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2月10日的长沙《力报》刊登消息称：“湘教育界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日下午（1937年12月9日）二时由武汉来长……徐身着灰布短衣，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气概。”湖南《国民日报》报道：“（徐特立）十年未入乡门……昨经小吴门进城，现住南方旅社，旧故门生拜访者络绎不绝。”
徐特立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从延安回到长沙，许多工农群众、中小学教师、青年学生以及爱国人士 ，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徐特立，旅馆挤得满满的。对于来访者，徐特立都亲自接谈。他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不管访问者是白天来还是夜晚来，都要通知他，如果他外出了，就要把来访者的姓名、地址记下来，好去回访人家，徐特立不放弃任何一个向群众做工作的机会。
12月12日，徐特立在韭菜园巷圣经学校内的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大礼堂作来长后的第一场公开演讲，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同学们参加抗日活动，引起极大轰动。
在东长街（今长沙市蔡锷路）徐祠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接待了从圣经学校来访的沈从文、曹禺、萧乾、孙伏园等作家，对他们坚持文化抗战的行为予以高度赞赏，并表示：欢迎大家去延安，那里可以自由写作，如果有其他原因去不了，就留在后方做团结工作，这也很重要。徐特立的话激励了他们用笔杆子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信心和勇气。
徐特立在旅社住了不到半个月即搬进了东长街徐祠巷徐家祠堂，白天在这里接待来访群众，商谈演讲事宜，参加座谈会，夜晚则写文章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2月底，因徐家祠堂内民达小学开学，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搬到寿星街2号，租三益粮栈部分房屋办公，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招待所仍留在徐家祠堂内。
1937年底，徐特立的妻子熊立诚带着儿媳和孙女步行80里路，来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看望徐特立。但那天客人特别多，徐特立无暇顾及妻子、儿媳和孙女。熊立诚等到黄昏，还没有看到丈夫进来和自己打招呼，误以为丈夫已经变心，就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一隅的小屋里掩声哭泣。到了深夜，徐特立送走最后一波来访的客人后，走到房内亲热地与妻子熊立诚和儿媳谈话，抚摸着孙女的头，熊立诚顿时破涕而笑，她这才明白，丈夫虽然与自己不通音信十年，却依然是那个忘我工作，同时又忠于爱情、爱家顾家的丈夫。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长沙开办的前6个月，即介绍了100多名进步青年和学生分5批赴延安学习，这其中就包括徐特立的小儿子徐厚本、儿媳刘翠英（后改名徐乾），徐特立介绍他们去延安陕北公学参加短期学习。徐特立的妻子因大儿子徐笃本已在大革命时期牺牲了，所以舍不得小儿子远行，不答应此事，徐特立耐心开导妻子说：“儿子和媳妇是去学习，去干革命，应该让他们一起去。我们怎能将他们拆散呢……儿子和媳妇，是要疼爱的，但叫他们总是蹲在自己的身边，就会耽误他们远大的前程。”最后熊立诚同意了徐特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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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徐特立（前排右）与妻子熊立诚（前排左）、儿媳徐乾（后排右）、孙女徐禹强合影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当时在国共两党已经达成的协议中有“释放政治犯”这一条款，但国民党顽固派总以各种借口，拒不实行，徐特立必须针对实际情况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35年初，方志敏与其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第20师参谋长乔信明等20多位同志同时被俘，最初关押在江西南昌监狱，同被监禁的还有何秉才、赖荣光等50余人。方志敏等同志牺牲后，其余的同志仍在狱中坚持斗争，成立了狱中党支部，由乔信明担任支部书记，当时乔信明被判处无期徒刑。七七事变爆发后，因日军飞机频繁轰炸南昌，乔信明和30多名狱友从南昌被转移到江西高安县。
