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何键集团仍一意孤行，压制全省的抗日救亡活动和湘西苗民“革屯抗日”斗争，遭到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民众强烈反对和不满，在政治上陷入困境。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下令改组湖南省政府，将何键调离湖南（何键[1887-1956年]，醴陵县人。离湘后，任国民政府内务部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时因病辞职，后长期在南岳休养。1949年迁居香港，次年赴台湾），委派张治中任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莅湘后，采取联共抗日方针，积极发动民众，进行抗战准备，推动着湖南抗日救亡事业的发展。1938年，在国民党“焦土抗战”政策指导下，长沙军警纵火焚烧长沙，造成震惊全国的空前浩劫，张亦因此下台。

一、张治中的施政措施

张治中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重要成员，长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来湘前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但他信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主张联俄联共，思想比较开明。在1937年11月27日的就职典礼上，他以“省训”方式提出“廉正勤勇”的施政方针，指明廉即不增加民众负担，避免损害民众的行为；正即公正用人行政，公平对待各抗日党派和团体；勇即树立战争观念；勤是建设、抗战的基础。从12月中旬开始，领导省政府各部门，着手制定《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和《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于1938年1月22日由省政府正式公布。《施政纲要》分军事、民政、财经、经济、文化5个部分，共57项条文。《方案》是《纲要》中关于“编组民众抗日自卫团，健全行政机构，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等项条款的实施办法。这两个文件的实质，就是要求对何键时期的各种政策、制度、措施等，都进行一次改革，以便湖南朝着适应抗战形势的方面发展。在1月18日省战时设计委员会会议上，张曾就此强调指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组织、制度、人事诸端，我们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求一个彻底的改造……，彻底改革一切省政，要把所有充满着沉沉暮气麻木不仁的组织、制度、人事，予以根本铲除，要负责领导三千万民众统统站起来，担负保卫湖南、保卫国家的责任！”（《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张治中首先采取一系列措施，处理伤兵、役政和治安三大难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负伤的官兵源源不断地涌入湖南。至1937年10月，总人数达两万以上，次年1月又增至三万余人。何键政府虽曾成立伤兵管理处，但对伤兵基本置之不顾。如将从上海杨行撤到长沙的40多名伤兵，安置在火车南站附近一户农民家里，既少饭吃，又无医护条件，甚至遭到歧视。由于缺乏适当的管理，伤兵肇事时常发生。张治中到湖南时，长沙各商店，旅馆大多被伤兵占住，大街小巷，伤兵三五成群，以铁棒等作武器，横冲直撞，扰民事件日达数十起，连省政府门前也常有伤兵示威，市民和政府机关深感恐惧不安。常德、衡阳、邵阳、岳阳、益阳等地也都驻有伤兵，伤兵不断发动请愿、借饷、借粮等行动，甚至造成流血、捣毁县政府等恶性事件。伤兵已成为长沙和全省的一个严重问题。针对这种局面，张治中采取伤兵与地方两方面兼顾的方针，发布《告伤兵书》和《取缔伤兵滋事维护治安》等文告，指示各地政府重视伤兵的安置和管理。1938年1月1日，省政府正式公布《改进伤兵管理办法》，将原来的省政府伤兵管理处改组为独立机构，驻有伤兵的县份也相继成立伤兵管理分处，并规定只对驻有军队的大县分配伤兵安置任务，无驻军的县份不予安置，以避免伤兵聚众闹事无力制止的现象。同时，省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饷款未拨来的情况下，垫发总额达100万余元的伤兵费，并购置床铺，棉被、棉衣、衬衣各3万套，在长沙市和各县搭建可供3万伤兵居住的收容棚，逐步将分散在商店、旅馆、民宅的伤兵转移到收容所和特设的休养院及医院，实行军事管理。通过这些措施，伤兵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各级政府和民众亦避免了伤兵所造成的困扰。

