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军攻下长沙、占领岳阳,眼看胜利在望—半年后孙中山却黯然辞职
草台班子大元帅：1917年护法运动全记录
1917年，段祺瑞打败张勋后，一脸正气地宣布自己“再造共和”，转过头就把《临时约法》和国会扔进了垃圾桶。孙中山在广州搞了个“非常国会”，堂堂国会连法定人数都凑不齐。西南军阀们嘴上喊着“拥护约法”到广州开大会，背后早就跟北洋系眉来眼去。这场运动从出发点上说就八字没一撇——一个没兵的大元帅，被一群各怀鬼胎的人簇拥着，走到哪儿都像刚接盘的破产老板。老孟曰：段祺瑞打跑了想当皇帝的，自己又不想让国会存在。绕了一大圈，无非是从黑猫变成黑狗，换汤不换药的戏法。民国六年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本事，北洋系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第一章：大炮一响，老虎又回来了
护法运动这事儿，得从北洋系内部最离奇的一桩内讧说起。段祺瑞和黎元洪的矛盾在1917年闹到了白热化。黎元洪觉得自己是堂堂大总统，不是摆在案板上的肉。段祺瑞的部队占据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直隶、山东大片地盘，坐在国务院里压根没把总统府放在眼里。两人从世界大战参不参战一直吵到拆不拆国会。这事儿要是搁在普通国家，总统罢免总理稀松平常。可在北洋军阀这个圈子里，罢免段祺瑞约等于捅马蜂窝。段祺瑞跑到天津，发了道命令给各省督军“不要承认黎元洪的命令”，皖系、奉系的督军们纷纷宣布独立。黎元洪慌了。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留着大辫子的人——安徽督军张勋。张勋带着五千“辫子军”进京调停府院之争，一脸“为国分忧”的诚恳劲，把黎元洪感动得不行。这位“辫帅”进城以后就变了脸。1917年6月30日深夜，在十二岁的溥仪面前，张勋行跪拜大礼、磕了三个响头。小溥仪穿着不合身的朝服坐在龙椅上，一本正经地说出一句提前背了好久的台词——我年纪太小，没有才德，担不了如此大任。张勋带头高呼陛下圣明，恳求恩准复位。溥仪装作谦让了一下，然后痛快地“勉为其难”坐上了那把龙椅。张勋让士兵在北京城里挨家挨户敲门，限令每户门前必须挂龙旗。百姓们早就没什么龙旗可挂了，有人用黄纸画一条龙对付过去，有人干脆拿黄布条挂在门口充数。北京城里一夜之间满街黄纸旗，滑稽得跟庙会似的。黎元洪躲在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里，咬牙切齿地拍发电报：全国各省督军，赶紧来打张勋。这位被免职的前国务总理，以“再造共和”的名义在天津组织讨逆军。段军一路杀进北京，辫子军打了两天丢了两天，辫子军死的死降的降，张勋仓皇躲进了荷兰使馆。小溥仪再次脱下朝服宣布退位。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美名重掌大权。他说自己才是共和的真正守护者，讨伐复辟、护卫民国的功劳无人能比。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理由是之前被袁世凯解散又恢复的那批国会人选，合法性经不起推敲。说白了他就是不想让国会来管他。南京的冯国璋进京当了代理大总统，跟段祺瑞签了份分权协议。段祺瑞又重新回到国务总理的位子上，把北京政府握得死死的。全国进步人士看不下去了，连革命多年的孙中山都皱紧了眉头。说什么“三造共和”，不过是挂着护法的招牌替自己扩地盘。段祺瑞的独裁统治，比张勋的辫子军更虚伪、更无耻。1917年7月，孙中山带着一批国会议员和海军舰队，从上海启程南下广州。他称段祺瑞为“民国叛逆”，痛斥北洋政府“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在他的号召下，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护法运动正式拉开帷幕。第二章：凑不齐人的国会和不想就职的元帅
