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龙哲惟:长沙弹词曲目《赵申乔四案》的历史背景、情节来源和地域特征

龙哲惟

长沙弹词是湖南地区现存的古老曲种，是一种以长沙方言演唱，韵文为主、散文为辅、说唱结合、散韵相间的传统曲艺。⁽¹⁾学界对长沙弹词关注较少，相关研究并不算丰富。⁽²⁾前人倾向于以宏观的视角对长沙弹词的基本特征、传承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相对而言，针对长沙弹词具体曲目的研究，还需后来者努力开拓。

作为清康熙一朝的重臣，赵申乔在历史上以弹劾戴名世、举发“南山案”而闻名。讲述赵氏在偏沅巡抚任上故事的《赵申乔四案》（ 简称《四案》）， 是长沙弹词传统曲目，曾经深受当地百姓喜爱。民间文学往往存在互相因袭的现象，《四案》却对史实有所呼应，并展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故较有研究价值。与很多说唱文学作品的情况类似，《四案》取材于民间故事，流传于艺人之口，故不见传世的刊本。所幸后人根据艺人口述及民间传说加以整理改编，使《赵申乔四案》文本得以首见于《长沙弹词传统节目选》。⁽³⁾在《四案》中，前三案皆由弹词艺人张友福口述，宋莘、艾叶、逸文分别整理，后一案由李扬单独整理。⁽⁴⁾据前人研究，原有所谓“《赵申乔九案》”，今仅载其四而已。⁽⁵⁾《四案》由四个独立案件的文本组成，分别题为：《辨真伪三断活人棺》《访黑道揭穿竹蛇谜》《设阴曹计伏杀人僧》《审泥神巧破偷尸案》（后文中，四者以题名最后三字为简称）。⁽⁶⁾

作为执掌湖湘一时的父母官，赵申乔“为民做主，累平冤狱的故事，在长沙民间广为流传”⁽⁷⁾。因此，《四案》故事的创作，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值得深入挖掘。同时，在关于赵申乔的历史叙述与文学塑造之间，必有异同，需要进一步分析。以下将针对赵申乔其人，以历史记载及弹词作品文本对照，由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为赵申乔上任偏沅巡抚的背景。《清史稿》载，赵申乔字慎旃，江南武进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历任河南商丘知县、刑部主事、浙江布政使等。赵申乔为官正直，且颇有政绩，康熙曰：“尔清廉，属吏自皆守法。”赵申乔在浙江任上“不挟幕客，治事皆躬亲，例得火耗，悉屏不取”，深得皇帝信任。⁽⁸⁾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适逢湖南动乱，这成为赵申乔走马上任偏沅巡抚的直接原因：

可见，法治的缺失，是湖南镇筸苗人起衅的深层原因。综合以上，湖南地区治安混乱，缺乏法律约束，康熙让赵申乔上任，以为纠偏—这是《四案》故事成立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察之《四案》的文本，作者有意篡改了赵申乔的官职，在道白部分的介绍中，将其由位居从二品的偏沅巡抚改称从四品“长沙知府”。⁽¹³⁾在此后的故事中，为了与官职相称，弹词艺人借赵申乔之口，提到“可惜我堂堂四品乌纱帽”⁽¹⁴⁾。须知偏沅巡抚的治所恰在长沙⁽¹⁵⁾，而弹词的受众多为平头百姓，因此《四案》直接称赵申乔为长沙知府，更加方便听众理解。况且，在雍正之后，“偏沅巡抚”之名不存，改曰“湖南巡抚”。⁽¹⁶⁾由此，为顺应听众的需求，之前依赖口传的弹词文本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易。又或，“偏沅”之名，实在难听，故干脆改称他官。

关于赵申乔上任一事，《四案》的叙述也存在与史书契合的部分。《四案》借一老翁之口，曰：“长沙首府街连街，多年人祸夹天灾，但求贤吏民悃解，欢新送旧寄情怀。”⁽¹⁷⁾此段唱词，生动地表达了百姓对前任地方官的不满，这呼应了史书对湖南百姓赴京师告状的记载。对当时湖南官场的乱象，赵申乔记录如下：

