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沙政变与谭延闿上台

1911年10月22日，长沙新军起义，宣告湖南“光复”。时过10天，风云突变。10月31日，长沙城内又一次响起兵变的枪声，革命派都督焦达峰和副都督陈作新惨遭杀害，原立宪派首领、参议院院长谭延闿登上了都督宝座。在新政权建立的权力争夺战中，襟怀坦白的革命党人败给了老谋深算的立宪党人。

长沙新军起义推翻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后，围绕着建立新的地方政权问题，各派政治势力展开激烈的争夺，各种矛盾交错复杂。这里有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矛盾，新军与会党的矛盾，旧军官与新招军队官兵的矛盾，以及旧政权残余势力的复辟仇杀活动，等等。诸种矛盾中，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矛盾占据了主导地位，促成了长沙政变事件的迅速爆发。

早在长沙新军起义前夕，立宪派就有攫取胜利果实阴谋，曾私行议定“举事后大会于咨议局，推谭延闿为都督，黄忠浩为镇统”，起义过程中又擅自发布号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谭示”的布告。但革命派挫败了其阴谋，推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并处决了抗拒革命的黄忠浩。“故是日午前告示为谭，而午后告示为焦，以各有所拥戴也”（子虚子《湘事记·卷一·湖南反正追记》）。

10月23日，焦、陈就任湖南都督职务，宣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的成立。立宪派不甘失败，以“模仿英国立宪之精神，而防专制独裁之弊”为由，迫使焦、陈接受成立参议院，举谭延闿为院长（子虚子《湘事记·卷一·湖南反正追记》）。并规定：凡都督命令，必须经参议院同意；参议院的决定，都督必须执行。焦达峰未受约束，委派杨任为西路招抚使，冯廉直为南路统领。立宪派则通过前咨议局议员陈文玮把持的军政部财政科，“以各军取饷纷扰无礼”，对焦达峰新建的军队有意刁难（《辛亥革命》[六]））。前咨议局副议长陈炳焕则煽动一些人散布谣言蜚语：“省城进来了不少的土匪，焦都督就是土匪头子，省城的治安可虑”（《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邹永成革命回忆录》）。这样，随着省参议院的成立，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了。立宪派把持的《长沙日报》，公开发动了对新的军政府的攻击。革命派也有人拟定了一个20至30个人的立宪派首领的名单，建议焦达峰将他们处死（《近代史资料》1956年3期：《邹永成革命回忆录》）。

在权力斗争加剧之时，武装力量起着关键的作用。10月25日，革命前被调防的新军第五十标回到长沙。该标第二营管带梅馨是一个野心颇大的、31岁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一到长沙，就去见焦达峰，要求升为旅长。他的要求遭到焦达峰的拒绝，心甚为不快，又见焦的左右及所招士兵多会党，遽拂袖而出。“语于众曰：‘焦非元帅，陈酒疯也！'”社会上由此出现“五十标不认焦、陈为都督”的传言（子虚子《湘事记·卷一·军事篇二》）。

立宪派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约集陈炳焕（原咨议局副议长）、黄忠绩（原矿政局长、黄忠浩之弟）、向瑞琮（原炮队营管带）等人会商，运动梅馨，密谋凭借武装力量接管军政府。然而，这一行动被革命派所侦破。五十标目兵，同盟会会员邓超、丁蕙黎将此事告知四十九标安定超、刘光莹等。于是，四十九标的各营代表于当日下午在长沙城内的一步两搭桥福昌客栈商讨了应付办法（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由于四十九标兵力大大超过五十标，立宪党人慑于革命力量的强大，而不敢贸然行事。

10月26日，旧军官刘邦骥、余钦翼等策划于咨议局公举谭延闿为都督，取代焦、陈未果。老革命党人谭人凤由武汉返抵长沙，见参议院“总揽全权”，“焦达峰特一笼中之鸟而已”，力主取消参议院，集权于都督府，以利军令的推行（谭人凤《石叟牌词》）。

