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继上高会战失利后，日军第十一军于同年9月再次向湖南发起大规模进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1941年4月就任）意图通过一次集中兵力的突击，打击中国第九战区主力，威胁粤汉铁路，并在整体战略上巩固华中战局。
中国方面，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继续以“天炉战法”为基本作战构想迎敌。第二次长沙会战，正是这一战法在实战中的一次关键检验与调整阶段，其过程曲折复杂，对后续第三次长沙会战具有重要影响。
一、战前态势：集中突破与判断偏差
日军此次作战在战术上突出集中主力、正面突破的特点。参战兵力约12万人，主要包括第3、第4、第6、第40师团及若干支队，在航空兵与炮兵火力支援下，自湘北方向南进，企图迅速突破中国军队防线，直逼长沙。
薛岳判断日军将再次南犯，但对其主攻兵力规模与突破决心估计不足，仍按既定“天炉”部署，将较多兵力配置于外线，正面防御（新墙河、汨罗江一线）相对薄弱。这一判断偏差，使战役初期第九战区处于被动局面。
二、战役经过：突破、防御与反击
（一）正面防线被突破（1941年9月上旬—下旬）
9月上旬，日军先后在大云山、新墙河、汨罗江一线展开进攻。凭借火力与兵力优势，日军逐步突破中国军队正面防御阵地，并迅速向南推进。第九战区原计划的逐次抵抗与诱敌节奏被打乱，战场态势一度急转直下。
9月下旬，日军部队一度突入长沙城部分区域。长沙城防主要由第十军团（第十军）等部承担，守军在城内外进行顽强抵抗。由于中国军队外线合围尚未完成，日军得以短暂进入城区，但始终未能形成稳定占领。
（二）外线反击与日军撤出（9月下旬—10月上旬）
长沙局势恶化后，薛岳迅速调整部署，调动原配置于外线及其他战区的部队，对深入南下、补给线拉长的日军实施反击与截击。同时中国军队在其他方向的配套行动，对日军形成牵制。
随着战线延伸、补给困难及伤亡增加，日军进攻势头逐渐减弱。10月初，阿南惟几下令部队向北撤退。中国军队实施追击与收复行动，至10月上旬，战场态势基本恢复至战前状态。
三、兵力与伤亡：口径差异下的惨烈消耗
- • 战役时间：多数资料将第二次长沙会战界定为 1941年9月6日—10月8日（或10月上旬）。
- • 参战兵力：日军约 12万人；中国方面以第九战区部队为主，参战兵力约30万至35万人，另有其他方向配套行动。
- • 日军：日方公开资料统计伤亡约 6,000—7,000余人；中方对日军损失多有更高估计，双方差异较大。
- • 中国军队：仅计第九战区部队，伤亡多在数万量级；若将相关配套战场行动一并统计，部分资料给出的总损失数字更高。
总体而言，此役双方均付出较大代价，未能实现彻底歼灭对方主力的目标。
四、战役评价与“天炉战法”的调整
从结果看，第二次长沙会战未改变湘北战场的战略态势，日军未能歼灭第九战区主力，中国军队亦经历防线被突破、城市一度受威胁的严峻考验，战役结局通常被评价为战略上的相持或平手。
但从过程与影响看，此役具有重要意义：
- 1. 检验了“天炉战法”的薄弱环节：面对日军集中火力的正面突破，外线机动与合围速度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
- 2. 促成战法调整：第九战区在总结教训后，对兵力配置、预备队运用及城防支撑方式作出修正。
- 3. 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积累经验：日军战术特点与进攻极限在此役中被较为充分地识别。
五、总结
第二次长沙会战是一场过程曲折、代价高昂、但极具研究价值的战役。它既不是一次单纯的失败，也并非决定性的胜利，而是一场在激烈对抗中不断调整、修正战法的实战检验。
正是在这次战役的淬炼之后，第九战区对“天炉战法”的理解更加成熟。当日军数月后再度南犯时，中国军队已能更有效地应对其进攻方式，并最终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