在湖南任上，面对乌烟瘴气的政治环境，赵申乔多次弹劾地方官员玩忽职守、贪墨财产的行为，写有《题参安化县鲁令贪劣疏》⁽¹⁹⁾《参湘潭署令杨某贪劣疏》⁽²⁰⁾《题参署州王令等私挖铅矿疏》⁽²¹⁾等文章。前任官员的昏庸无能，使当地百姓十分不满— 因此《四案》用一段道白介绍了其到任长沙时百姓点花灯以迎接新官的场景：一对歪头狮子的花灯，意为“藩、臬两司不正”；胸挂铜钱的两个道人，意为“粮、盐两道要钱”；几案上的物品，意为“清如水，明如镜，一支蜡烛照（赵）青天”。⁽²²⁾《四案》比较隐晦地揭露了地方政府对百姓的横征暴敛，肯定了赵申乔打击不法官吏的行为，符合历史的记载。

二为赵申乔所办具体案件。《四案》记录了一桩婚姻官司、三桩凶杀案，在工作过程中，主角赵申乔明察秋毫、断案如神，政绩斐然。事实上，历史上作为偏沅巡抚的赵申乔，其办案能力也十分突出，在他主政之时，湖南地区的治安环境得到改善。赵申乔在湘破获多种案件，《赵恭毅公自治官书类集》所记，至少包括凶杀、盗窃、劫掠、强奸、拐卖等。《四案》立本于民间传说，取材于市井流言，固然不可深究其内容的真实性。但是，对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案件，《四案》虽不全录，但定存其吉光片羽。因此，仍然有将《四案》中的艺术加工与现实取材加以区分的必要。

赵申乔像

据记载，赵申乔在偏沅巡抚任上经办、批示了多起婚姻相关的民事纠纷，有《批邓士云妄冒争婚一案》⁽²⁶⁾《批冯琎将抚女妄冒为婚一案》⁽²⁷⁾《批李如宁同姓为婚一案》⁽²⁸⁾ 等。所载婚案，分别涉及妄冒顶替、同姓为婚、聘礼收赠等方面的纠纷，但归根结底，大都起自争夺女性配偶。《活人棺》所述之事，为张振奎与玉莲情投意合，钟翰林父子却欲强行纳聘，双方矛盾的核心仍是女性配偶。

《竹蛇迷》一案中，张氏与刘长庚通奸，继而谋害亲夫易福生—此类案件多在现实中有一定原型。查之赵申乔的奏疏，其任职偏沅巡抚时，奸夫淫妇合谋害亲夫的事件众多，如《题李老泉与黄氏谋死亲夫招罪疏》⁽²⁹⁾《题赵靖七搯死刘庆保招罪疏》⁽³⁰⁾《题鲁寿儿因奸谋杀亲夫招罪疏》⁽³¹⁾。现实中的此类案件，作案过程与《竹蛇谜》所载颇有共通之处：奸夫淫妇共谋，或二人一俱，合力杀人；或以酒药迷倒，复而杀之。与真实案件略有差异的是，《竹蛇谜》中的罪犯以毒蛇为作案工具。⁽³²⁾由此，较之现实故事，《竹蛇谜》的叙述更具传奇性。

由赵申乔的奏疏可知，有的案件因通奸未遂而起。如《题姚一烧杀首氏等五命招罪并请旌表烈妇》所记，姚一行奸邪之事不成，杀首氏及其余目击者。⁽³³⁾此现实事件与《四案》之《杀人僧》的情节有共通之处：张月英与周汉卿私生情愫，约定夜晚幽会。是时，僧人悟能早于周汉卿到达张府，因奸污不成而逼死月英，杀死两位现场目击的丫鬟，并劫掠金银。⁽³⁴⁾另外，《杀人僧》中，公差将周汉卿误认为潜入张家劫掠的凶手，长沙县令对其审问并屈打成招，此虽虚构情节，但确实反映了一些当时的实况。如赵申乔《题捕役秦荣卿等诬良为盗招罪疏》所言，为破获生员毛天职家被盗劫杀一案，秦荣卿等捕役对平民杨宗如“非刑吊拷”，至原本清白的后者被迫认罪。⁽³⁵⁾

