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证源流:长沙即上沙——1930年上沙孙族的谱系回应与“东莞说”的宗族确认

摘要：1930年冬，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广州办事处公开征询“东莞长沙乡”线索，东莞上沙孙族以“案关党史，不能苟简”自励，邀集员头山、左埗头宗亲携谱会勘。通过对《翠亨谱》、上沙旧谱及《左埗头谱》的“三谱对勘”，确证“长沙即上沙”，厘清五世祖孙玄（别号礼赞）及其子禘儿（号乐千、乐川）、禘宗（号乐南）的名号对应关系，还原元末孙常德迁粤、五世祖分支香山的世系脉络。呈文上报后获党史会采信并颁授乙等奖状，标志着“东莞上沙说”由家族口述升格为经宗族合议与官方确认的信史，为孙中山家世研究奠定了核心基石。

  1930年冬，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广州办事处一则《访查孙总理原籍事迹》的启事，在岭南文史界激起涟漪。启事称：“现查总理族系，自明代五世祖礼赞公，由东莞长沙乡迁往香山东镇涌口乡。但长沙乡在东莞何处……祈为赐教。”这纸问询，最终唤醒了东莞县第八区莲溪堡上沙乡的孙族记忆。

一、“以案关党史，不能苟简”

  东莞县政府与东莞公会接函后，敏锐地注意到“长沙乡”地名之疑。经多方查访，发现境内第八区莲溪堡有“上沙乡”，地处滨海沙带上游，与“长沙”音近、形亦近，遂将线索转至该乡。

  上沙孙族接函后，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正如呈文开篇所言：“窃孙总理原籍所在及历代昭穆宗亲名讳一案……敝乡以案关党史，不能苟简。”为确保结论经得起推敲，上沙乡以“孙振业堂”名义，紧急约请两大宗亲派代表携谱赴会：东莞员头山乡（孙常德长子贵荣分支）与中山左埗头乡（孙玄长子禘儿分支）。三方会盟，意在通过对谱，厘清华南孙氏的迁徙脉络。

  此次会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左埗头代表孙少华不仅带来了《左埗头谱》，还就近前往翠亨村，抄录了被孙妙茜称为“总理之父笔记”的《翠亨孙氏家谱》。这一举措至关重要，因为它将翠亨孙氏最核心的家族记忆——即“始祖至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居住”——直接与上沙的旧谱记载进行了对接。正如邓慕韩在《总理故乡调查纪要》中所指出的，翠亨谱中关于“五世祖礼赞公”的记载，成为了连接东莞与香山两地孙族的关键纽带。

二、三谱对勘：破解“长沙”之谜

  这次会勘的核心成果，是对《翠亨谱》、上沙旧谱与《左埗头谱》的系统比对，解决了三个关键疑点：

1. 地名归一：“长沙”即“上沙”

  针对党史会询问的“长沙乡”，上沙代表孙绳武等在呈文中给出了明确答案：“查敝长沙乡之得名，实缘敝乡地濒海滨，长沙成带，位居乡前。然敝乡又居沙之上游，故又有名为上沙。”

  这一解释并非望文生义，而是得到了《左埗头谱》的佐证。左埗头孙族早在清雍正元年初修族谱时便记载，其始祖来自“东莞沙头乡”。至光绪六年五修谱时，因与上沙宗亲频繁往来（如同治十二年合力修缮祖祠、祖墓），已明确认知“沙头乡”即“上沙乡”。由此，党史会档案中的“东莞长沙乡”，与孙族口中的“上沙”，在地理上实现了无缝对接。王斧在调查中记录的孙妙茜口述“总理远祖乃由粤之东莞县迁往香山县”，以及孙中山对林百克所言“家庙在东江上”的“Kung Kun”（即东莞），均与此结论相互印证。

2. 名号互证：礼赞、乐千、乐南的身份还原

  《翠亨谱》记载五世祖为“礼赞公”，生二子“乐千”、“乐南”。《左埗头谱》则记其始祖为“禘儿”（号乐川）。上沙旧谱记载五世孙玄生二子“禘儿”、“禘宗”。

  通过方言音韵与字号考证，上沙代表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孙玄即礼赞：“礼赞”非名，乃孙玄（五世）之别号。上沙旧谱载孙玄有追号“昌远”，与《翠亨谱》“礼赞”并行不悖。