10月27日，参议院开会讨论《都督发令条例》，旨在限制都督权力。由于革命党人、都督府代表阎鸿飞的坚决反对，《条例》被搁置下来。

10月28日，当王隆中率第一批援鄂湘军乘轮离开长沙后，焦达峰、陈作新在立宪派、旧军官的压力下，“发布辞职书”，“陈且出府不视事”（子虚子《湘事记·卷一·军事篇二》）。同日，焦达峰所委南路统领廉直，在湘潭受到阻击，遇害。

10月30日，省会各界代表在原咨议局开会，以压倒多数通过革命党人谭人凤、阎鸿飞、任震等的提案，取消参议院及军政、民政两部，谭延闿被迫表示愿意辞职。但接着立宪派、旧军官秘密举行会议，“集议善后办法”。会上，梅馨“尤为激昂愤慨”，愿意担负起诛杀焦、陈的责任（危道丰《平斋五十自述》）。

由于革命党人的全力支持，焦达峰意志也趋坚决。10月31日，焦达峰再次召集省会各界人士在咨议局开会，宣布昨日会议决定。谭延闿辞去参议院院长、民政部部长诸职，愤愤离席而去。这样，革命派在表面上是胜利了，却不知立宪派在暗中加紧了夺权行动。

散会以后，焦达峰回到军政府，以为一切问题已经解决了，便与曾杰、阎鸿飞等人商量派五十标为第二批援鄂湘军之事。就在此时，梅馨受立宪派的煽动，率所部军队开始了谋杀焦、陈的行动。事先，他们分兵二队，一队由袁富荣率领埋伏于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附近；一队由吴家铨率领，拟于事起即往围攻都督府。然后他们便指使部下，制造“和丰公司纸币挤兑风潮”，作为发动政变的导火线。

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发生以后，立宪派立刻推派常治装作惊慌神态，请求都督府予以弹压，企图当焦、陈出城时，即由预埋伏兵狙杀之。焦达峰丝毫也未警惕到这一阴谋，当即派副都督陈作新前往调解。毫无警惕性的陈作新奉令后，竟不带军队，“单骑行视”（《章氏丛书·焦达峰传》，浙江图书馆1917年版），结果刚走至北门开福寺便被梅馨伏兵乱刀砍死。

接着，梅馨又指挥吴家铨所部军队，宣称“为故总兵黄忠浩复仇”，冲进都督府。其时焦达峰正与阎鸿飞、曾杰、文经纬等讨论继续援鄂事宜，猝未及防，而被变兵所执。焦达峰自知难免一死，又悔不听革命党人谭人凤“先除若辈”之言，于是面对军旗，拜了三拜，英勇就义（章太炎《焦达峰传》）。是日黄昏，梅馨指派叛兵多人，抬一乘破轿，哄赴戥子桥谭寓，迎接谭延闿去都督府，拥立为都督。在经过一番勉从众意的得体表态之后，谭延闿踏着焦、陈的血迹登上了都督的宝座。

从湖南首义宣告独立，立宪派仅用了10天时间，就从革命派手中窃取了政权。二者的交替是不是反革命政变呢?谭延闿政权是否可称为反动政权或封建势力复辟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基本同意这样一个观点：焦、谭两任政府的交替不具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而只是革命政权的倒退，即“从辛亥革命由胜利到失败的全过程来说具有过渡的性质”（《辛亥两湖史事新论》：刘泱泱《论焦、陈被杀与谭延闿上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为什么说轰动辛亥革命的“焦、陈被杀”事件不具备反革命政变性质呢?这是因为取而代之的谭延闿政权的性质仍然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告诉我们，考察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的性质，主要是看它的组织路线与政治路线，而不是看它口里说得如何。

首先让我们先考察谭延闿政权的组织成分。谭延闿政权同焦、陈政权比较，有如下几个主要的情况：（一）都督易人，原革命党人阎鸿飞担任的军政部长也换了依附于立宪派的旧军官黄鸾鸣；（二）原由立宪派和旧官僚担任的职务基本不变，如民政司长刘人熙、外交司长粟戡时、国税厅长陈炳焕、矿政局长黄忠绩，均留任原职，财政司长则换了谭延闿的得力副手陈炳焕；（三）原革命党人洪荣圻担任的司法司长不变，并增设筹饷局，由著名革命党人周震鳞担任局长；（四）在全部14名省级正职官长中，立宪派占6名，革命派2人，旧军政人员2人，无党派人士2人，其他身份不明者2人（《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由此可见，在谭延闿政权中，立宪派以及依附于它的旧军官、旧官僚占据着权力的中心，但革命派也保留了一定的席位，立宪派同革命派某种形式的联盟仍然存在。