《偷尸案》所述虽为凶案，但事情起自纨绔子弟毛一湖欲霸占陶氏、陶家因嫌贫爱富而拒婚于王满。前文所言，赵申乔批示过诸多婚姻官司，有谢贤忠一案记录曰：

在当时，团长之徒，尝以私刑专断乡里事务：何允公之父见子偷牛，同团长曹吉人拦阻，不令送官，谓以家法自处，遂将其溺毙。⁽³⁹⁾团长无视朝廷法律，至于官府的权威受到打击，赵申乔对此深恶痛绝—赵氏写有《禁私设名色示》，意在打击此等“楚南恶俗”，文章指出团长等组织对基层百姓的危害，认为“凡民间一切事件，皆由武断……取利烹分，穷民饮恨，莫可控诉”⁽⁴⁰⁾。

另外，从办案手法而言，《竹蛇谜》《杀人僧》《偷尸案》，都通过赵申乔微服私访收集线索，方才破案。⁽⁴¹⁾查之历史文献，赵申乔于《参善化县故纵柳七等行凶疏》，曰：“经臣访闻随行，司究拟详解到臣。”⁽⁴²⁾在《参署绥宁靖州李牧劣迹疏》一文中，赵申乔体察到“民怨沸腾”，在“访闻既确”之后，对比布政使的揭报，得出结论“与臣访闻无异”⁽⁴³⁾。可见在现实中，走访调查也是赵申乔破案的重要方式。

三为赵申乔个人的品性作风。康熙总结曰：“申乔甚清廉，但有性气，人皆畏其直。”⁽⁴⁴⁾李光地则指出：

以上史料可证，赵申乔行事具备清正廉明、苛急强硬的特点。作为对照，在《活人棺》案中，赵申乔秉公办案，并谢绝了胜诉方的谢礼，唱道：“ 赵申乔老毛病财礼不收，喜今日有情人终成眷属。”⁽⁴⁶⁾在其他案件的陈述中，艺人也常借唱词赞颂赵申乔的廉洁无私、足智多谋，如曰“府台磊落又光明，手拿纸笔写得清”⁽⁴⁷⁾“府台妙计审泥神，除恶安良庆太平”⁽⁴⁸⁾。

然而，历史记载中的赵申乔其实立体而复杂、远非完人，其污点至少有二：第一，赵申乔曾掀起针对戴名世的“南山案”，助长文字狱风气。⁽⁴⁹⁾对此，史家憾曰：“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⁵⁰⁾赵申乔子赵熊诏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状元。⁽⁵¹⁾戴名世与赵熊诏同届，虽为会试第一，但殿试屈居第二。⁽⁵²⁾有学者怀疑，赵申乔可能因为嫉妒戴名世的才华而对其极尽迫害。⁽⁵³⁾此论虽以揣测为主，但仍可备为一说；无论如何，赵申乔弹劾戴名世一事，甚为后人诟病。第二，赵申乔本身虽以廉洁著称，却教子无方。其次子赵凤诏为官，贪墨许多，“受赇至三十余万”⁽⁵⁴⁾。赵凤诏贪污事发之时，赵申乔恰为都察院左都御史⁽⁵⁵⁾，负责监察官员。虽不知赵申乔是否涉嫌包庇，然足见其工作有所疏忽。由此观之，《四案》对赵申乔形象的塑造，只取历史上对其人的正面评述而已。

综上，基于历史材料，《四案》对赵申乔形象进行了艺术性加工。对历史人物进行虚实结合的处理，造就了一个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赵青天”，其故事也随艺人口口相传，成为长沙弹词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公案小说的故事模式、人物塑造，以及民间故事的某些特殊桥段，《四案》都有所吸收、融汇。将核其论，必征言焉，以下将结合具体的材料进行分析：

公案小说深刻影响了《四案》的故事模式。有学者将中国古代文言公案小说的故事模式分为情爱、精察、执法、果报四大类。⁽⁵⁶⁾以上几种故事类型，《四案》都有。值得一提的是，《四案》所述，案情比较复杂，作者似混杂多种故事模式。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

