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篇(四)——湖南也曾是江南?

提起江南，你脑中大概已经浮现出小桥流水、吴侬软语、苏杭烟雨。但我要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湖南——对，就是那个“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南——也曾被装进“江南”这个筐里。惊讶吗？

惊讶就对了。这恰恰是我翻开周振鹤先生《随无涯之旅》中那篇《释江南》时的第一反应。周振鹤，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开创历史政治地理学研究。

坦率说，读这篇文章并不轻松。周振鹤先生旁征博引，论述在先秦、两汉、六朝、隋唐、两宋、明清之间反复腾挪。比如，开头刚说完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湖南北，过两段又说汉代人视江南已比先秦及秦人为宽泛；前面已详细论述过江东的概念，过了两段又绕回江东；说到明清苏松常嘉湖的富庶，又扯回唐代扬州为什么算江南。他不是没有时间线，而是把同一时期的概念拆散在多处，你得自己动手把它们捡回来，拼成一张完整的图。

这种阅读体验，就像一个被邀请参观博物馆的游客，发现展品是按主题而非年代摆放的——信息都对，但历史感得靠参观者自己拼接。于是我不得不把原文的论点按时间线重新排列了一遍，于是才有了下面这张谱系。

江南概念演变谱系

这张表，就是江南两千多年的瘦身史。而湖南的轨迹，是从核心一步步走向边缘，最终被除名。

1. 秦汉：湖南是江南的绝对核心

周振鹤开宗明义：在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所以《史记·秦本纪》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郡在今湖南西部，是当时楚国的江南地。王莽时甚至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为江南县，正因为江南主要就是指湖南北之地。

但别以为这是什么荣耀。周振鹤引用《汉书·地理志》：“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不忧冻馁，亦无千金之家。”再加上气候湿热难当，中原人视之为畏途。春秋时郑国战败，郑襄公为求活命，甚至表示甘愿被流放江南。那时候的湖南江南，是一块让人望而却步的土地。

而长江下游，在彼时另有其名。

2. 江东：长江下游的另一个名字

说到“江东”，第一反应是项羽。兵败垓下，不肯过江东。东汉末年孙策割据江东建立吴国，江东又常用以指吴国。魏晋以后又称"江左"，东晋南朝偏安江左，都是同一个意思。

为什么叫“江东”？周振鹤指出，今皖南、苏南一带在秦汉时期以江东著称——项羽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孙策据江东建吴国，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而不叫江南，是因为长江在今芜湖至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走向。从中原地区来的人渡江，是往东而非往南，因此视此段长江两岸为东西岸，而非南北岸。推而广之，自然以芜湖、南京一线以东为江东地区；此线以西，当时称为“江西”——不是今天的江西省，而是今安徽江北之地。

所以在先秦至两汉，“江南”与“江东”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江南在长江中游以南，核心在湖南、湖北；江东在长江下游以东，核心就在皖南、苏南。一个是潇湘烟雨，一个是江东子弟。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故事。

但慢慢地，这两个词开始重叠了。

3. 两汉：向东扩展，江南的网兜住了江东

到了汉代，江南的范围开始向东扩展，逐渐把江东地区也装了进来。

周振鹤指出，虽然秦汉时期的江南主要指湖南北，但“汉代人视江南已比先秦及秦人为宽泛，包括豫章郡、丹阳郡，甚至会稽郡北部，亦即今天江西及安徽、江苏南部”。《周勃世家》又说吴楚七国之乱后吴王濞败走，“保于江南丹徒”，丹徒即今江苏镇江市东，已在长江下游——原本的江东地界，如今被称作江南了。

汉初的行政设置也加速了这种合并。刘邦封侄为吴王，兼有江北之东阳（广陵）、江南之会稽及鄣郡，建都于广陵（今扬州）。从广陵到丹徒之间的南北交通成为渡江要道，人们开始习惯把会稽郡北部也称作江南。周振鹤总结：江南的概念大于江东，说江南可以概江东。

湖南仍在江南之内，但江南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洞庭湖南北。它变大了，也变模糊了。

4. 唐代：湖南在行政名称上开始独立，却仍在广义江南之中

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迤东直至海滨。周振鹤评价，这是“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

但地域太广，不好管。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江南道被拆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唐后期，江南西道又一分为二：西部置为湖南道，东部仍称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这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两省省名的起源。“湖南”这个名称，由此而来。

但名称独立，不等于语义上就被开除了。周振鹤特别指出，即使在唐代，江南一词在实际使用中也常常超出长江以南，指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湖南当然还在里面。今天意义上的那个小江南，在唐代反而经常用“江东”来表示。白居易诗云“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