孙中山站在国会非常会议的会场前面，等了半天——南下议员满打满算才一百五十多人，还不够法定人数的一半。但孙中山不管那么多了，临时约法都被段祺瑞踩在脚底了，什么法定人数不法定人数的。按照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代表开国会的先例，孙中山和议员们把这“不够格”的国会命名为“国会非常会议”，简称“非常国会”。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高高兴兴地在9月10日宣誓就职，他站在台上满腔热血地宣告：“尽全力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两位元帅根本没到任。陆荣廷和唐继尧分别给广州发来一份措辞礼貌、态度冷淡的电报，大意是：“孙大元帅当选是个光荣，只是本人在西南事务缠身，元帅职务实在无法履职，改日再议吧。”不仅仅是元帅不到岗。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这些被任命为总长的显要人物也迟迟不肯就职。陆荣廷和唐继尧对护法军政府的组织原则和选举结果都非常不满，他们要的是“军事委员会”那样的合议制，各派军阀平起平坐排排坐、分果果。现在让孙中山一个人当大元帅独掌大权，唐、陆两大门阀却只当个可有可无的挂名元帅，简直是在侮辱他们。唐继尧最无顾忌，露骨地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排挤意图。陆荣廷干脆直接告诉身边人，孙中山来广东护法就是“鸠占鹊巢”，广东是桂系拼死拼活打下来的地盘，凭什么你孙中山来做主？军政府六个部长的位置，除了陆军总长张开儒走马上任以外，剩下五个人全挂空衔。孙中山只好指定次长代理部务，这个“政府”从第一天起就是瘸着腿走路的。孙中山的处境尴尬到极点。北洋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南下来投，给了他一点底气。可海军只不过区区十多艘军舰，一万来吨排水量。在西南拥有十万重兵的两个大军阀面前，这点军舰像个玩具舰队。可孙中山已经没有退路了。唯一能做的，是赌这些西南军阀起码还会站在段祺瑞的对立面，把“护法”的口号喊下去。第三章：海军的最后一丝希望
说起海军将领程璧光，他跟孙中山算半个老乡。广东香山人，和孙中山是街坊邻里，早年参加过甲午海战，被清政府派去向日本递交过降书，后来又率领海军舰队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访问了英国和美国。按理说，程璧光堂堂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在北京坐享高官厚禄，毫无南下造反的必要。可是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时，程璧光对这个做法极为不满。1917年5月，他愤然辞去海军总长职务以示抗议。两个月后，孙中山护法号角吹响，他毫不犹豫地率领第一舰队南下广州。七艘主力军舰、七千余名海军官兵，全部追随孙中山投入护法阵营。舰队抵达广州那天，孙中山登上旗舰“海圻号”，握着程璧光的手久久不放。他望着这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海上力量，眼里闪着光。要是有海军，有军舰，至少可以在海上牵制北洋军，也具备了北上进逼长江口的能力。可程璧光的这支舰队再能打，也解决不了陆上的根本问题。十万西南陆军不听你调遣，十艘军舰开到陆地上能有什么用？1918年2月26日，程璧光去广州海珠渡口的朋友家中吃饭。饭后沿着珠江岸边散步回军舰，走到一半，身后突然窜出几个黑影，对准他的后脑扣动了扳机。程璧光当场倒在血泊中，终年五十九岁。凶手是谁至今成谜。孙中山闻讯赶到现场，抱尸痛哭，下令悬赏缉凶，最后不了了之。有人说是桂系军阀暗杀的，有人说是北京政府派来的特务下的手。不论凶手是谁，这件事之后，孙中山就失去了护法战场上最可靠的军事支撑。第四章：在别人的地盘上挨别人的揍