其一，《四案》皆体现出情爱类公案的特征。《活人棺》之张振奎与王氏两情相悦，《偷尸案》之王满与陶氏为青梅竹马，这两个故事皆以男女情爱为中心展开，矛盾也因此而起。至于《杀人僧》，事件起因为盐法道之女张月英与秀才周汉卿约定夜半三更私会，所以其故事也与男女情欲紧密相关。值得一提的是《竹蛇谜》，此为奸夫淫妇谋害亲夫的奸情公案。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以男子为主导，使得妇女长期处于被欺负、被剥削的境地。在婚姻被束缚、情感受压抑的情况下，女性往往“以通奸或卖淫作为补充”⁽⁵⁷⁾，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刑事案件，同时也为一些公案小说提供了写作素材。前文已经证明，在赵申乔主政湖南之时，当地实际发生的奸情公案数量众多。同时，男女奸情是公案小说的重要母题。(58)综上可见，《竹蛇谜》对奸情公案的记录，既是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又是弹词作品取法公案小说的明证。

其二，《四案》对精察类公案也有所承袭。从作案手法而言，《竹蛇谜》实际上是公案小说中“铁钉案”故事的变种，即罪犯通过隐蔽的作案手法，使得死者不见外伤，似为自然死亡：

“铁钉案”为公案小说的经典故事类型，其作案手法颇为奇特：凶嫌以铁钉贯穿人体天灵盖，以达到杀戮的目的，且尸体不见伤痕。此类故事最早可见于宋代《棠阴比事》，后为清代《武则天四大奇案》所承袭，因在近代被高罗佩收入《狄公案》而名声大振。⁽⁶⁰⁾《竹蛇谜》虽有对“铁钉案”故事的因袭，但又加入毒蛇作案的桥段，所以在犯罪手法的设计上显得更为高明。由破案技巧而言，清官通过微服私访破案，为公案小说惯用的桥段—在《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作品中，一旦遇到棘手的案件，主角就要打扮成算命先生，去民间探访。⁽⁶¹⁾这样的桥段，同样常见于《四案》：在《竹蛇谜》中，赵申乔在案发后与张氏打赌破案，通过微服私访、与了解内情的盗贼魏四喜结拜，最终获得了齐全的证据，成功捉获凶手。《杀人僧》中，赵申乔故意乔装打扮，与悟能和尚亲近，设下圈套让其伏法。在《偷尸案》中更有唱词曰“包龙图微服私访定家邦，赵府台官清比得包公样”⁽⁶²⁾，最终赵申乔通过走访破案。另外，有些案件需要官差通过特殊的方法辅助侦破。前人总结，设计诱供为精察类公案小说的重要破案方法。⁽⁶³⁾《杀人僧》故事在案件起因、行凶过程、审讯方式都有抄袭前代公案小说之嫌：僧人诱奸不成而行凶，主角故布疑阵，让嫌犯误以为身在阴曹地府、被鬼索命，从而迫使其招认罪行。该类案情应当较早见于明代公案小说。如《龙图公案》之《阿弥陀佛讲和》⁽⁶⁴⁾、《廉明公案》之《张县尹计吓凶僧》⁽⁶⁵⁾。在《杀人僧》中，赵申乔唱道“我何不将计就计学学包文拯，‘假设阴曹’审实情”⁽⁶⁶⁾，足见此案为弹词艺人参考包公故事进行创作的结果。《偷尸案》中，赵申乔假意审问窃贼刘三白家的泥塑弥勒佛，让刘三白心生畏惧并指证毛一湖的犯罪事实，此亦可视为公案小说中清官设计诱供之桥段的再现。

其三，《四案》之《活人棺》与执法类公案小说有共通之处。有学者认为，执法类公案作品以写清官为主，其关注点不在清官破案水平的高超与巧妙，而在其清正廉明的品性和执法的公平允当。⁽⁶⁷⁾见诸《活人棺》一案中，在王氏婚约归属的时候，赵申乔拒绝了钟翰林父子的贿赂，体现出廉洁的一面。并且，赵申乔通过让王氏假死的计谋，迫使钟翰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画押放弃婚聘，在形式上又符合司法流程。因此，在《活人棺》中，赵申乔既从重视劳苦大众权益的立场出发，极力照顾被豪强欺压的老百姓，又成功用计谋维护了法律的公正。