这里，关键是如何评价占据权力中心的立宪派以及旧军官、旧官僚。众所周知，立宪派原是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形成的一个政治集团。尽管在对待清王朝“预备立宪”的态度上，在关于拯救与改造中国的道路问题上，曾经同革命派进行过尖锐的论战，但是二者毕竟同属于一个阶级，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即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展资产阶级经济。特别是当皇族内阁的成立宣告了“预备立宪”骗局的破产之后，在保路运动迅猛发展的推动下，立宪派已纷纷转向赞同革命，与革命派结成了反清联合阵线。长沙起义胜利后，立宪派参加了以焦、陈为首的革命政权，成为这个政权内部与革命派并立的一个政治派别。焦、陈被杀与谭延闿上台，只不过是这两大政治派别间权力的消长和权力重心的转移，并非来自外部的反动势力的复辟。至于依附于立宪派的旧军官、旧官僚，也是在革命高潮期间或起义胜利后附和革命的分子，并已在焦、陈政权中担任要职。一般来说，这些当清王朝还完整地保持其统治时即已投身革命营垒的人物，很难设想会转回去维护业已土崩瓦解的清王朝。把以他们为主体建立的政权称为反动政权和封建势力复辟，是不恰当的，更何况在这个政权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派。

其次，让我们考察谭延闿政权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主要政策措施。大量史实表明，谭延闿政权建立后，直至清王朝覆灭前，仍然执行着一条反清、共和的政治路线，并与武昌革命政权（以及后来的南京临时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焦、陈被害后，谭延闿继任都督，“厚殓”了焦、陈遗体，并处处表现与武昌革命政权一致，积极推行湘军援鄂，在其继任都督的第三天，就派出了第二批援鄂湘军。接着，又加派了第三、第四批湘军援鄂。由于谭延闿政权积极推行援鄂的措施，致使与焦、陈情同手足的革命元勋黄兴亲笔致函湖南革命党人周震鳞和谭人凤，嘱其支持谭延闿任都督。一度因焦、陈被害，呼唤要“毁都督府、四城竖红旗”的会党，见谭延闿继续推行焦、陈时的大政方案，也再不唤骂了。民众出自对革命军队的深情与武昌战事的关切，表示了对谭延闿新政权的大力支持，每日到都督府呈送牛羊酒食者络绎不绝，军粮一下就约集了300余万石，并且一反满清时代隐匿户口不报以躲捐税的现象，还未下清查公款公户的命令，各处就纷纷呈献簿据，自请提取。谭延闿上台后“以援鄂为惟一重大事务”，由此而博得了全省民众的拥护，使焦、陈被害事变迅速平定下来，达到“湘省即定”，也因此而取得了武昌军政府和革命党人的全力支持。毋庸赘述，谭延闿政权推行的是一条反对清朝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其推行的援鄂政策，有功于民国的创建（《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沈其新《“辛亥湘军援鄂”小议》）。

因此，我们认为，谭延闿政权没有变更焦、陈时期的组织原则与基本政策，具有对焦、陈政权的连续性。把这样一个仍然坚持反清、拥护共和，并且为民国创建作出了贡献的谭延闿政权，视为反动政权和封建势力复辟的观点，显然是大谬不然的。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对于经历过一场流血政变的前后两个政权，我们不仅要看到他们的共性，尤其要看到他们的个性；不仅要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连续性，尤其要看到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窥视到事件的全部真相，了解湖南辛亥革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焦、陈政权的革命性和人民性是极为明显的。这个政权尽管仅仅存在10天就被绞杀了，但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据记载：“焦、陈二督……，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广纳人才，且力除苛税（曾下令废厘金），实具为民众谋幸福之血心”，且“接见民众无间晨昏”，“不仅表现平民革命精神，抑且坦率无猜”（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鄂湘战史》）。对于抗拒革命的反动分子，果断地进行镇压，如处决了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营务处提调王毓江及文案申锡绶、长沙知县沈瀛，迫令藩署卫队缴械等。对于支持和参加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会党，则采取了竭诚欢迎的态度。在焦、陈的领导下，湘省上下，出现一派欢腾、繁忙的革命景象。

