼓戏 现时之追星族多为青少年，而所谓明星则以歌星与影视演员为著。但五六十年代长沙的“追星族”可不是年轻人，而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当年谢莲英和胡华松的连袂花鼓戏火遍长沙。他们的名字在长沙家喻户晓。且不说是万人空巷，亦可谓盛况空前。较之现在的明星有过之而无不及。胡华松和谢莲英连袂演出地点主要是中山西路的民众戏院和长沙市工人文化宫（现在的长沙市湘春路第二工人文化宫）。 民众戏院在三四十年代就有，地点大概在现在的中山西路之福庆街口附近。我在该戏院不只看过花鼓戏，也看过电影和魔术表演。民众戏院在1956年公私合营，更名为红旗剧院（1980年搬到劳动西路）。1958年由民众花鼓戏剧团演员集资重建，1966年文革开始后停业。工人文化宫大门在湘春路小学（现在是复地·崑玉国际小区）的对面。进大门走到底为一排铁栅栏。透过铁栅栏可见其后为游泳池，其左侧（东头）有一小门可去游泳池。其右侧（西头）有一大片长方形水泥地为露天旱冰场。晚上，该场地则用来演出花鼓戏或放露天电影。 
六十年代长沙市工人文化宫湘春路老大门 我家寓居佘家塘一条巷1号陈长簇公馆（见《长沙这所老公馆，堪比乔家大院，文夕大火后丝毫无损，曾名贤集聚！》），步行去工人文化宫只需七八分钟即可。我祖母吴淑仪（1904～1983）、恩师黎寄吾之妻宋琤琳（1905～1986）以及房东陈长簇之妻段育林（1908～1974）可说是义结金兰，形影不离。她们三人都是谢莲英和胡华松的“追星族”。通常如工人文化宫挂牌有谢莲英和胡华松的连袂花鼓戏，她们大多都会去捧场的。 
左：吴淑仪（作者之祖母）/中：宋琤琳（黎寄吾妻）/右：段育林（陈长簇妻） 其实，除她们三人外，陈公馆内外有不少邻居都是谢莲英和胡华松的“粉丝”（fans）。因我在我家是长孙，加上黎娭毑和陈娭毑也都喜欢我，故他们通常也会带我一起去看花鼓戏。记得有次看戏，她们欣喜地说“谢莲英和胡华松都上台了”。我记着演员的模样，就跑到后台去看，还真见到谢莲英和胡华松本人了。还有一次，剧目是《梁祝姻缘》。记得黎娭毑看着看着，就禁不住老泪偷垂了。次日她们三人坐在后进客厅闲聊时，谈到昨夜戏中的祝英台，黎娭毑又因伤感而咽梗起来。后来知道，黎娭毑最爱看《梁祝》剧，而观剧后却又伤感不已。偶尔有她们想看的剧目在民众戏院上演，她们也会步行二十几分钟去看。 谢莲英和胡华松都是奠定湖南花鼓戏表演体系的奠基人。五十年代后期新义和民众两花鼓戏剧团合并组建长沙市花鼓戏剧院，早期成员有谢莲英、胡华松、何冬保、肖重珪、张汉卿等为代表的花鼓戏演员。 
左：胡华松/右：谢莲英（照片来自网络） 胡华松（1925～1984）南县鱼尾州人，长沙花鼓戏演员、工小生。1947年，应长沙艺人之邀，随西湖路班的13个艺人进长沙，他成功地塑造了梁山伯、王金龙、王魁、许仙等艺术形象。在演唱上，他运用“金线吊葫芦”的真假嗓结合唱法，在湖南花鼓戏界独具一格。 谢莲英（1932～2004）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湖南花鼓戏表演艺术家，其职业生涯涵盖了传统戏和现代戏的表演。她成功塑造了祝英台、秦香莲等经典角色，形成细腻婉转的唱腔特色，在花鼓戏领域的成就得到了广泛认可，多次获得省文艺会演一等奖、优秀演员奖、省戏剧界最优积极分子等荣誉。谢莲英还曾得到梅兰芳、程砚秋等戏剧大师的指点，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表演艺术水平。她创排的《刘海砍樵》、《书房调叔》等剧目被列为保护传承中心经典保留剧目。 
空前绝后的酒鬼歌唱家黄海鲲 黄海鲲（1941～？）是男中音歌唱家，主修俄罗斯美声唱法。在长沙市，黄海鲲以酒鬼歌唱家和海哥之名号而闻名。文革中青年近卫军的谭海清，人称海司令，无人称其为海哥，故不可混为一谈。后来才知道，那时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要拜他为师学习歌唱，均被推托；以《挑担茶叶上北京》而知名的湖南民歌歌手何纪光（1939～2002）遇见他可是不敢开口唱歌的。黄海鲲之歌唱音质圆润饱满，音色华丽流畅，音量宏大而宽广，穿透力与个性极强；既充满激情，又如陈年美酒而有深度。 