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走马楼西汉古井及简牍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3期；陈松长：《长沙走马楼西汉古井出土简牍概述》，《考古》2021年第3期。
[2] 根据走马楼西汉简整理小组陆续披露的材料，这批简牍包括长赖、富阳、南山、西山、南阳、临沩、烝阳、定邑、寿陵、醴陵、门浅、沅阳、邑陵13个新见县级政区，除醴陵、门浅、沅阳在秦汉出土文献中已有相关记载外，其余县级政区地名皆为首次发现。
[3] 郑威讨论了临沩、烝阳、醴陵等地名的置废、地望等问题，参见郑威：《新见西汉长沙国简牍地名读札四则》，《江汉考古》2021年第5期。王勇认为“别治醴陵”与“别治长赖”属于管理王陵奉邑的特殊政区，没有独立的辖区，寄治于临湘县都乡境内，参见王勇：《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别治醴陵”与“别治长赖”》，《简帛》第2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19—230页。陈松长认为“定邑”乃长沙定王刘发的陵邑名称，参见陈松长：《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定邑”小考》，《出土文献》2022年第1期。王博凯、陈松长、陈湘圆等对寿陵的性质进行了考察，观点有所不同。参见王博凯：《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采铜”琐议》，《出土文献》2020年第3期；陈松长、陈湘圆：《走马楼西汉简所 (转下页)
[4] (接上页)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宋少华指出定邑、寿陵等应为诸侯王陵邑性质，并认为别治醴陵、别治长赖、南山等有可能是诸侯王国新设的机构，参见宋少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所见年代、疆域琐议——以走马楼西汉简牍为中心》，《出土文献研究》第20辑，中西书局2021年版，第300—301页。陈湘圆对其中的里名进行了集中考释，认为材、寿陵等为新见的县邑地名，参见陈湘圆：《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里名及相关问题考论》，《简帛研究·二〇二二(春夏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67—268页。
[5] 马代忠：《长沙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初步考察》，《出土文献研究》第12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221页。
[6] 杨芬、宋少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宫司空令史儿等为武擅解脱易桎弗举劾案>初步考察》，《简帛研究·二〇二〇(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7页；宋少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所见年代、疆域琐议——以走马楼西汉简牍为中心》，《出土文献研究》第20辑，第301页。
[7] 王勇：《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别治醴陵”与“别治长赖”》，《简帛》第23辑，第219—230页。按：下文凡引用有关长赖、别治长赖的材料皆出自此文，仅标注简文序号，不再一一注明。
[8] 陈松长、陈湘圆：《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
[9] 辛德勇根据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有关都乡的记载，认为都乡并非完全皆为县级政区所在地。晏昌贵、郭涛通过对里耶秦简记载的迁陵县属乡考察，指出都乡与迁陵县往来文书多数可以当天到达，并且简牍可见启陵、贰春乡与迁陵县的禀贷粮食记录，而未见有都乡的类似记载，因此都乡与迁陵县在同一地，秦代迁陵县治所位于都乡。参见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235—236页；晏昌贵、郭涛：《里耶简牍所见秦迁陵县乡里考》，《简帛》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页。具体到本文所考察的走马楼西汉简，临湘县《都乡七年垦田租簿》记载了“凡垦田六十顷二亩租七百九十六石五斗七升半”“提封四万一千九百七十六顷七十亩百七十二步”，临湘县都乡提封面积四万余顷，而都乡的垦田面积仅六十顷左右，其中差异较大，王越认为这一差异主要在于都乡为城中乡，可垦田地较少，也即认为都乡为临湘县的治所所在。参见马代忠：《长沙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初步考察》，《出土文献研究》第12辑，第213—214页；参见王越：《汉代城乡关系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56页。综合以上考察，笔者认为秦水陆里程简册主要记载秦代的水陆交通，并未明确记载都乡与县治的关系，因此都乡作为一县治所的观点是可以信从的。
[10] 杨芬、宋少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宫司空令史儿等为武擅解脱易桎弗举劾案>初步考察》，《简帛研究·二〇二〇(秋冬卷)》，第236页。
[11] 陈松长、陈湘圆：《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
[12] 敦煌汉简、尹湾汉简亦有“别治”的相关记载，显然“别治”是西汉时期一种较为特殊的地名构成形式，由于本文主要关注长赖的地望所在，不再对长赖、别治长赖的区别展开详细论述，笔者将另外具文考察“别治”政区的特点。
[13] ④ 陈松长：《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定邑”小考》，《出土文献》2022年第1期。
[14] 王勇认为别治醴陵、别治长赖分别管辖长沙定王刘发、长沙王吴芮的陵园奉邑，参见王勇：《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别治醴陵”与“别治长赖”》，《简帛》第23辑，第228页。根据郑威的研究，醴陵亦不在临湘县都乡范围内，因而也不可能是管理陵园奉邑的特殊政区，参见郑威： 《新见西汉长沙国简牍地名读札四则》，《江汉考古》2021年第5期。
[15] 陈松长编著：《湖南古代玺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16]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231页。按： 简称“《五一选释》”，目前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出版了《选释》及《壹》到《陆》册，为节省篇幅，文中引用时注明简称和简文的序号，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17] 李凯凯：《五一广场东汉简所见“史白开”类简考释——兼谈东汉文书签收的几个特点》，《博物院》2020年第6期。