其四，与果报类公案小说类似，《四案》将一些超自然的力量融汇于故事的叙述，使其成为破案的关键。如在《竹蛇谜》中，张氏用蛇杀人的手法十分隐蔽，被害人易福生的鬼魂通过托梦，向表兄说明实情，使得赵申乔在审案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真相。有学者指出，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超人力因素，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有其直接的动机：借鬼神彰显清官、满足大众好奇传奇之心、以鬼神果报扬善惩恶。⁽⁶⁸⁾上述说法，同样适用于总结《四案》故事中超人力因素的作用。

《四案》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深得公案小说的真传。首先，如前文所述，《四案》塑造了善于断案、执法公正的赵申乔形象。从《百家公案》《龙图公案》到《彭公案》《施公案》，各种公案小说塑造了诸多清官形象，印证了百姓对廉洁无私官员的需求，体现了平民对公平正义的期望。与主角赵申乔的形象相对，其余地方官僚多展现出草菅人命、昏庸无能的一面。如《活人棺》一案，因为宁乡县衙迫于钟翰林之压力不予受理，受害人只好求助于赵申乔。《竹蛇谜》《杀人僧》所述两案分别被善化县、长沙县的县令办成冤案，幸亏赵申乔明察秋毫，方才得以翻案。在《偷尸案》中，善化县令放任毛一湖横行乡里，百姓抱怨“只可惜我们县官太混账，放任了‘冇拌夜壶’小豺狼”⁽⁶⁹⁾。《四案》通过对县官负面形象的塑造，将赵申乔的办案能力凸显得更为出众。其次，对淫妇形象的塑造，《四案》承接公案小说余绪。《竹蛇谜》中，张氏的首次出场就叫人反感：

白话清朝野史大观

至此，原先存在官民阶层差距的二人，在弹词艺人的艺术处理下，居然成为你死我活的对手。此类情形当然不会见于日常生活。但是唯有将清官形象与普罗大众置于同一阶层，才能给弹词节目带来看点。在《竹蛇谜》故事中，经过验尸，赵申乔并未发现其中蹊跷，于是张氏更加得意，唱道：“若不斩首来示众，我告御状上京城。”⁽⁷⁹⁾主角陷入窘境、反派角色占据上风，使得正邪双方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后续赵申乔通过微服私访破案，在抽丝剥茧的解密之余，又给人以扬眉吐气的畅快感。

综上可知，公案小说的故事模式与人物塑造对《四案》形成了深刻的影响。同时，民间故事可能与《四案》的某些情节存在相同的来源，或许也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情况。总体而言，《四案》的故事主体内容，是将不同公案小说、民间故事进行拼接、缝合的结果，真正由弹词艺人原创的部分极少。

在文史研究领域，陈寅恪曾提出“通性之真实”的理论，认为有的记载按事实固不可信，却反映了其时的民情风俗，具有重要价值。⁽⁸⁰⁾从上述角度看，《四案》是长沙弹词的经典曲目，呈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从地名到方言词汇、民俗风貌，无不可从《四案》的文本里见到真切的记录。

首先，《四案》之中，弹词艺人为了引起听众的共鸣，在故事叙述中提及了诸多长沙实际存在的地名。今取其可考者，总结如表1：

图中注释2、3分见文末注释（81）、（82）

以上地名皆见于史籍，可直接落实到具体的地址。据此可知，艺人对《四案》故事的叙述并非完全虚构，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现实生活的成分，让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然而，以上部分地名，如“太平街”“望城坡”，似为康熙朝之后方见于记载，赵申乔当政之时可能并无此地名，由此，可推测出两种可能性：一为其地名实为早出，只是后来方录于书帛；二为《四案》或作于赵申乔主政湖南之后，年代难以确定，弹词艺人可能根据自己时代的习惯来称呼地名。