同焦、陈政权比较起来，谭延闿政权尽管仍然坚持反对清朝、拥护共和的基本方向，但却具有较多的封建性和妥协性。主要表现如下：

（一）所谓“文明革命”的纲领。谭延闿在改变君主立宪宗旨，投身革命运动时，曾公开宣布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子虚子《湘事记·卷一·军事篇一、二、三》），这就与焦、陈之“借下等社会以起事”迥然不同（《凌容众日记》稿本[辛亥九月十五日]）。所谓“与草窃异”，即是排斥民众参与革命；所谓“巨家世族”“军界长官”，即是立宪派人士和旧军官。

（二）对旧势力宽容、保护。起义时，焦达峰派军围攻负隅顽抗的藩署卫队，谭延闿力加制止，说：“吾辈但取政权，不杀官吏……，杀机不可逞”。事后，他并派兵将藩司黄以霖“送之出城去”，反动巡抚余诚格逃亡上海，他也“将其辎重保存而畀予之”。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后，更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电檄郡邑，不分满汉，任职如常，遇有匪乱，准便宜行事”，“地方知事，非已去不委补，非数辞不更替。各属行政厅，亦不遽与改组”（子虚子《湘事记·卷一·军事篇二》、《湘事记·卷二·内政篇》），从而使各地旧军政势力基本保存下来，并得以继续镇压人民。

（三）压制民众，仇视会党。长沙起义胜利后，人民欢欣鼓舞，踊跃投军，特别是会党群众，源源涌入省城。立宪派、旧军官面对这种局面，惊惶失措，如临大敌。冯廉直、焦达峰、杨任等就是被他们攻击为“积盗”“会匪”“土匪巨魁”而加以杀害的。这与他们对旧势力的宽容保护，恰成鲜明对照。焦、陈被杀后，“凡焦、陈所募国民军、学生队、马弁、卫队……，多逃散”；留下的也被“分别去取”，严加控制。为了对付风起云涌的湖南会党活动，谭延闿令衡山县知事赵元锟谋害运动会党的革命党人周果一（未遂）。稍后，又派唐维藩为衡永郴桂安抚使，剿抚并用，将会党活动逐步平息下去。

（四）严防兵变，裁遣革命军队。谭延闿是在兵变中被拥上台的，又十分害怕兵变的再度发生，特别是对焦、陈余部，戒备尤甚。在援鄂过程中，湖南军队曾多次改编。南北议和后，编制为五师、二旅、一教导团，另有炮兵、马兵、工程、辎重各营，但随即着手裁军。裁军本是临时政府北迁后南方各省的统一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各省皆巡防营被裁，新军扩充；惟湖南此时适成反比例，新军尽散，巡防营独存”（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鄂湘战史》）。于是，五师、二旅、一团悉于元年（1912年）10月遣散，而将巡防各营改编为六区守备队，分散于各地，以致在“二次革命”爆发时，湖南国民党人几乎没有可以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

这样，谭延闿取代焦、陈任都督后，湖南省政府的权力重心转向了立宪派和旧军官、旧官僚，封建势力基本保存下来，人民受到压制，革命武装力量被遣散。同焦、陈政权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

二、湖南各地的“光复”

清末民初，湖南政区分为三路：宝庆、长岳为中路；常、澧、辰、沅、顺、靖为西路；衡、永、郴、桂为南路。现将辛亥湖南各地的“光复”分地区记述如下：

（一）中路的光复

1.岳州湖面的战斗和华容义帜的褪色。岳州为湖南、湖北两省通道，原前路巡防营统领吴耀金、岳沅水师统领柳若乔驻在府城和湖口港汊要隘。早在1909年秋间，焦达峰在武昌与岳籍旅鄂学生黄英华、潘毓、任震等计议，分派他们数度返乡运动军队，均因吴耀金等防卫甚严，而一无所成。中部同盟会成立后，黄英华等人均参加了两湖联合会。鉴于华容隔湖毗邻岳阳，洪江会势力很盛，联络军队既无从着手，于是往访洪江会首领焦甲申，希望依靠会党力量，驱逐军队，打开局面。