湖南师大音乐学院院长、湖南民族歌舞团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声乐教育学会会长储声虹教授（1920～2001）对黄海鲲之评价是：“刘秉义（1935～）之下，马国光之上（1932～1989）。”中国第一小提琴家周善同老师对黄海鲲之评价是：标准男中音，天生的好嗓子，音色独一无二。现在不比六七十年代，各式歌唱家很多，尤其是高音歌唱家。时下之男中音歌唱家以廖昌永（1968～）最为著名。依笔者多方比较，黄海鲲之先天条件远优于廖昌永，至于后天之技巧修为则因其人生多舛，自暴自弃，沉沦于烟酒而不可比较。先天条件与后天技巧修为都好，还只适合做合唱演员，必须加上独一无二的个性特色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独唱演员。黄海鲲本具备这些条件，但命运的安排却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第一次见到黄海鲲 我第一次知道黄海鲲（1942～1987？）是1968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父亲在郴州火柴厂的同事周立孚先生调长沙线带厂（厂址在黄兴南路的坡子街口）工作。他家住北正街（现在为黄兴北路）高升门巷的正南拐角一木板民房的二楼，大致在工人文化宫宽银幕电影院售票厅之对面。他来长沙后，很快就与我成了挚友。 1968年某日，他来我家对我说，“壮少爷，我明天中午给儿子做周岁，请了几个特别要好的同学，你也来好吗？”次日中午，我上楼即见他的八九个同学好友已经先到了。餐余酒后，周先生对一同学讲，“海少爷，给大家唱首歌吧！” 黄海鲲答，“不会惊了小少爷吧？”周答，“不要紧。”那天，黄海鲲清唱了毛泽东的《菩萨蛮·黄鹤楼》。起首“茫茫九派”就是大音量高音，发声圆润，如铜号之音直透屋顶；气势磅礴，如长江之浪，一波逐一波。到结尾“心潮逐浪高”，由低转高，直入云霄，渐行渐远，余音绕梁，三日犹不绝。我那天才知道，世间竟有如此美妙之歌声，绝非广播中的电子音乐可比。我当时马上想到了杜工部的绝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中的那个李龟年。我宛如回到唐代，歌仙李龟年引吭高歌，唐玄宗李隆基亲自吹玉笛伴奏，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在闭目倾听。 
周立孚家及宽银幕电影院位置 周先生的同学好友先后散去后，他向我介绍了黄海鲲的来历。周先生和黄海鲲是长沙市三中（明德中学）的同班同学。周先生身高1.83米，爱打篮球；黄海鲲身高1.62米，爱唱歌。黄海鲲之父是白崇禧下属国军63师少将副师长黄范，1949年10月衡宝战役中武冈战败被俘。1958年，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歌舞团来明德招生，学校举荐的考生一一试过，无一人满意。最后一天，恰逢黄海鲲在教室过道呼唤同学，广州的老师闻后惊问何以此同学未来应试？传唤黄海鲲来后，他随意唱了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即被当场录取。周先生、黄海鲲和三中同学有女三男五共八人。他们大多家庭出身“不好”，相互关系密切，常在一起聚会。其中有男生刘某极喜欢女生李某；但女生李某则不喜欢男生刘某而极喜欢男生张某。久之男生刘某妒忌生恨。大概在1964年，男生刘某诬告，他们这同学八人是一反革命组织，书记就是黄海鲲。除男生刘某外之七人被捕。后因子虚乌有，查无实据，七人先后释放，黄海鲲是最后释放，失去了工作，以出卖苦力为生。 第二次见到黄海鲲 1974年初，我的小学同学徐克斌（1949～2015，油铺街小区长沙灯头厂工人）结婚。徐克斌的雕塑和油画水平都不错。他用墨玉雕了个笔架送我，一希腊美女侧卧，惟妙惟肖，立体构图甚佳。当时，我从长沙市无线电厂的工程师变成长沙市湘绣厂的画师有一年多了。我为徐克斌结婚提供了我自制的落地式高保真音响，以及我创作的书画作品多幅。发小周泽重则为徐克斌结婚提供了婚房。婚礼之日，长沙市群众艺术团的一名相声演员为之主持婚礼，包袱不断，将大家都逗得乐呵呵的。