5. 两宋：江南默认指向东移，不再涉及湖南

唐代的行政拆分只是开始。两宋，是湖南在江南这块招牌下被彻底边缘化的时期。

周振鹤写道：“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这是江南地区的核心，也是狭义的江南地区的范围。”南宋时，两浙路秋税高达一百五十万斛以上，大半出自苏、湖、常、秀四州，时人已有“苏湖熟，天下足”的口号。

周振鹤写到这里，已经完全不再提湖南了。在秦汉，江南的经济腹地在长江中游，湖南是核心。到宋代，当人们说江南时，默认指的已经是两浙路，是苏、湖、常、秀这一片。湖南既不在这条地理界线内，也不在这条经济线内。江南这个词的默认指向，已经悄然东移。

6. 扬州在江北，却做了千年的江南梦；湖南在江南，却被悄悄除名

这里有一个荒诞的对照，来自原文最令我错愕的一段。

扬州明明在长江北岸，却在很长时期里被当成江南。杜牧写“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咏的是扬州；王建作《江南三台》，“扬州池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写的也是扬州。直到清代初年，费轩仍作《寄江南》词一百二十首，专咏扬州。

为什么会这样？周振鹤的解释有好几层。第一层是地名惯性：扬州作为一个大行政区，其名称首见于《禹贡》，后来所指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局限于长江以南的今苏南、浙西之地，主体在江南；而它的治所自三国东吴以后一直设在今南京，这是江南最大的城市。"江南扬州"的概念由此根深蒂固。第二层是治所北迁后文化认知没跟上：隋文帝平陈之后，将六朝故都建康夷为平地，开皇六年把扬州治所迁往江北的江都（今扬州）。行政中心搬了，人心中的概念没搬——这时的扬州虽在江北，代表的却仍是江南文化。第三层，唐代扬州经济繁荣，与成都并称“扬一益二”，周振鹤特别指出，唐代大部分歌咏江南的诗词竟都是描写扬州的繁华景象的——文化的惯性加上经济的强势，让扬州稳坐江南。第四层，即使到了明清，江南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苏州一带，扬州靠着控扼运河和盐业兴盛，经济优势并未尽失，在文化心理上依然维持江南地位。它真正被除名，是清代后期经济衰落以后的事。

而湖南呢？恰恰是在扬州被反复歌咏为江南的同一个唐代，“江南西道”分出了“湖南道”——这个名字的诞生，已经预示了后来的偏离。当然，当时人口中的“江南”仍然包含湖南，真正让它丢掉这个身份的，是两宋以后江南默认指向东移。一个在长江以南的地方，比一个江北城市更早地退出了“江南”的语义范围。

江北的扬州做了千年的江南梦，江南的湖南却悄然被除名——地理命名从来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经济与文化心理长期交织的结果。

7. 明清及近代：扬州、镇江先后出局，湖南早已远去

明代以后，江南的范围进一步收缩。周振鹤指出，两浙地区中又分出一个更核心的圈层：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这五府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常州市、苏州市，浙江嘉兴市、湖州市以及上海市，也就是整个太湖流域——这是最狭义的江南。明代大学士丘浚直言：“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

但五府之上还有一个中间层。明代另一位大学士顾鼎臣说过：“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供输甲天下。”镇江、杭州两府尚在圈内，七府并提是当时常见的说法。

清代后期，尤其近代以来——扬州地位一落千丈，无复昔日荣华，便不被当成江南了。紧接着连累到镇江：镇江与扬州同操江淮官话，而镇江以东的苏南与浙江使用吴语，在文化心理方面，吴语区和江南变成同义词。于是镇江也被看成江北，七府缩成五府，湖南更不用提。

数字是最硬的证据：五府税粮总额高达五百三十一万多石，占全国税粮总额的五分之一，苏州一府独占近十分之一。经济话语权牢牢握在太湖流域，湖南在江南这个词里的存在感归零。

“江南”最终从地理概念、行政区划，变成了一套夹杂着经济实力与文化心理的复合标签——哪里富庶，哪里就有资格叫江南；哪里说吴语，哪里才算江南。湖南，一个不说吴语、经济话语权早已旁落的地方，自然被悄然除名。

尾声

两千多年间，江南的边界像一团雾气，时而把湖南笼罩其中，时而又将其推向边缘。重心大体上是往东移动的，江左的烟水蒸腾而起，南方的暖湿逐渐退场——雾气南移，湖南就晾在了晴空里。

周振鹤归纳得极好：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涵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的范围。

如今，江南核心在太湖流域，属于吴语和评弹。而湖南，我们有湘江、辣椒、霸蛮精神。哪天站在橘子洲头，望着湘江北去，或许可以多想一层：两千年前，这片土地曾有一个更诗意的名字——江南。而那个名字，如今属于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