《四案》所提及的地名，也有未能见于记载者：如《竹蛇谜》中提及的蔡家坟场，《杀人僧》中提及的古佛寺、白马巷，以及《偷尸案》中提及的狮王 庙、陶家湾和赵公桥等。其实，上述部分地名仍可在长沙市内追索原型。“蔡家坟场”，长沙市开福区有地名曰“蔡家坟山”，二者或为同一地。“古佛寺”不见于长沙本地的各种记载，观其名字，似乎系随意为之。在《杀人僧》的记述中， “古佛寺”在稻谷仓附近。湖湘自古即为粮食的重要产地，故清代长沙粮仓众多，包括湖南皇仓、长沙府仓、长沙县仓、善化县仓等。其中，长沙县仓有两处，除稻谷仓外，还有一处位于今仓后街处 ⁽⁸³⁾，名曰“上林寺”。寺庙始建于唐代，清康熙初年在湖南布政使郎永清的支持下重建。⁽⁸⁴⁾ 因《杀人僧》中的嫌犯为古佛寺僧人，故弹词艺人仅借用上林寺为原型，并在作品中重新润色、命名。关于“白马巷”，今长沙市天心区有地名曰“白马庙”，亦有街道以此为名，明崇祯《长沙府志》有载。⁽⁸⁵⁾由此，以上地名可能与“白马巷”同为一地。“狮王庙”，根据《偷尸案》剧情交代，其地处于望城坡附近。望城坡附近有一关圣殿，供奉关公、龙王、地母等神仙，并管理周边的戴公庙、竹马庙、狮湾庙等。⁽⁸⁶⁾在长沙方言中， “王”“湾”同音，故此处“狮王庙”或应作“狮湾庙”。“陶家湾”，长沙市岳麓区实有此地，距离《偷尸案》故事发生地望城坡不远。至于“赵公桥”，长沙市区周边确有地方以此为名。在《偷尸案》中，窃贼刘三白居住于望城坡附近，故其地并非今所言之“赵公桥”。如此，“赵公桥”原型难觅，可能系艺人随意捏造而成。

其次，既曰“长沙弹词”者，艺人必以本地方言弹唱，因此作品往往掺杂了方言特色。《四案》中出现了一些方言词汇，列之于表2：

图中注释1、2、3分见文末注释（87）、（88）、（89）

除词汇外，《四案》弹词按长沙方言进行押韵，颇具韵味。如“忙催书童脚步快，躲进灯群进小街”⁽⁹⁰⁾“无田无业家里穷，每日打樵在山岭”⁽⁹¹⁾等唱词，据普通话标准，并不押韵，以长沙方言弹唱，则句句合韵。另外，就作品的语言而论，《四案》可谓力求直白浅近、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存《四案》文本中，相当一部分道白更贴近于当代的口语。《四案》在20世纪80年代才被整理成文本，在其文本定稿之前，不押韵的道白恰是弹词作品最容易受到改易的部分。口述文本的内容随时代而变化，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生命力，然而在此过程中也流失了许多原本存于文本的信息。

最后，《四案》反映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庙会是长沙地区重要的节庆活动。《四案》之《偷尸案》故事起自狮王庙承办的庙会。古代长沙地区的庙会承载了祀神、交易、娱乐等多项功能。长沙有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六年（507年）的陶公庙，为民间祭祀晋长沙郡公陶侃后人的场所。此庙于每年一月、八月举办庙会。每到庙会日期，该地商贾云集，香客、戏客如潮水，民谣谓“望 梨街上不作田，两个生期吃一年”。⁽⁹²⁾长沙火宫殿因祭祀火神祝融而举办庙会活动，早在明万历年间就见载于文献。⁽⁹³⁾值得一提的是，《四案》展示出民间信仰的复杂性和随意性，其中诸多情节都展现出佛道不分的情况：如《杀人僧》中，作为僧人的悟能在作法时却高喊“九天应元雷神普法天尊”；《偷尸案》中所提及 “东岳庙”明明为道教场所，刘三白却从中请了一尊弥勒佛像回家。除却对民间信仰的展示，《四案》情节中，赵申乔处决犯人的地点值得注意：《竹蛇谜》中，赵申乔在坟场为受害者验尸后，将张氏、刘长福就地处斩；《杀人僧》悟能被斩于案发地盐道衙门花园；《偷尸案》毛一湖于案发地附近的望城坡斩首示众。综上可知，《四案》中的赵申乔倾向于在案发地附近的人群聚集场所处决犯人，其行刑的目的之一或是告慰亡灵— 这样的做法是湖南民俗的体现。在历史记载中，湖南地区的刑事案件，有些经地方豪强私自办理，往往选择在特定的地方处决嫌犯：

【本篇编辑：龙其林】

排版|张廷彧

责任编辑|窦金蒙

一审|刘元春

终审|张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