护法运动的本质尴尬在于，孙中山是在别人的地盘上办公的。广东是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范围。桂系此前刚驱逐广东军阀龙济光，控制了两广军政大权。陆荣廷之所以同意孙中山来广州，打的算盘跟他的暴发户气质很般配——借助孙中山的声望，联合西南各省军阀，共同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两家合作的核心默契是这样的：你老孙在我地盘上办公可以，但你不能插手广东的行政和军事权力。这个条件孙中山明面上答应，实际上也不是很想接受。桂系的新任广东督军莫荣新上任后搞了一套极其离谱的操作：对广州人民征收几十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老百姓怨声载道。莫荣新在街上乱抓“土匪”，不分青红皂白、不问证据确凿，直接拉去枪毙。结果有一回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卫队几个人上街，不幸被莫荣新的兵逮住，也当“土匪”给毙了。孙中山不干了。你个军阀头子，杀老子的人也就算了，还把老子当空气？他强烈要求莫荣新交出凶手、向军政府谢罪。莫荣新权当耳旁风，根本懒得理。逼急了，莫荣新干脆在公开场合大放厥词说孙中山的军政府是“非法机构”，广东人不该听他调遣。两边人的火气越拱越高。1918年1月3日夜里，孙中山干了一件让整个广州城都傻眼的事——他登上“同安”和“豫章”两艘军舰，亲自指挥炮轰观音山的广东督军署。莫荣新的大炮平时从不吝啬，这会儿对着孙大元帅的军舰却不敢开炮，憋屈得差点吐血。他手下的军官劝他反击，他挥手说算了，躲着吧，真把孙中山打死了，全国人民的唾沫星子能把我淹死。炮击事件之后，莫荣新灰头土脸地跑来找孙中山请罪。孙中山痛骂他一顿，命令他不得再滥杀无辜。莫荣新连连点头，回去之后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被杀的百姓一个没少。第五章：买椟还珠的军阀生意经
在北洋军大举南下之后，孙中山寄予厚望的西南军阀们打了一个漂亮的算盘。段祺瑞派傅良佐去湖南当督军，一心想借道湖南进攻两广和云南。原湘督谭延闿被赶到毫无实权的空头省长的位置上，北洋军源源不断地开进湖南，惹得湘人怨声载道。孙中山等的就是湖南这根导火索。1917年10月3日，他正式下达讨段军令，号召西南军阀出兵援湘。桂系见北洋军压境，被迫出兵八十个营分兵五路，唐继尧在滇黔一带也起兵夹击。湘南护法军接连攻克衡山、湘潭、宝庆等地，11月18日攻占长沙。与此同时四川、湖北、陕西等多省的护法军、靖国军纷纷独立举旗，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仗打到一半，他们忽然不打了。北洋军里的直系正在为权力分配和皖系闹矛盾。冯国璋为了压皖系的势头，主张“和平统一”，暗地里与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勾兑。桂系大佬陆荣廷一看冯国璋开出了“承认西南现有地位、不进攻各省地盘”的条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唐继尧也跟在屁股后面签了字。孙中山还没反应过来，陆、唐二位“元帅”就擅自宣布在湖南和四川单方面停战了。章太炎这个军政府秘书长把话说得最透彻：广西军阀想从湖南捞点地盘，云南军阀想去四川吃肥肉，护法的旗号不过是他们巧取豪夺的外包装罢了。陆军总司令程潜指挥湘南护法军浴血奋战，凭自己打下的长沙城全被这些军阀老爷当成了跟冯国璋讨价还价的筹码。孙中山在前线挥刀高呼北伐，陆荣廷和唐继尧在后头已经把价格谈好。护法运动陷入了尴尬的僵局：名义上是军队总司令，实际上部队调动一根手指头都动弹不得。大元帅坐在台上打报告，底下的大军各自飞。孙中山后来痛心疾首地发了一道通电，里面有八个字——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第六章：七总裁分坐，大元帅滚蛋
