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橘子洲北边那片一直不开放，我小时候就好奇。
南边有毛主席雕像，有大草坪，有诗词碑，游客乌泱乌泱的。北边什么都没有，步道走到头就是一排铁栏杆，挂块牌子写着"未开放区域"。长什么样？看不到。树和灌木长得密密麻麻，把里面遮得严严实实。
我问过长沙本地的朋友，为什么北边不开放。
有人说是在搞生态修复，有人说上面在规划新景区还没建好，有人说是危房要拆。说什么的都有，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人。
橘子洲大桥以南，草坪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守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插满了荧光棒。他姓周，湘西人。在洲上卖了十二年荧光棒。不管刮风下雨，周末必到。
他不叫卖。他坐在三轮车旁边，拿个马扎，低头看手机。有人来买，他抬头，伸手，收钱，找零，然后继续低头看手机。
他是整条洲上最安静的小贩。
我认识他，不是因为在洲上碰到。是因为我给他送过外卖。
我是跑外卖的。河西那一带送了好几年。老周住在溁湾镇一栋老居民楼里，六楼，没电梯。我大概每三天就会接到一单溁湾镇那边的炒饭——蛋炒饭，再加一个煎蛋，不加剁辣椒，送到溁湾镇地铁站二号口。备注里永远写着同一句话：
「放保安那里，我自己来拿。」
第一次送的时候我还在想，什么人点外卖点到地铁站。后来送多了就知道了——是一个在洲上卖荧光棒的老头，舍不得多花一块钱配送费，因为送到洲上要加钱，送到地铁口不用。
一份蛋炒饭加煎蛋，十块钱。他吃了好几年。
我从来没跟他打过照面。外卖放保安那里，回头就被人取走了。直到有一次我周末自己去橘子洲散步，看到草坪边上那辆三轮车，才把脸和名字对上。
原来那个每次都点最便宜炒饭的人，是他。
我跟他熟了之后，有一次聊到北边那片不开放的区域。
「老周，你在洲上十二年，晓不晓得北边为什么不开放？」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你进去过没有？」
他把手机放下了。
「进去过。」
「里面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树。草。一条土路走到头。」
「那为什么不开放？」
「因为那条路，不是走不到头的。」
「什么意思？」
他没有回答。
我后来才知道——老周这个人，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自己说的。十二年前他从湘西来长沙，在工地干活，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醒来之后，就多了一个"毛病"。
他能看到"不一样的人"。
那些人在他眼里和普通人没有区别——有衣服、有脸、有走路的样子。但有一个地方不一样：他们经过的时候，地上的草不会动。
他一开始以为自己脑子摔坏了。后来他发现，这些人只出现在一个地方。
橘子洲的北端。
二
「我第一次发现不对，是在第五年。」
老周说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收摊之后他在洲上散步，不知不觉走到了北边的铁栏杆那里。
天快黑了，他正要转身往回走，看到铁栏杆旁边的灌木丛里，有一个人走了出来。
一个老人。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低着头，沿着铁栏杆旁边的泥土路往北走。
老周叫了一声：「师傅，这边不能进。」
老人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走得不快，但一步不停。老周追了几步，发现追不上——那个老人看着他走得不快，但距离越拉越远。
然后老人走进了灌木丛深处。消失了。
老周站在铁栏杆外面，愣了很久。
「我当时想，是不是一个迷路的游客，从哪个缺口钻进去了。但那个人的衣服不对。那种中山装，我在长沙没见过有人穿。」
后来他开始注意北边那片区域。
他发现每个周末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铁栏杆旁边偶尔会有人走出来。不是从外面走进去——是从里面走出来。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两三个人。老的老，少的少，什么年龄都有。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抬头。
低着头，沿着那条看不见的土路，往南走。走到洲上的步道，汇入人群中，就不见了。
「他们走到人群里，你看不出任何问题。」老周说，「但你知道他们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走路的时候——旁边的人，不会碰到他们。」
