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方言

湘方言有新旧之分。长沙这座拥有两千余年建城史的中部省会城市，它的方言属于新湘方言范畴。我从小成长于斯，直到十八岁那年考上大学，才第一次真正走出这里。自儿时起，我们一直讲长沙方言，听长沙方言，哪怕是背诵“月亮粑粑”那首童谣，用的也是地道的长沙方言。

方言是一个地域的专属语言符号，也是汉语言里最为独特的一部分。我读研时，曾因说普通话夹杂方言，而受到来自北方地区同学的嘲笑，他们鄙视道：你们南方人说普通话鼻音（n）和边音（l）不分，卷舌音和平舌音不分，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但我一直认为，方言最能代表汉语言的持久生命力。现代普通话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形成的，它的源头也来自地域方言。上大学时，我曾听闻一位福建的同学说道，她们村子距集镇也就十来里路程，但两者间的话完全听不懂。这也许从侧面反映出，汉语方言的种类之多、生命力之旺盛。

犹记读高中时，我们文科班全班师生除了语文老师和一名坚持说普通话的女生外，其他人的日常交流都是讲长沙方言。然而，我们最初学习和理解长沙方言却是不那么“雅”的。

小孩子学讲方言最先会的一般是骂人的话。如“妈妈”一词成了最典型的冤大头，许多与这个词有关的脏话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殊不知，这些脏话大多是对伟大母亲形象的一种贬损。长沙人一旦吵嘴，这样的脏话就如连珠炮一般啪嗒不停，“音大词脏”，直观地凸显了湘人“霸蛮”的性格特质。

儿时曾与一名爱爬树的女孩子发生争执，两个小屁孩放肆吵嘴，就用这些带“妈”字的脏词互骂了较长一段时间，谁也不落谁的下风。老妈知道后，狠狠揍了我一顿，并训斥道：你和女孩子吵嘴也就算了，但不该用那样的脏话骂别人。想必，她当时的心情很不好受。

即便不用于骂人的场景，长沙方言也不似“吴侬软语‌”，反而是“蛮中带刚”，说话“火辣辣”。一旦正儿八经讲起来，长沙方言也有蛮好听的一面。八六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玢老师，谈及自己年轻时面见毛主席的一些轶事，她是用地道的长沙方言讲述的，没想到她竟是一名正宗的长沙人。那话音一响，恰似糖油粑粑或长沙臭豆腐的味道，纯正而韵味，闻起来确实也蛮好。

很多时候，长沙方言被唤作“长沙话”。长沙话又有内部的一些流变，如长沙内城区的人把“去”说成“kè”，望城人则把“去”说成“qiè”，等等。“嗯郎嘎到哪里kè咯（您到哪里去）”“呷（jiǎ）嘎饭冇（吃完饭没）”，是长沙人茶余饭后一种较为寻常的“问候”，好比英伦人乘坐公交车闲聊，会用天气的话题作为开场白。相互打完招呼，眼见无事可做，长沙人又会提一嘴：策哈子卵谈，也就是两人（或几人）闲聊一番。此处的“策”与东北方言“唠嗑”差不多，交谈的氛围相对轻松；“策”还有“调侃”之意，以前看“越策越开心”，现在看徐浩伦与谭湘文表演的相声，俱是“策味”十足、幽默逗趣。

至于长沙西部的宁乡话，又出现了更大些的“变异”，分上、下宁乡话。下宁乡地区紧挨长沙，与长沙话差别不大。远点的上宁乡地区靠近涟源、安化，说话就有些听不蛮懂了。我以前在宁乡西部乡镇高中教过书，某次一名学生跑来告诉我：老师，我的家伙（东西）tuò嘎哒。初次听到这话，我觉得莫名其妙、不解何意。那名学生后头解释了好几次，我才弄明白：原来是她的东西丢了。她还告诉我，yǎ gǎ jǐ和yǎ lǐ的区别，yǎ gǎ jǐ是指“下午”，yǎ lǐ是指“晚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上宁乡话，我那时也没全学懂。可以说，能否准确区分上、下宁乡话，是衡量一名地道宁乡人的标配。

有些长沙方言口头上易于表达，书写上却极为尴尬。前述的“冇”（mǎo）字，我们日常写作“冒”，但它的规范写法应是“冇”，意即“没有”，这在字典里可查到。不过，大量方言口语词在普通话规范词典里压根查不到，就算写出来外地人也看不懂，只好用同音字或白眼字来替代，如mēn zī（蚊子）的“mēn”，kā sǐ（掐死）的“kā”，miè hēi（很黑）的“miè”，等等。若是追根溯源起来，估计得在古汉语里找寻“蛛丝马迹”了。我大学时对古汉语学得一知半解，只算得勉强达标，若要深究这些方言词背后的故事，怕是力所不逮了。

眼下，看到家里小孩顽皮忍不住用方言脏话骂几句，家里人会立马制止，并加以批评：小孩面前莫讲脏话、爆粗口，太失范了。事后回想，这些骂人的方言确实难听，不利于父母的言传身教，还是莫讲为宜！

二〇二六年四月末，沩水河畔

文/凝尘  图片/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