抗战初期，兵役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当时征兵制度弊端百出，招兵十分混乱，除办理役政的专门机构外，各部队在湖南自行设立的机构竟多达80余个。部队各自招兵，有兵就可当官，兵多就官大，一些军官直接命令区乡镇长甚至县长限期解缴一定兵额，违令即捆绑游街，或者派兵到政府机关坐催勒索，骚扰不绝；一些在野军人和土豪劣绅，则乘机勾结区乡镇政府，擅自增大抽丁名额，或者派人四处搜捕，以抓丁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由于役政腐败，人民群众深受其害，不少农村青壮年纷纷逃到城市，造成农业生产劳力短缺；有的被迫自残身体，终身残废；有的则铤而走险，逃入山区流为匪盗。为减轻役政带来的恶果，省政府于1937年12月中旬召集第一次兵役会议，决定两条原则：第一，要求国民政府撤销各部队在湖南设立的招募机构，以统一事权，杜绝纷扰，加强役政效率，减轻民困；第二，国民政府每月所需湖南补充的兵额，由湖南役政机关负责征集。国民政府批准了这两条原则，并根据湖南省政府意见，制定《战时募兵统制办法》，通令各省执行。后来，国民政府规定湖南每月应征兵额1.8万名，

当时湖南约有3.8万保，按比例每保两月出一个兵额，较之以前各部队自行招募新兵，情形大有好转。但由于基层机构不健全，乡镇保甲人员恶习相沿，利用兵役作祟的事件仍然时常发生。1938年3月下旬，省政府召开第二次兵役会议，重点研究如何避免役政人员借机扰民的办法。会后，省政府惩办了几个作恶多端的役政人员，并在制度和法令方面对役政人员采取严格的约束。10月，省政府为进一步杜绝弊端，安定民心，又制定《征集国民兵总抽签办法》，发表施行。

张治中就任省政府主席时，湖南的社会治安很不稳定。首先是湘西地区，持续一年多的苗民“革屯抗日”斗争，有力地打击了腐朽的封建“屯制”，积极地提出了抗日的正义要求，但从政府的立场看，“革屯抗日”运动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湘西各县的地方政权，影响社会安定和人民的正常生活，成为当政者急需处理的重要事件。再有，在湘西和湘南地区，土匪势力素来颇为猖獗，聚众拉杆子的大股土匪，牵牛吊羊的零星散匪，“义勇军”“游击队”，各种名目纷然杂呈。匪氛之炽，使不少县份叫苦不迭，舆论界和广大群众不断呼吁当局肃清匪患稳定社会秩序。对此，张治中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采取较为开明的宽容的态度。他明令取消何键政府对“革屯抗日”运动领导人的通缉令，接受广大苗民的正义要求，实行“废屯升科”，派代表赴沅陵与“革屯抗日”运动的领导人进行开诚布公的谈判，最终将“革屯抗日”的武装力量整编为抗日军队。对于湘西地区的治安，先是设置湘西绥靖处，用政治和军事的力量进行协同改进，在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后，即设置省政府沅陵行署，使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行政管理机构与全省各地平衡一致，避免了过去歧视少数民族、歧视湘西地区的管理方式。且任命与湘西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地理、人事渊源的“湘西王”陈渠珍为沅陵行署首届主任，这对于稳定湘西起了重要作用。

张治中通过妥善地处理伤兵、役政和治安等问题，初步稳定了全省局面，赢得了人心，为整顿吏治、发动民训和整备军事等重要措施的推行准备了条件。

整顿吏治的工作始于1938年初。当时政府机关公职人员赌风盛行，在长沙就发生赌棍周仲评串通省银行出纳员戴运鸿卷逃22万元巨款的恶性案件。这年1月，省政府公布严禁公务人员赌博令；2月上旬，张治中亲自命令长沙警备司令部，将周仲评以“邪术诈财，贪污极恶”的罪名处以死刑。随后又展开惩治贪污官吏的行动。3月18日，省政府下令处死贪污公款6000余元的新化县财务局赋税主任车衡。稍后，发布《湖南省惩治文武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6月间，张治中在巡视湘西途中，将办理征工事务收贿舞弊的监工员唐立成枪决。7月，处死华容县财政局长张作典。张作典系重大贪污犯，在任职两年中，侵吞公款及应负责追还的公款，数额高达2.35万元，稻谷100余担，拒不移交华容县历次摊款存根11.2万元，另有无故拘押民众、勾结地方豪劣、恃势欺压民众等罪行。为转变官场风气，张治中在果断处理赌博和贪污案件的同时，还比较谨慎地处理了周凤九案。周凤九是一位著名工程学专家，任省公路局局长。由于各种原因，湖南公路管理不善，职员普遍缺乏训练和责任心。1938年1月份，省内各路段发生事故21起之多。2月8日，一客车在长常公路小青铺发生事故，旅客死伤多人；10日，又一客车在长沙市小吴门发生事故，乘客亦有伤亡。但周凤九主持的省公路局对于事故责任，采取欺骗和拖延处理的态度，企图不了了之。在处理这一案件过程中，不少工程学界人士和省内知名人士函电飞驰，要求对周凤九免予处分。但张治中以“积玩之下振之以猛”的决心，撤销周凤九的公路局长职务（后来起用周专任公程事务，以展其长）。以上几起重要案件的严肃处理，使全省各级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受到较大震动，对扭转官场风气，促进吏治改良具有一定的作用。