•禘儿即乐千、乐川：“禘儿”是其字，“乐千”是其号，因方言“千”“川”同音，故《左埗头谱》记作“乐川”。

•禘宗即乐南：“禘宗”是其字，“乐南”是其号。

  这一厘清，将翠亨、左埗头、上沙三地的谱系完全打通：五世孙玄（礼赞）携子迁香山，长子禘儿（乐千、乐川）定居左埗头，次子禘宗（乐南）定居涌口，后者即为翠亨孙氏直系先祖。

  这也解释了为何1912年孙中山、孙眉兄弟会专程前往左埗头孙族祠堂拜伯祖、会宗亲，因为两地孙族实乃一脉相承的同源宗亲。

3. 世系溯源：从宋室枢密到元末迁粤

  上沙旧谱提供了更为遥远的世系源头：远祖为北宋枢密副使、郑州管城人孙固（谥温靖）；入粤始祖为孙固裔孙孙常德（号员沙），元末任杭州刺史，因乱流寓南雄珠玑巷，后结识东莞伯何真，卜居东莞员头山，再传至次子孙贵华（号鹤湖）开基上沙。 

  此说不仅修正了《左埗头谱》因代远年湮而将孙常德误植为南宋咸淳年间“胡妃之难”时迁入的讹误，其时间节点亦与《明史》及何真生平（1322—1388）高度吻合。据考，孙常德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确为元末明初人，而非宋末移民。尤为关键的是，孙常德之第二夫人陈氏初葬于香山涌口村（后于光绪六年，即1880年，迁至翠亨竹高龙）。这一特殊的墓葬地理现象，侧面印证了孙礼赞（孙玄）之子孙乐南曾频繁往返于东莞、香山之间。合理的解释是：孙乐南中年返东莞上沙时不慎遇难，初与始祖婆陈氏合葬。后世迁葬时，依宗族惯例，合葬墓须整体迁动，不可拆分。故其后人迁葬乐南遗骸回涌口祖籍时，必然将陈氏遗骸一并带回香山。此一跨越地域的迁葬细节，生动还原了翠亨孙氏“由莞入香”的拓殖历程。

三、呈文定谳与历史回响

  同年12月底，上沙孙族以“孙振业堂”名义，由孙绳武、孙蕊民、孙少华等代表联名，将呈文连同《孙总理先代世系表》《上沙乡状况表》寄呈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

该呈文不仅详述了世系源流，更附上了上沙乡的详实“体检报告”：全乡450余户，男丁千余，耕地仅数百亩，生存空间已趋饱和。呈文特别提及常德公墓虽为“狮子滚球”吉穴，但当时已被侵占，令人痛心。从墓地之争，足见上沙一带土地之珍贵与生存压力之大。孙乐南在上沙故去而与始祖婆合葬，实乃宗族内部资源紧张下的无奈之举。这份呈文是孙族对“总理原籍”最为正式的官方回应，标志着“东莞上沙说”从家族口述上升为宗族共识，亦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为翠亨孙氏“由莞入香”的拓殖历程提供了坚实的注脚。

  1931年3月，邓慕韩收转呈文，经认真研判，认为上沙孙族提供的世系资料“既可与《翠亨谱》对接，又能获知孙中山一至四世祖名讳”，虽“总理先世之七世至九世则不甚明白”，但孙中山家族源于东莞县上沙乡之说已可确定。4月，邓慕韩将呈文抄呈南京党史会总部。同年8月，党史会常务委员胡汉民、林森、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具名颁发乙等奖状（第100号）给上沙“孙振业堂”，表彰其“赠送史料”之功。

  此次回应，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宗族谱系梳理，更是民国时期官方与民间合力构建革命领袖历史叙事的重要一环。它以坚实的谱牒互证，回应了党史会的学术征询，为孙中山祖籍研究奠定了“东莞上沙说”的基石，其影响延续至今。

主要文献：

1.《翠亨孙氏家谱》（1880年稿本）：“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居住。”

2.《上沙履璇孙公家谱》（1930年）：“常德公生四子，长贵荣居员头山，次贵华居上沙……。”

3.左埗头旧谱（1880）：“远祖常德（始祖）……始祖禘儿（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