我到场后不久，黄海鲲和李幼平也到了，在场的人纷纷恭敬地叫了一声“海哥”！这就是我第二次见到黄海鲲。李幼平是黄海鲲的手风琴伴奏家，先后任职湖南广播设备厂模具钳工、工会主席，湖南芙蓉宾馆党委书记，湖南省音协理事，作曲家。 与黄海鲲成为密友 第二天，我在书房做日课，黄海鲲和李幼平到了我家（正现在湘春路长沙塑料四厂的位置）。李幼平向我介绍，他与我中学同学但不同班，他小弟李力平和我小弟胡元礽九中同学且都是校文艺宣传队的，李力平弹扬琴，胡元礽拉小提琴。在昨日徐克斌的婚礼上，海哥见了我的字画后，希望与我交个朋友。我也表示，六年前在周立孚家我们曾经见过面，我对海哥的歌唱是仰慕已久。几天后我写了张横幅给他，内容是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他收到后十分高兴。从那以后，我们三人成了莫逆之交，一个月中至少有二十天都在一起。 那几年，我从海哥那里听闻并学习到不少有关歌唱的音乐知识，也纠正了我过去的一个误解。我过去以为嗓子好就能歌唱，现在知道唱歌与歌唱不是一码事！例如，唱歌先要充分放松头颈部的肌肉，发声主要靠胸腔、口腔、鼻腔、头腔共鸣，发声点在前额前上方一米的位置等等。听到这些，简直不可理解。听到他讲述声乐教学中的不传之秘后，就豁然开朗了。例如，嗅花香或打哈欠可体会如何放松头颈部的肌肉，练习发“托”、“敏”这两个爆破音可体会头腔共鸣，形成肌肉记忆后高音就轻松了。又呼气可发声，吸气也可使声带振动，巧妙利用这一点就是所谓的“偷气”。他还曾谈到，有次梅兰芳在日本演出，因感冒致声带有了轻微的炎症。当时，在场的日本医师教给了梅兰芳一个“气泡疗法”，得以应付了那场演出。所谓“气泡疗法”即有如气泡连续自水中冒出那样，使声带轻微振动，可治疗轻微的声带疲劳、炎症与水肿。我那时任教长郡中学高中毕业班英语，声带疲劳时用此法的确有效。 黄海鲲来往最密切的挚友就是我和李幼平，此外还有九中的数学教师李南先（善弹琵琶与下围棋），后来任湖南省群众文化学会键盘音乐专业委员会会长的白振先和左承德（湖南日报新媒体称左承德为湖南音乐界的大拿）。黄海鲲自不得已离开音乐界后，积愤不平，自暴自弃，沉沦于烟酒而不可自拔。据称他过去可饮白酒八九两，但我1974年第二次见到黄海鲲时，他的酒量最多半斤。以后他酒量渐减，到七十年代后期，饮酒一两即醉，醒后又饮，即饮即醉，已经严重的酒中毒了。 1975年3月19日，中国大陆最后一批（第七批）特赦战犯，黄范老先生在关押二十六年后回到老家长沙，携妻寓居马坡岭乡下（那时为一大片农田），数年后仙游。1984年，我在湖南省脑科医院当医师，黄海鲲住东兴园巷北侧一民居。记得三月份还与黄海鲲见过面，五月份他竟突然失踪了！我和李幼平在近三十年间，向几乎所有与黄海鲲曾经认识或来往过的人打听，竟无半点消息！一代奇人，自此绝尘！ 
长沙三绝之“棕编易” 官媒“红网”等报道“长沙棕编市级非遗传承人周佳霖”时，尝提及棕编鼻祖易正文和他的第一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文定，并称“湖南历届中国工美艺术大师18个，12个是湘绣大师，搞综编的只有王文定一人”，“直到70年代， 因为湖南湘绣厂开办的棕编车间，使棕编艺术进入了一段‘火热’期”。其间语焉不详，且多有不实。以上所谓湖南历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定当指九十年代全国恢复职称评定后，在工艺美术行业逐步推行的行业职称评定。其实这类评定，在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都进行过。例如，李六嗲（李凯云）在五十年代就曾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湘绣一级画师”。但有关湘绣的种种故事，我将另文专题介绍，以补目前网文之不足。这里暂且一笔带过，回到有关棕编易之专题。 在《湘绣厂成了无线电厂？记长沙大办电子工业热潮》一文中，我曾提到“文革开始后，传统湘绣被视为“四旧”而停产，工人们沦落到上街拾废品的地步。长沙市二轻局根据上级“全民大办电子工业”的指示，将长沙市湘绣厂改为长沙市无线电厂。市政府给于资金帮助和允许自主招聘技术人员的特惠政策。1970年5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破格招聘进长沙市无线电厂担任半导体收音机的试制与生产工作。 