整顿吏治的中心是改造和加强基层政权的建设。为充实和调换县及县以下各级政府部门的干部，省政府曾于1938年3月专门举办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干部学校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基础，选拔3000余人进行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等方面的训练，培养新型公职人员，并轮训在职人员。5月，第一期学员结业后，省政府将他们分派各地，一次更换33个县长和大批乡、镇长。7月，第二期学员结业，再次更换25个县长和一批乡、镇长。到8月间，全省75个县，除武冈、宁远两县县长未予变动，安化、新化、祁阳三县县长经调省受训后回县复任外，各县县长均被更换，乡镇、保两级政权也有重大变动，全省3000多个乡镇，3.8万多保，30%为原任乡、保长，30%为当地士绅，40%为青年学生。随着县级和县以下各级干部的大调整，省政府又进行废区并乡工作。7月，先后颁布《湖南各县区公所区署结束办法》和《设置县政督导员办法》，规定废除区一级机构，设置县政督导员，流动巡视，指导和监督乡镇保甲推行政令办理自治；同时扩并乡镇区域，规定10保至50保为乡、镇，根据地理、交通、经济、习俗等，对乡、镇加以扩并。在经过大调整，从县到乡、保的纵向组织机构得到一定改善后，张治中进一步要求各乡（镇）、保建立各种横向组织，用来作为基层政治的辅助。7月20日，省政府颁布《各乡保民众集体组织实施办法》，要求各乡（镇）公所延请当地正派士绅及有专长人员，组设评议会，计划并发动该地的一切地方事业；要求各乡（镇）根据本地人民的年龄、性别、职业、爱好等，分别组织儿童团、妇女会、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林业工会、保路工会、慈善会、国术会、音乐会等，使一切居民都获得参加社会活动、发挥长处的机会，增强民众的联络与团结，造成基层的新气象。

在张治中的指导下，湖南省政府积极开展整顿、改革吏治的工作，特别是选拔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新生力量充实县及县以下各级政府机关，冲击和打破了原来盘踞于基层的腐朽势力，给基层政治带来生机，使之朝着有利于抗日救亡事业的方面发展。但是，由于青年学生大多缺乏政治经验，徒具一股热忱，旧势力却盘根错节、基础深厚，因而这种改革又是有限的。特别是1939年薛岳主政湖南后，实行专制、反CP的政策，全省各地的旧势力很轻易地即卷土重来，广大的乡村依然如故。

组织民众，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是张治中主政湖南期间采取的又一重要措施，也是他不同于前任主席何键，不同于整个国民党害怕民众、压制民众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对待政府、军队和人民的态度上，张治中认为，“军队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过度重视军队而忽视民众，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他宣传自己主持的政府是“一个革命的政府”，“时时刻刻在想着怎样才可以把人民自卫力量扶植起来，怎样才可以把人民的武装力量充实起来”（《张治中回忆录》）。在他主持制定的《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中有“编组民众抗日自卫团”的专门条款；《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则是一个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专门文件。

张治中刚上任，省政府即于1937年11月23日在长沙成立省民众抗日自卫团（张任团长）。总团以下设区团部，由各区保安司令兼任区团长；县设县团部，由县长兼任县团长；乡（镇）设大队部，由乡（镇）长任大队长；保设保队部，由保长任队长。12月13日，省政府又成立湖南民众训练指导处，张治中自兼处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长赖琏为副处长，要求各县市成立民训总队，区成立民训大队，乡（镇）成立中队，中队以下设班，每班30至35人，对全省广大民众（男子18岁至40岁，女子16岁至35岁）分期训练两个月，于1938年7月内完成，训练内容为军事、精神、编组、生产等。当月15日，省政府委员会又通过《湖南省民训计划纲要》。