1938年乔信明和狱友又被转移到了长沙，关押在司禁湾湖南陆军监狱（原址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师敬湾长沙市粮食局幼儿园）。狱中一位老看守问乔信明是不是政治犯，乔信明回答说是。看守告诉乔信明，共产党人徐特立已经来到长沙，你们有救了。乔信明及狱友给了看守5元钱，托看守给徐特立带了封信。第二天早上，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就来到监狱中，隔着一个小窗洞看望了乔信明等人，王凌波告诉大家，徐特立今天要作报告，明天一定会来看望大家。
第二天，徐特立就来到湖南陆军监狱，他让狱方打开牢门（当时乔信明这一批从江西押来的政治犯仅湖南汝城人何秉才认识徐特立，何秉才曾是徐特立在瑞金中央教育部的秘书），要求政治犯都出来。当时乔信明等同志见到了徐特立，心中万分高兴，流出眼泪。徐特立说：“太阳快出来了，天就要亮了，不要着急，要好好保重身体。”
关于这一段往事，徐特立的儿媳徐乾曾向长沙师范徐特立纪念馆原馆长孙光贵回忆说：王凌波接到乔信明等人的信后，立即去监狱探望乔信明他们。王凌波到监狱后，狱方只把牢房的木板门拉下一点，让他看。徐特立知道消息后，找到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第二天张治中用车把徐老送到监狱，慑于徐老的威望，国民党当局把监狱大门统统打开，迎接徐老的到来。徐老在监狱的院子里高喊“政治犯集合！”乔信明等人走出牢房，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看到徐老胡子挺长，都风趣地说：“马克思来了。”
探监以后，徐特立多次以中共驻湘代表及高级参议的身份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交涉，不久，少数政治犯即获释。此后徐特立亲笔开具乔信明等26位同志的名单，交国民党湖南当局，强烈要求释放这些同志。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仍不甘心释放他们，甚至还想将他们秘密处死。在徐特立探视乔信明等人后，狱方在半夜里以防空的名义，将乔信明等人赶上船，押送到湖南桃源县乡下一个中学里，在那里又关了半个月左右。
徐特立得知这一情况后，又一次找到张治中。经过徐特立多次坚决的斗争，1938年1月底，乔信明等同志终于得到释放。徐特立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高兴，立即寄去路费，将乔信明等人接到长沙，安排在徐祠巷“八办”宿舍，让他们治病和休息。
乔信明回忆：“来到长沙后，徐特立同志当天就召集我们开会。我就打了一个电报给（中共中央）东南局，报告我们26个人已出狱，在长沙等候，请示处理。后来东南局回电，指示是要我们支部负责挑选5个思想意识较好的同志到延安抗大去学习，其余21人回南昌东南局安排处理。”在乔信明的主持下，赖荣光、单志辉、包长生、张金标等同志到延安抗大学习。其余的人由徐特立介绍送到东南局。后来乔信明在新四军与叶飞并肩作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乔信明等革命同志被救的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徐特立全身心营救乔信明等同志、频频同国民党交涉时，徐特立的小儿子徐厚本和儿媳徐乾从陕北公学短期学习后返回湖南，在路上徐厚本染上伤寒，被送入长沙城北的湘雅医院。徐特立此时因全身心系在乔信明等同志的营救行动中，来不及探望儿子儿媳，直到乔信明等获释后，时间已到7月份。徐特立紧急赶到湘雅医院，见到的却是徐厚本的遗体，儿媳徐乾因伤心过度，从二楼楼梯栽下去受伤。此后，徐乾落下了十几年的头疼病。后来，徐特立孙女徐禹强问起父母的旧事，徐特立说：“30多名同志是我们党很大的财富。在30∶1面前，我只能把国家的前途、民族的解放摆在第一位。当我赶到湘雅医院时，见到的是一死一伤场面。你父亲已经去世，你母亲头上包着纱布，躺在病床上，我悲痛不已。”
1958年和1963年，乔信明两次在南京热情接待徐特立，一再对徐老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徐特立每次都说：“你不要这样说，你是为党工作，营救你们出狱是我的责任，是我应该做的事。”
1949年，徐特立将妻子熊立诚接到北京，夫妻终于团聚。小儿子徐厚本去世的消息，徐特立和儿媳徐乾一直瞒着熊立诚，称徐厚本在苏联，暂时不能回国。徐特立还想方设法，托人以徐厚本的名义从苏联写信回国，善意地欺骗妻子，直到1960年妻子熊立诚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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