[18] 《五一·叁》(891)载：“一匹直钱四百，凡直钱三千四百。配，不称贼捕掾，黑，不称贼曹史，庐，不以鲜支布与配、达。案文书：游徼毛仲以四月廿七日被书考汎，受取状。五月不处日，种于长赖乡收捕得汎，械毄殴击百余下，考问汎，汎具服，受庐。”
[19] 《五一·肆》(1672)载：“鲜支布。汎毄乡积五日，种解遣汎。发觉，种、汎、竟、黑等皆亡，不问。即配证·案汎以条书收毄曾，迫恐，受其钱财。汎，吏，强赋臧二百五十以上，不承用诏书数罪，竟、黑诈称官自爵秩。”
[20] 徐畅：《东汉三国长沙临湘县的辖乡与分部——兼论县下分部的治理方式与县廷属吏构成》，《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21] 郑威：《新见西汉长沙国简牍地名读札四则》，《江汉考古》2021年第5期。
[22]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汨罗罗国城遗址的调查与探掘》，《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23]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湖南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第56—57(图)、65(图)，22—23(文)、50(文)页。
[24] 《元和郡县图志》载：“(长沙县)铜山，在县北一百里。”〔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江南道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2页。按： 长沙县铜山位于今铜官街道附近。
[25]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第65(图)、50(文)页。
[26] 《太平寰宇记》有：“(长沙县)铜官山，在县北，水路一百里。”参见〔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四《江南西道十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21页。《水经·湘水注》：“湘水又北径铜官山，西临湘水。”参见〔北魏〕郦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9页。按： 《水经注》《太平寰宇记》所载为铜官山，《元和郡县图志》所载为铜山，二者应为一地，《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或缺“官”字。
[27] 考古发掘资料揭示汉代临湘县城的四至分别为：北至今连升街—长沙市青少年宫南部、中山西路北侧60米一线，东至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南至人民西路北侧，西至下河街东侧。参见黄朴华主编：《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45—148页。这一区域为临湘县的都乡范围，东西约850米，南北约1400米，距离县廷“百五十余里”的长赖显然不可能位于此区域内，从这个角度来讲，别治长赖也不可能属于王陵奉邑之地。
[28] 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所：《长沙市走马楼西汉古井及简牍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3期；王勇：《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别治醴陵”与“别治长赖”》，《简帛》第23辑，第221页；宋少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所见年代、疆域琐议——以走马楼西汉简牍为中心》，《出土文献研究》第20辑，第295页。
[29]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30] 庄小霞：《东牌楼简“中仓租券签牌”考释——兼论走马楼吴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简帛网，[2009-6-16]http：//www.bsm.org.cn/？hanjian/5286.html。
[31] 张朝阳：《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早期房屋租赁纠纷案例研究》，《史林》2019年第6期；秦浩翔：《<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地方大族初探——以属吏、乡官姓氏分布为中心的考察》，简帛网，[2020-11-25]http：//www.bsm.org.cn/？hanjian/8324.html。
[32] 陈湘圆：《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里名及相关问题考论》，《简帛研究二〇二二(春夏卷)》，第263—264页。
[33] 姚立伟：《县域“方位名乡”体制与秦汉帝国扩张》，《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34] 根据有关研究者绘制的走马楼吴简临湘侯国的诸乡分布图，南乡亦毗邻都乡，在都乡以南。参见耿晓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陆]>地名整理与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51页。
[35] 〔北魏〕郦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3142页。
[36]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江南道五》，第702页。《太平寰宇记》亦有类似记载，参见〔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四《江南西道十二》，第2318页。
[37]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第77(图)、94(文)页。
[38] 郑威：《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地名读札》，简帛网，[2021-4-6]http：//www.bsm.org.cn/？hanjian/8382.html。
[39] 陈松长、陈湘圆：《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
[40] 〔北魏〕郦道元著，〔清〕杨守敬、熊会贞疏： 《水经注疏》，第1788、2516、2645—2647、2925—2926页。
[41] 陈松长：《长沙走马楼西汉古井出土简牍概述》，《考古》2021年第3期。
[42] 据郑威所考，临沩位于今沩水流域，与长沙国临湘县毗邻。参见郑威：《新见西汉长沙国简牍地名读札四则》，《江汉考古》2021年第5期。
[43] 周振鹤主编，周振鹤、李晓杰、张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40—441、437、430—431页。
