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亚瑟·罗斯旦(Arthur Rothstein)拍摄的，1946年的国营招商局长沙码头的老照片，这个码头的位置大概正对今天落棚桥巷河边头的位置，也就是现在开福万达商场的门口。
作为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首席摄影师，罗斯旦还拍了当时好几张长沙码头的照片，例如这张是美军作战用的登陆艇直接在长沙湘江边冲滩后，运输汽车和汽油的照片。看到这里引起了我的好奇，1946年其实已经是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为什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有登陆艇来到长沙？
原来1946年，盛产稻米的湖南，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人吃不上饭了，具体来说，是1946年的湖南衡阳大饥荒。大家知道，1944年抗战中的衡阳城，几乎沦为废墟，房屋被毁，铁路和公路中断，大量农田荒废，种子和农具在战争中也被大量破坏。
1945年抗战结束的时候，湖南南部和西部遭遇旱灾，洞庭湖区遭遇水灾，当年湖南稻谷产量是6730万石，这个数字和1936年的湖南稻谷产量相比，都减少了64%。
粮食越吃越少，但需要供应人的却越来越多，主要多了2波人，一个是凯申物流当时自信满满，准备撕毁条约进行内战，所以向湖南摊派了军粮，二个当时还有11万日军滞留湖南等待遣返，这些牲口的人吃马嚼也被摊派给了湖南，天灾加这些摊派，无疑是对普通湖南人餐桌的灭顶之灾，而受灾最严重的，就在湖南衡阳。
衡阳的救灾物资首先是在上海装船，例如这张照片是1948年还在运输救灾食物，车辆和汽油的船，叫万善，这艘船是二战时期美军的坦克登陆舰。
因为吃水浅，很适合从上海沿长江进洞庭湖然后进湘江，然后在湘江岸边不需要码头，直接冲滩就可以开门卸物资了。当时行政院善后署水运队有15艘这样的美式坦克登陆艇，都是万字开头的。
这些船到达长沙后，物资应该是由救济总署湖南分署再进行统一调配的，有些应该可以继续走水运到达衡阳，有些应该也可以走粤汉铁路南下到衡阳，汽车应该也会一路南下送救灾物资。
但即便如此，衡阳当时的情况，还是触目惊心的，这是运救灾物资汽车下面，流浪的儿童，左边的男孩应该正在收集掉落下来的稻米。
这张亚瑟罗斯旦拍摄的衡阳以南一个村庄的灾民，准备吃煮熟的野菜。
野菜吃完吃草根，草根吃完吃树皮，树皮吃完，就剩观音土了，观音土只能带来暂时的饱腹感，却没办法消化，最终只能在腹胀痛苦中离开这个世界。
为了换取一口粮食，一些父母被迫卖儿鬻女，但一个孩子换来的钱，当时在衡阳甚至买不到一石米。
所以当衡阳附近村庄的村民听到衡阳城里有外地运来的救济粮，有粥厂的时候，开始蜂拥涌入衡阳城为了讨口吃的。
例如这张照片，亚瑟罗斯旦就记载了他是从衡阳周边的村庄步行了50英里，大概80公里，来到衡阳城内找吃的。档案没有留下他的姓名，也没有记录他最后是否活了下来。
这是当时衡阳城内在医院设立的一个施粥点，灾民天还没有亮便开始排队，每个人每天只能领到少量稀粥。
但能吃上食物在当时的衡阳已经很幸福的事了。
有些孩子同样排队，还没拿到食物就饿的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
根据史料，到1946年8月，湖南约有400万人受到饥荒影响，衡阳地区死亡人数记录是9万余人。这个数字很难精确核实，因为许多人死在道路和去衡阳城的途中，根本来不及登记。
在极度饥饿之下，衡阳的社会的秩序也开始崩溃。例如发生了饥民冲击军粮仓库的事件，饥民面对持枪守卫，毫无畏惧，奋力冲入粮仓讨口吃的，最终酿成死伤。对他们而言，仓库里的粮食就在眼前，但那道大门，却比任何城墙都更加难以跨越。
而且就算大灾之年，衡阳的救济物资也并非全部能顺利到达灾民手中。例如有些用于救灾的物资有流入黑市，甚至有救济人员借回收空面粉袋和罐头盒向学校收费的。
饥荒和瘟疫是不分家的，长期营养不良让灾民几乎失去了抵抗疾病的能力。部分灾民的离世，已经分不清究竟源于饥饿，还是瘟疫。
这张记录是灾年被抛弃的衡阳儿童，在接受救济署医生的治疗。
我们今天讲抗战，往往讲到1945年日本投降，好像就结束了。但对许多湖南人甚至中国人而言，战争造成的苦难并没有在投降书签字的那一天结束。
枪声停止了，荒田不会立刻长出稻谷，难民回家了，但被抢走的耕牛和毁坏的农具却不会马上到手，战争之后恢复一座城市、一片乡村和一个普通家庭，其实需要很多年。
亚瑟罗斯旦离开中国以后，这些照片一直被保存在联合国的档案库里。
照片里的老人、母亲和孩子，几乎都没有留下姓名。我不知道那个步行八十公里的孩子后来去了哪里，也不知道那户煮野草的人家，下一顿饭吃的是什么。
但他们留下的影像，至少让今天的湖南人知道，1946年在湘江沿岸尤其是衡阳地区发生的历史，粮食安全大于天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我是长沙库克，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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