陆荣廷和唐继尧不满足于暗地里拆台，他们要做一件更不要脸的事。1918年1月15日，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名叫“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的机构，由岑春煊领衔，试图用这个机构取代孙中山的军政府。孙中山坚决反对。政学系议员在桂系军阀的指使下，在国会里制造舆论攻势，连日攻击孙中山“独裁”“挟持国会”。最恶心的一幕出现在1918年5月4日。当天，国会非常会议在桂系派出的大队军警的严密监视下进行表决，强行通过改组军政府议案，将孙中山独揽大权的大元帅制改为由七名总裁组成的合议制。唐继尧这种还客气点，委婉地建议孙中山去欧美列国搞“大元帅外交”。桂系的算盘更简单：改七总裁，岑春煊来当主席，陆荣廷当陆军部长，架空孙中山的戏码一步到位。“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他用一段话把这场失败总结得很彻底：最大的祸患，是武夫争权。南方的军阀和北方的军阀，不过是狼和狈的区别。名义上打着“护法”的旗号，实际上没一个人把法律和民意放在眼里。20日，非常国会选举了七名总裁——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曾经万众拥戴的大元帅，成了七名挂名总裁中的一个。5月21日，孙中山离开了广州。走的时候没几个人送行。老孟曰：历史进程走到这一步，让人哭笑不得——革命先行者以为自己在领导革命，结果在军阀眼中只不过是一块好用的金字招牌，用完就想拆。尾声：大梦谁先觉
护法运动从1917年7月孙中山抵达广州，到1918年5月黯然离粤，总共持续了不到一年。段祺瑞下台了吗？没下。约法恢复了吗？没恢复。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结局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尝试都更令人沮丧。孙中山起初满怀希望，以为找到了能够依靠的军事力量——西南军阀手握重兵十万人，能帮自己完成北伐、打倒北洋军阀的大业。可是他没有早一些认识到，军阀们口口声声高喊护法，其实根本不在乎临不临时约法。他们只在乎一件事——保全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护法军政府从呱呱坠地就是有先天缺陷的。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大元帅为国家元首，陆荣廷和唐继尧当元帅坐冷板凳，军阀和政客们心中积怨不满，一年也没消停过。唐继尧把话说明白了：我的军队只想保云南地盘，谁让我丢云南我就跟谁拼命。陆荣廷更简单：打段祺瑞可以，前提是先给我广州的征税权，先给我扩军队的便利，先承认广西在湖南的特权。他们的算盘跟孙中山的核心理念——恢复临时约法、重建民主共和——隔着十万八千里。孙中山的错位就在于此。他以为军阀将领是他革命的合作伙伴，而在他们眼里，他只是个很好说话的工具人。回到上海以后孙中山闭门不出，写了一本书，叫做《孙文学说》。他在书里提出“行易知难”——很多事情不是知道了再去做，而是做了之后才逐渐弄清楚真相。护法运动给了他一记重重的教训。这个教训在两年后的第二次护法运动中再次上演——陈炯明叛乱，孙中山第二次被自己信任的军阀军官出卖。他终于明白了：靠军阀是成不了事的。唯有建立一支真正革命化的军队——完全听党指挥、而不是听某个人指挥的军队——国民革命才有胜算。这个教训，后来被一个叫蒋介石的学生领悟到了。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念念不忘的还是《临时约法》，以及被他无数革命同胞为之流血牺牲的理想。他可能没想通一件事：《临时约法》条文写得再漂亮，如果没有足够的武力去捍卫它，不过是一张废纸。护法运动留给后人的教训不止一条，但最重要的一条是：革命的旗帜不能被别人操纵，军队的指挥权更不能交给别人。孙中山早在九泉之下也想不到，十七年后另一个政党的军队来了，才真正把中国从军阀割据的泥潭中拉了出来。老孟曰：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在跟别人合伙开公司，可对方早就把公司的股份偷偷转走了。这就是护法运动的故事——孙中山写了几个字的名片，军阀们拿去做了几样自己的买卖。革命靠的不是一腔热血，而是一支靠得住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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