[44] 赵海龙：《走马楼西汉简所见临沩地名考辨》，《简帛》第2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155—158页。有关武帝时期长沙国封域的考察，宋少华根据走马楼西汉简“无阳脽夷乡啬夫襄人收□案”，指出武陵郡无阳县需要将案件移送临湘县复审，并且审决结果须呈报长沙内史府；“义陵将田佐僮诈以卯名共出伪券书案”记载辰阳、沅阳、无阳、义陵、镡成等皆为武陵郡属县，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需要受到长沙相史驾、武陵守卒史纵的约束。由此可见武帝时期武陵郡、长沙内史皆为长沙国的封域。参见宋少华：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所见年代、疆域琐议——以走马楼西汉简牍为中心》，《出土文献研究》第20辑，第303页。
[45] 周振鹤主编，胡阿祥、孔祥军、徐成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26页。
[46]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3页。按：武帝元狩元年以南郡南部、衡山郡西部置江夏郡。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0、303页。
[47] 《汉志》反映的是汉成帝元延三年的行政区划。参见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82页。
[48] 景帝前二年新置刘氏长沙国，下隽县由南郡来属。参见刘瑞：《武帝早期的南郡政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辑；邓玮光：《简牍所见西汉前期南郡属县(侯国)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辑。
[49]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00页。
[50]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上册，第228—229页。
[51] 郑威：《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地名读札》，简帛网，[2021-4-6]http：//www.bsm.org.cn/？hanjian/8382.html。
[52] 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走马楼西汉古井及简牍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3期。
[53] 湖南省文物局编著：《湖南简牍名迹》，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54] 杨芬、宋少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宫司空令史儿等为武擅解脱易桎弗举劾案>初步考察》，《简帛研究·二〇二〇(秋冬卷)》，第236页；王勇：《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别治醴陵”与“别治长赖”》，《简帛》第23辑，第221页；陈松长、陈湘圆：《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
[55] 按：南阳县的得名，除了南水之阳外，还存在南山之阳，以及由南阳乡升格而来等可能性。走马楼西汉简记载有南山县，在南山附近再次设置南阳县的可能性较低，而由南阳乡升格为南山县的可能性暂时难以完全排除。考虑到《汉志》记载的南水为附近区域的重要河流之一，笔者认为南阳县置于南水的可能性更大。
[56]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3页。
[57] 《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第436页。
[58]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510页。
[59] 按：分别位于宜春县东北、东南方向的豫章郡建成、安平，此前亦隶属于长沙国。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31、133页。因而豫章郡西部的区域在西汉初年为长沙国辖域范围。
[60]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四》，第678页。《宋书·州郡志》载：“萍乡侯相，吴立。”参见《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90页。
[61]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九《江南西道七》，第2205页。
[62] 《江西年鉴》编辑委员会编：《江西年鉴·2002·创刊号》，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页。
[63] 谭其骧提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参见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2页。在走马楼西汉简发现各流域所置新县之前，学者根据传世文献记载，认为这些流域的开发时间在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参见陈健梅： 《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09—311页。
[64] 《后汉书》卷一一二《郡国志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91页。《续汉书·百官志》亦有类似记载：“荆扬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后汉书》卷一一八《百官志五》，第3623页。
[65]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2页。关于“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风俗通》的记载有所不同：“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后汉书》卷一一八《百官志五》，第3624页。按： 按照一县大率百里，笔者认为十里一乡更为合理。
[66] 《汉书》卷五三《长沙定王发传》，第2427页。
[67] 周振鹤主编，周振鹤、李晓杰、张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436页。
[68] 杨芬、宋少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宫司空令史儿等为武擅解脱易桎弗举劾案>初步考察》，《简帛研究·二〇二〇(秋冬卷)》，第2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