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长沙司马
研究无聊，实乃当今学界一大空白，一大憾事。我翻遍知网，探遍期刊，竟无一篇正经论文以此为题。细想之下，不禁冷汗涔涔——这个世界，正被无聊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缓慢而坚定地吞噬着。作为目击者，我有责任将这一社会现象记录下来，权当为后人留一份病理报告。
无聊，在当下，已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情绪，它进化成了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美学追求，一种存在状态。
若要给它下个定义，我以为，无聊就是人类精力与意义的严重错配——精力旺盛地从事着毫无意义的活动，或者反过来，以毫无意义的活动消耗着旺盛的精力。
历史的参差在此刻尽显无遗。遥想先秦，屈原百无聊赖，行吟泽畔，写出了《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哪里是无聊，分明是忧国忧民憋出来的孤愤。唐代的李白无聊时，“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那是一种豪情无处安放的苦闷。南宋的辛弃疾更绝，“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无聊里沉淀着半生戎马、壮志难酬的悲凉。古人的无聊，像一壶苦茶，是宏大叙事求而不得后的灵魂阵痛，是在寻找出口。
反观今日，无聊产量暴增，质地却稀薄如水。它不再是某些闲人的特权，而是大众的精神通病。无聊，被堂而皇之地摆上流水线，批量生产，大众消费。演艺圈有人在“1234567”地念着对白，经济学家在故弄玄虚地制造着术语，每一个领域都有人在用最无聊的方式，消解着事物本该有的严肃与专业。
说起无聊的文化奇观，诗歌界是重灾区。总有一些诗人，拿着“探索”的通行证，在语言的边界上随地大小便。
他们从最不堪的生理现象中汲取灵感，分行排列，冠以“先锋”之名。于是，屎尿蔽塞了诗坛，龌龊驱逐了意象。读者掩鼻而逃，他们却说嗅到了灵魂的芬芳。写的人不尴尬，尴尬的就是读的人。这是一种何等彻底的无聊胜利法。
书法界也不甘寂寞，扛起了“丑书”的大旗。一些大师，放着好好的字不写，非要以笔为帚，在宣纸上癫痫发作。或浑身颤抖，或尖叫泼墨，作品远看如鬼画符，近看是墨的呕吐物。他们拈着胡须，将其命名为“艺术书法”，以区别于那些只会写“端庄字体”的匠人。照此逻辑，口吃也可称为“艺术说话”，平地摔跤就是“艺术行走”。难怪王羲之的《兰亭序》只是“俗品”，真正的佳作恐怕还在精神病院的墙壁上。
文坛的“写手”们则开辟了另一条捷径——抄写。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洗稿，秉持着“窃书不能算偷”的祖训，他们用人工智能洗，用意念融，用春秋笔法重组。
一本“著作”几日可成，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字里行间却只有同一个声音——别人的声音。读来索然无味，因为那是文字的尸块拼图。这类“作家”的成功，是创作伦理的墓志铭。
相比之下，短视频平台上的无聊则来得更为直白、响亮。吃播博主们对着镜头，将整桌的食物塞进血盆大口，嚼得吧唧作响，油从嘴角溢出，顺着下巴摇摇欲坠。屏幕外，数以万计的人看得津津有味，用虚拟的点赞来消化自己真实的饥饿与空虚。一种空洞，成全另一种空洞；一种无聊，消费另一种无聊。这便是新时代的“相濡以沫”。
那么，我们何以至此？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意义过滤器”发生了严重堵塞。
我们的精力从未如此过剩，然而能将这些精力升华为意义的活动却日益匮乏。于是，过剩的精力就像无处排放的污水，漫溢到这些令人瞠目的无聊产业中。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互联网算法精准地识别并投喂着我们的低级趣味，形成了一个“无聊茧房”。你只看得见吃播，因为算法让你相信，世界就是一张巨大的餐桌。
更可怕的是，无聊还具有强烈的麻醉效应。当我们为丑书、屎尿诗争论不休时，那些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便悄然隐入后台。
这是一种注意力的廉价再分配，是社会批判功能的集体退化。而我们在这种退化中，成功地扮演了“容忍的无聊者”的角色——容忍自己的无聊，也容忍他人的无聊，最终，在无聊的共同体温中，达成了一种荒诞的和谐。
当无聊的产业越做越大，当无聊的从业者们赚得盆满钵满，这件事本身就一点都不无聊了。它成了一种社会景观，一个文化标本。
在鲁迅的时代，他解剖的是国民的劣根性，试图通过刺痛来唤醒麻木的灵魂。倘若他活在今天，看着这满世界的屎尿诗、神经书和饕餮嘴，大概会扔掉手术刀，默默地注册一个抖音账号，然后发一条视频——“今日无事，看人吃播。”
这或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无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