「什么意思？」
「你走在人多的路上，总会有人不小心碰到你、擦到你。但他们不会。人群会自动让开一条缝。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在让。但就是碰不到。」
他看着我。
「你下次可以注意一下。」
三
后来我特意观察了。
周末的橘子洲，人很多。步道上、草坪上、毛主席雕像前面，全是人。我在北边的步道上站了一个小时。什么事都没有。
但收摊的时候，老周叫住了我。
「今天傍晚你跟我来。」
傍晚六点半，橘子洲开始清场。游客陆续往地铁站方向走。老周没有走。他推着三轮车，慢慢往北边走。
我跟着他。
走到步道尽头，铁栏杆前面。老周把三轮车停在一边，在车斗里翻了几下，拿出几根荧光棒。
旧的。已经不怎么亮了，塑料管被晒得发白。
他把荧光棒一根一根插在铁栏杆旁边的砖缝里。
一共五根。插成一排。
天还没有全黑。荧光棒的光在黄昏里几乎看不见。
「你插这个搞么子？」
他没有回答我。他站起来，看着铁栏杆的方向。
我也看着那个方向。灌木丛，黑黢黢的，什么动静都没有。
「老周——」
「莫讲话。」
我们就那么站着。大概站了五分钟。太阳已经落到岳麓山后面去了，天边的云从橙色变成灰色。
然后我看到了。
灌木丛里，走出来一个人。
一个中年女人。穿着碎花衬衫，黑裤子，布鞋。低着头，沿着泥土路往外走。走得很慢。
她经过铁栏杆的时候，脚步没有停。但我看到她的视线——她侧了一下头，看了一眼地上那五根荧光棒。
就一眼。然后继续往前走。
她走进步道，往南去了。步道上还有零星几个游客。她穿过他们——没有人碰到她。没有一个人。
我站在铁栏杆旁边，后背全是汗。
「你看到了？」老周问。
「嗯。」
「几个？」
「一个。」
「你再看看。」
我再看灌木丛的方向。天更黑了。但我又看到了。
第二个。一个年轻男人，穿着蓝色的工装，低着头走出来。然后是第三个。然后是第四个。
一个接一个。
他们经过铁栏杆的时候，都侧了一下头。看了一眼地上那五根发白的光。
然后往南走。走进人群。消失。
「他们不抬头，」老周说，「但他们看得到光。」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试过。有一天我没有插荧光棒。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人走出来。」
「——你是在给他们指路？」
「不是指路。是指方向。铁栏杆旁边有两个方向。往南是出去，往北是——」
他停住了。
「往北是什么？」
「你莫问。」
我数了。天完全黑下来之前，从灌木丛里走出来的人，一共十七个。
老周的荧光棒已经完全不亮了。他蹲下来，把插在砖缝里的旧管子一根一根收起来。
「今天就到这里哒。」
「那些人去哪了？」
「回家了。」
「他们住哪里？」
老周看着我，没有回答。
后来我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回答。
——因为他们回的不是"家"。
橘子洲一百多年来，湘江里淹死过很多人。北边的滩涂，水流最急的地方，每年都有人在那里出事。那些人的尸体，大部分没有找到。
他们一直在这条洲上。
白天的时候他们不出来。傍晚才开始活动。沿着北边那条土路走出来，走进人群里，在热闹的地方走一走。然后在午夜之前再回到北边去。
老周的荧光棒，是插给他们认路的。
怕他们在热闹的人群里走得太远，忘了怎么回来。
四
后来我问老周，他为什么能看到那些人。
「摔那一跤之后就这样了。」
「你怕不怕？」
「开始怕。后来不怕了。」
「为什么？」
「因为你习惯了之后会发现——他们比你更怕。」
「他们怕什么？」
「怕被人看到。怕被人碰到。怕回不去。」
他停了一下。
「他们都想回家。但是他们的家在湘江下面，上不来。」
老周的老婆和儿子，四年前走了。他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
但他一直待在橘子洲上。不管刮风下雨，每个周末都来。
我问过他为什么。
他没有说。
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他不是在等她们回来。
他是怕她们万一回来了，走的也是那条路。走出来了，天太黑，看不到方向，又走回去了。
他在这里，可以给她们插一支荧光棒。
哪怕是一支旧的、不怎么亮的。
只要有光——她们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后来有一次，我路过太平街那间裱画铺子。
我蹲下来，从门缝里看了一眼。
里面亮着灯。桌上摊着一幅画。
画上是橘子洲的北端。铁栏杆旁边，有一排细细的光——五根，插在砖缝里。画的前方，是进城的步道，亮堂堂的，一个人都没有。画的后方，是幽暗的灌木丛。
灌木丛里，有十几个模糊的人影，正朝着那排光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