长沙市湘绣厂一楼平面及“棕编车间”位置 一个小小的无线电车间如何能解决长沙市湘绣厂的前途与经济问题？！第二年（1971年）秋末，长沙市湘绣厂党支书李淑兰（家住樊西巷）将江湖艺人易正文招纳进厂，将总部一楼最大的一间办公室腾出来做棕编车间。招聘了大概20～30个年轻妹子跟易正文学习棕编工艺。官媒“红网”提及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文定”应该就是这批学徒中的一员。实际上，我对“王文定”这个名字似乎还有点印象，但不能确定。听说厂里新开了一个棕编车间后，我也从鱼塘街的无线电车间去厂总部看过几次。棕编车间紧邻财务室，易正文背靠墙居中席地而坐，学徒们则环绕他席地而坐。 所谓“长沙三绝”是指湘绣、菊花石雕与棕编。但厂里的职工，尤其是绘画班对易正文及其棕编不以为然。绘画班的袁牧、罗绍明、吴大可常说，棕编怎可与湘绣、菊花石雕并称？！老易的棕编的确独一无二，但经得看的只有螳螂和蚱蜢。加上棕编的东西不耐放，价值不高。我听说了一些有关易正文的情况介绍后，倒对他颇感兴趣。我虽在文化圈子中混，也认识一些文化界名人。但我毕竟在“土夫子”队里混过，对社会底层人士颇为尊重，对江湖人士尤感兴趣。故此，我主动接近易正文。一周后，我们成了朋友。 
易正文家位置 易正文大概比我大十六七岁。他主动带我去了他家。他住福胜街临街的一有两层楼的木板房。他家里除他夫人外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应该是他的儿子。那时没有解放西路，太平街与福胜街是联通的。从湘绣厂去他家，由臬后街（即现在的解放西路）或坡子街往西再左转，步行七八分钟即到。每次我到他家，他就会对他老婆大声喊：“胡师傅来了，快倒茶喏！” 易正文对知己坦诚，也很健谈。谈到他为何与我一见如故，他说他带了一帮人在湘绣厂搞棕编，我则带了一帮人在湘绣厂搞收音机，他与我是“同路人”，我们是半斤八两，都是湘绣厂的“怪胎”。说完他就哈哈大笑。他知道厂里的人虽客气地叫他一声“易师傅”，其实看他不起。我总是尊称他为“易老艺人”，他故视我为知己。别人如何看他，他无所谓！反正厂里给他六十几元一个月，是一笔稳定的工资收入，比过去跑江湖划算。 他自称是中国棕编第一人。五六十年代，他凭一张“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证书”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最常去的是广州和北京。有次他在广州闹市摆摊卖艺，一妇人左看右看，弄坏了他的好几个工艺品。他很不高兴，忍不住就学广东话骂了她一句“丢你那嘛嘿”！那妇人叫来了警察。警察问，“你为啥骂人？”易答：“我没有骂人呀！”又问妇人，“他如何骂你？”妇人答：“他骂我‘丢你那嘛嘿’！” 易笑着说：“这是骂人啊？街上的看客常对我说‘丢你那嘛嘿’，我还以为是夸我的棕编编得好呢！”到底是跑江湖的，应变极快。他的这个故事当时真把我逗笑了。他说，在北京，他好几次被邀请进苏联大使馆去做棕编。给外国人做棕编赚的钱比给中国人做要多得多。 1973年，我调到长郡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英语。得闲时，也去易老艺人家聊天。但到1976年，我调到北正街周南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物理后，就很少去他家了。听湘绣厂老同事讲，八十年代初因业务不景气，停止了棕编业务之经营。到九十年代，湘绣厂倒闭。总部和鱼塘街的无线电车间成了现在的长沙IFS国金中心；而东茅街的大车间（礼堂、童服车间、机绣车间和机修车间）竟成了现在的东茅街茶馆。后来我又先后在医院、大学、远大等民企任职，与易老艺人就失去联系了。 （编辑排版|南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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