正当大张旗鼓准备发动民训工作时，12月上旬，数十名青年学生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到省府要求“实施战时教育，分配战时任务”。这一举动，使张治中受到很大启发，他决心将以乡（镇）长担任乡村民训领导任务的计划，改为以青年学生作为民训工作的“开路先锋”，进行短期专门训练后分派全省各地。20日，省民训干部训练班开学，省政府调集中学以上教职员，大学、高中学生3358人入学，受训半个月后，派赴各地组训民众。经过半年时间，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在乡村组织训练70多万群众，调动和加强了全省广大农村的抗日自卫力量。1938年5月9日，省政府在长沙举行有两万人参加的湖南民众抗日自卫总团部成立大会，大会号召全省人民集合民gun10万支，加以梭镖、刀矛、土铳、鸟gun等武装，组建30万自卫常备队，70万后备队。为了加强对民众的动员工作，协调各群众团体和各党派之间的关系，省政府还于10月间成立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张治中任主任，覃振、徐特立、任作民、翦伯赞、杨东莼等64人为委员，张、覃、徐等19人为常委。

当时gun支来源十分困难，筹款不易，gun也无处买。8月，张治中特令保安处将库存旧gun4400余支分发各县，后又通电各湘籍将领，要求他们将所部的旧gun全部送给湖南。还亲自去武汉，请求军政部长何应钦许可，凡是各部队送往湖南的旧gun均由省政府出具收条转报核销；并通过与军政部交涉，将湘籍将领刘建绪部早先缴到军政部的2300支旧gun送给湖南。

张治中主湘后即着手整备军事。1937年12月中旬，他将保卫湖南的国防计划送呈中央，嗣后又与上级军事部门一再研究保卫湖南的措施，设立专门军备机构，秘密开始构筑各种军事工程。至1938年9月，国防工程已绵亘1000余公里，远从湖北的咸宁境内开始，耗费300余万元。同时，还举办长沙军事分校和南岳补充兵训练处，积极培训保安团队干部、干警和在乡军事干部。

总之，张治中在担任省政府主席一年时间里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和措施，适应了当时抗日救亡潮流，为湖南抗日力量的增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二、长沙文夕大火及善后工作

张治中任省主席后期，湖南的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继续沿粤汉铁路南犯，进逼湘北。11月上旬，日军轰炸长沙、衡阳，9日攻陷临湘，10日攻陷城陵矶，12日攻陷岳阳，湘北门户洞开。长沙作为湖南省会，日军势在必夺，战争迫在眉睫。在此严峻形势下，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急忙于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两次在长沙召开军政会议，讨论战局问题。由于对确保长沙缺乏信心，会议期间，蒋介石指示实行“坚壁清野”和“焦土抗战”的方针，如果长沙不保，即实行火烧。蒋介石追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不等张治中回答，又断然说：“还想什么？烧掉就是了。凡是不能搬走的东西，都通通烧掉！”（余湛邦《关于长沙文夕大火的若干补充》，载《长沙文史资料》第2辑）11月12日上午9时许，蒋介石侍从室电话指示，要求张治中对长沙采取焦土政策；稍后，张又接到蒋介石文侍参“限一小时到”的紧急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张治中回忆录》）。

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电话、电报指示后，即召集省保安处长兼省府行署参谋长徐权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研究布置放火事项。张治中指定由长沙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放火，省保安处予以协助。当日下午，又与徐权、酆悌研究由酆悌起草的焚城计划纲要，决定由长沙警备司令部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放火总指挥，长沙市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任副总指挥，组织放火队伍，准备放火工具；放火时，以城南天心阁处举火为号，全城同时行动；放火前，先发布日军进行轰炸的消息，以便于疏散市民，并施放空袭警报，由警备队督促市民出城。按此计划，徐昆迅速将警备第二团以三人为一组，编成100个放火小组，分发放火器材，调集大量消防车，灌入汽油，作为放火车，并在主要街道预备大桶的汽油和煤油等易燃物。

当日深夜，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预先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一见火起，有如惊弓之鸟，争相响应，撞门的撞门，开桶的开桶，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霎时间，冲天的火炬接连出现，火光照天，热浪灼人，全城成为一片火海。

