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爷爷”，其实是我五服之内的堂祖父。若按母系血缘，似乎更近一些——他与我母亲是舅表兄妹，按理我该叫他表舅。但他不喜欢这个称呼，坚持按父系辈分让我喊“爷爷”。为了跟亲爷爷区别，我便在前面加了“长沙”二字，这称呼就这么定了下来。
虽有这层亲戚关系，上大学前两家走动并不多。直到我去长沙读书，按地址找到他家，才算重新接上了头。第一次登门，是同学陪我去的，多少有些拘谨。不料他和家人格外热情。听说学校食堂油水少，他便近乎命令地要求我每个周日去他家“改善生活”。从此每到周末，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临走时他还总往我包里塞几条马头肥皂之类的日用品，说能省一点是一点。
这样持续了约莫两年。有一回我连着两个周末没去，他和娭毑竟找到宿舍来了。一进门娭毑就笑着埋怨：“几周不来，我寻思你是不是病了。病了更要讲一声，好照应。”我一时语塞，确实是自己疏忽了。他们留下提前备好的酒精炉和面条，叮嘱我自己煮着吃。
自那以后，我去得更勤了，几乎每个周末都在他家吃饭。他的子女也受他影响，对我格外照顾。姑姑趁家里请裁缝做衣服，顺便给我也扯了块布料；叔叔去广东出差，专门带回英语学习资料。
毕业后我没留在长沙，分配到湘南一个地级市，离家更远了。每次回老家在长沙转车，都顺道去看他。见面无非聊些近况，问问工作和生活。后来我去广州读研、工作，再后来结婚生子，每次回乡前，仍习惯先去他那里报个到。
第一次带妻子去见他，他照老家规矩，一人煮了三个荷包蛋。妻子嫌多，我轻声解释这是习俗，她便笑着吃了。后来女儿半岁时抱去，他又给曾孙女封了红包。我推辞说退休金不高，不必破费，他摆摆手，说这是心意。
再后来我准备出国，临行前去辞行。他听说我要去的地方冷，便发动三个孩子，给我们全家备齐了冬衣。到了国外，隔段时间通一次电话，更多时候是通信。他每封信都鼓励我们适应新环境，末尾照例附上全家近照，大约是怕我们在外想家。
（爷爷随信寄来的全家合影）
2007年母亲去世，我赶回国奔丧。办完事从长沙准备返回时，爷爷和娭毑不顾八十多岁高龄，头一回亲自送我到车站。他说：“你父母都不在了，往后回来的机会怕是更少了。”我看着他，眼眶发胀。心里明白，他说的不只是“机会少”——他大约也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二十多年往来，到此仿佛要画上句号。
2010年，他的外孙女——我的表妹——发来电子邮件：爷爷走了。临终前已说不出话，他用笔在纸上反反复复写我的名字。
直到十五年后，我才再有机会回国。堂叔专程带我去山上看他和娭毑的坟，烧香，点烛。一路上他半开玩笑地念叨，说当年爷爷对我比对他还上心，语气里带着点酸意，像是替年轻时的自己抱不平。我笑了笑，没接话。
站在坟前，细雨蒙蒙，密而不响，落在头发上，落在燃了一半的纸钱上，洇出深浅不一的暗痕。我把香插稳，鞠了三个躬，没有眼泪。那些年每个周日准时的饭菜、肥皂、酒精炉、荷包蛋、冬衣、信里的照片，和车站最后那一眼，都安安静静沉在心底，不必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