大火发生时，已经入睡的市民陡闻火起，初以为是普通火灾，不以为意，后见全城火起，方知情况严重，以为日军已攻进城来，遂在慌乱中扶老携幼，扛箱抬柜，像潮水一样往外逃奔，凄厉的哭叫声，恐怖的嘶喊声，建筑物燃烧时发生的爆响声，交织在一起，使全城顿时成为一个极为恐怖的世界。更为残酷的是，南门外的伤兵医院起火后，被烧着的伤病员惨叫着在地上翻滚乱抓，有的抓住医护人员不放，一些护士就这样与伤病员一起被火舌吞没；藩城堤喻家巷一个60多岁的妇女被大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跳进水缸，惨死于水缸之中；另一妇女抱着小孩躲进水缸避火，结果大人小孩都被活活煮死；佘太华金号起火后，有30多人无法冲出，躲入防空洞，全被烤焦致死。据湖南省政府有关部门灾后公开承认，在火灾中丧生者达3000余人。

这场大火一直延续两天两夜，造成空前浩劫。长沙全城8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达5.6万多栋。原来繁华的南正街（今黄兴路）、坡子街、臬后街、八角亭、药王街、太平街、西长街、大西门正街及沿江一带，剩下的尽是断壁残垣。据统计，一般建筑物和物资损失是：（一）政府各部门以及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及其分局（第五分局除外）、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各家报馆等，其建筑物内所有物资全部被烧毁。（二）被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这些学校全部或大部被烧毁，总计全城被烧毁校舍31所。（三）被烧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在较大的银行中，幸存者仅有浙江兴业银行分行一家。（四）工厂被烧毁的有40多家，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长沙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仓储200余万石有190余万石被烧成灰烬。绸布业损失约300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所有绣品和画稿几乎与铺屋一同被烧毁。（五）医院除湘雅外，全市公私医院均被烧毁。文物古籍损失也十分严重。关于大火造成的损失，国民政府的主要报纸《中央日报》称：抗战“一年以来，湖南省所贡献于国家，物资人力，质量俱有可观。自抗战转入第二阶段后，兵员补充，军事运输，湖南所造于国家者尤大。长沙近30年来，虽屡经兵燹，然以湘人活力之强，近年早复旧观，物资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长沙大火——敬慰湘民》，《中央日报》1938年11月18日社论）。

长沙大火发生后，蒋介石于14日在南岳得知消息，连夜赶至长沙。在听了张治中等人的报告和实地察看后，决定采取以下措施：逮捕首事有关人员，予以严惩；拨发赈灾款20万元，救济灾民；调集重兵，加强长沙的守备；改组湖南省军政机构。在蒋介石亲自布置下，第九战区军法分监部组成预审小组，于16日在长沙蓉园对酆悌、徐昆、文重孚（长沙警察局局长，大火前对部属失去控制，致长沙街道、岗警弃离职守；大火后擅自逃往邵阳，两天后才返回长沙）进行预审。次日，由钱大钧担任审判长、张耀宸（第九战区军法分监）、蒋锄欧（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担任审判官，组成最高军事法庭进行会审。经蒋介石批示，判处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死刑。为稳定人心，应付舆论，蒋介石于20日批发关于长沙大火的宣传布告。“布告”继续坚持“焦土抗战”政策，承认事前有焚城的计划和布置，但又把火灾的起因说成为长沙军民激于义愤，自行放火焚城。“布告”称：“对于重要城市与军事有关建筑物施行破坏，免资敌用，原为作战上之必要。长沙既临战区，事前准备亦为当然之事。乃地方军警当局于我军放弃岳阳时，即听信谣言，惊慌躁急，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同时一部分民众，鉴于敌机轰炸平江、岳州等县之残酷，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不如先行自焚其屋，遂至一处起火，到处波及，不可收拾”（《长沙大火记实》，湖南省政府主席厅宣导处1938年12月1日编印）。“布告”还公布了对酆悌、徐昆、文重孚的处理结果。当日，蒋介石在“查明”和处理长沙大火一事后返回南岳。临行，他训示张治中等人：“目前最要紧的事赶筹善后，收拾人心”（《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作为省政府主席，深知自己对于火灾责任重大，难以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湖南人民交代，当面向蒋介石请求处分，被蒋介石以“用人失察，防范疏忽”的过失，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张治中乃继续负责火灾的善后工作。

22日，长沙市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由省财政厅长尹任先任主任，田汉和席楚霖（长沙市长）任副主任，朱经农、张以藩、黄少谷、洪琛等七人任常委。救济委员会下设总务、救济、工程、市场、交通、治安、宣传、经济等八个小组。在救济委员会成立会上，张治中代表省政府表示：这次大火造成意外损失，省政府唯有向人民认罪，决心全力办理善后，借赎前愆，希望在三个星期至一个月内，将临时救济工作完成，务使赈灾款50万元（其中中央政府拨发20万元，省政府拨发30万元）每一分钱都用在灾民身上。24日，长沙市善后建设委员会成立，张治中任主任委员，下设总务、设计、工程、财务、地政等部门。

善后工作展开后，面临的严重问题是灾民的吃住问题。救济委员会经过种种努力，从各地调集1000袋大米、500袋食盐和100吨煤炭等办理急赈，在市区设置几处供饭点，每日供饭，以缓解灾民的饥饿状况。因供应困难，又受战争威胁，救委会最初拟在长沙收容、登记灾民，然后疏散到较安全的县份，但灾民大多不愿离开长沙。救委会遂改用给予经济资助，使灾民自力营生的措施，规定凡不愿住收容所而愿进行小本经营者，每人可贷款10元，12岁以下儿童可领保育费5元。从12月1日至7日，登记的灾民25813人中，领取贷款者23804人，领取保育费的儿童1792人，领取灾民证愿疏散外地的仅217人。这次发放赈款，有很多灾民不及赶上。12月9日，救委会补发赈款每人5元，从当日下午4时至次日凌晨4时，又发放8.4万多人。两次发放赈款共60多万元，使近11万灾民得到救济。同时，救委会从各县动员、征调民工5000余人，组成工程大队，清理街市，整修房屋，恢复交通和通讯设施。从11月下旬开始，长沙市内逐渐恢复一些市场和通讯设施。外逃居民也陆续重返故土。至12月下旬，市内已呈现一些生机。据《新华日报》报道：长沙的“大街小巷，均已通行无阻”，“市场街道，清除以后，市民日多，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饭馆，均颇发达，日用必须品，应有尽有，并组设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此外邮电均已恢复，车船亦已通达，市面渐呈活跃”（《新华日报》，1938年12月21日）。

长沙大火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死活，实行所谓“焦土抗战”政策而造成重大火灾进行严正谴责：“最近长沙大火，社会舆论多所非难。岳阳甫陷，深夜火起，湘垣付之一炬，民众流离载道，这叫什么都可以，但决不是真正的坚壁清野。……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种不发动群众，不依靠民众，不关心民众的疾苦的‘火焚'办法，这种办法将要失去坚壁清野的本意，将使群众莫明其妙，将使敌人更可以进行欺骗的阴谋”（《论“坚壁清野”》，《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1日社论）。长沙大火前，周恩来（时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和叶剑英（时任中共长江局军事部长、八路军参谋长）正在长沙领导抗日救亡活动。大火当夜，两人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率领工作人员冲出火海，撤往湘潭。13日夜，周恩来在湘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发的事变和应急对策。次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赶赴南岳，就长沙大火的责任及善后问题，当面与蒋介石交涉，一方面谴责长沙大火是所谓“坚壁清野”的谬举，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另一方面提出三项善后办法：拨款救济灾民；调集民工处理善后；严惩纵火首犯。16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衡阳召开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人郭沫若）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干部会议，动员参加救灾工作，决定派抗敌演剧一、二、八、九队和抗宣队，湘剧宣传一队和三队共200多人，组成善后工作突击队赶赴长沙，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领导人也星夜赶往长沙。18日，周恩来在省财政厅礼堂进行救灾动员时指出，他们不要人民，我们要人民。19日，周恩来向报界公开目睹的长沙大火惨案真相，并起草《告长沙同胞书》，严厉指责放火者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指挥下，善后工作突击队紧张抢救伤病员，抢救粮食和各种物资，清理街道，清查、掩埋死难者的尸体，开设临时供饭点，动员灾民回城重建家园，发放赈灾款。周、叶二人还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亲临教育会操坪和四十九标协操坪两处，主持发放赈灾款。在整个大火的善后工作中，周恩来、叶剑英和他们率领的善后工作突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