焦甲申原是华容黑山盘龙结穴山冲中的一个雇农，青年时勇武有力，聚众反抗当地豪绅，大义灭亲。后来，他被族人擒获，在祠堂内挖去双目，迁往南洲，利用迷信职业掩护，在滨湖各属开山设坛。适因南洲为争夺洲土发生械斗，焦甲申指挥徒众支援垦荒贫民，打击洲土地主，遭到官厅悬赏缉拿。他潜回本籍，匿居金家冲深山中，与黄英华等接洽后，他便积极部署，拟在罗家洲召集会众，盟誓反清，并择定注滋口约期举事。自此岳阳河西以迄茭港、茅筛铺、楚云、板桥、石嘴一带，会党化装贩运谷米，兜捕鱼虾，往来频繁。焦甲申由徒众搀挽前往岳州边境进行策划，不意为知府魏景熊侦知处死，黄英华等逃往省城，任震仍潜回武昌。

1911年7月，焦达峰来到长沙，命令黄英华、潘毓重赴华容组织焦甲申余部。长沙光复后第三日（10月25日），黄英华持gun率众冲入县署，勒令知县乔联昌在自治讲习所宣布华容独立，全县悬挂白旗。潘毓将各方来投洪江会徒众，改编成民军两营，即时组织大批帆船，浩浩荡荡分两路向岳阳进攻。

先是，武昌起义不久，巡防营统领吴耀金、水师统领柳若乔接到巡抚部院札饬，封锁了湖口江面。湘鄂之间除外国轮船航行无阻外，交通一度断绝。潘毓所领民军以“兴汉排满，复仇雪恨”为号召，一二日内一路占领罗家洲、杨罗洲为据点，并从沅江出口附近一系列小岛绕道夺下了昌矶洲，与沿着华容濒湖进发的一路民军对岳阳采取了钳制形势，控制了东洞庭的半个湖面。只因缺乏武器，无法把柳若乔驻防在险要卡岸上顽抗的水师压服下去。

此时，因焦达峰要求湖北方面资助军械，以便派湘军援鄂。湖北军政府决定拨给gun弹一批，经谭人凤推荐，派定逗留武昌的任震押解来湘。任震于10月24日押gun弹一批自武昌乘轮船出发，26日经过岳阳，自称岳州镇抚使，登岸拜会吴耀金、柳若乔。此前，岳州知府乔联昌在长沙光复的次日，即搭乘外国轮船巡往汉口，吴、柳二人不胜惶恐，虚以拍发电报庆贺省城独立，并开放湖口交通。任震在拜会吴、柳二人时，擅自将gun弹拨付一部分，表示与当地驻军首领倾诚结纳，以便今后利用巡防营及水师基础，独据一方，自创局面，居留岳阳三日，与吴、柳诗酒留连。

这时，潘毓所部民军，与水师在湖面英勇战斗，歼敌甚众。任震对于黄英华、潘毓等怀有嫉妒之情，竟敌我不分，临时又增发柳若乔gun弹一批，严令水师加以堵截，自己赶快于29日驰抵长沙，向焦达峰表彰功劳。

长沙政变，焦达峰遇难，任震急忙回到岳阳。这时潘毓所部民军在打下了君山后，被柳若乔使用任震供给的gun弹所击退，潘毓在洪江会会众护卫下出亡。华容县也发生政变，黄英华逃走，其父亲及兄弟黄英杰等均被知县杀害，头颅被悬挂在墙壁上。

任震因私害公，自认为得意，打算在岳州设立镇抚使公署。不意谭延闿已任命吴耀金为岳州知府，吴耀金对任震的态度与从前判若二人，暗中授意柳若乔前往省城，向谭延闿请示机宜。谭延闿急派曾继梧新编第三师开到岳阳，提升吴部程子楷、袁宗瀚为旅长，迫令任震出走，岳州即为谭延闿政权所掌握。

2.邵阳、新化的光复及湘潭狙击事件。武昌首义后，同盟会员谢介僧、邹永成、周歧、邹代烈、刘国春等于10月19日来到新化，以开办矿业公司为掩护展开活动。当时，他们曾在邵阳设立了一家煤行，作为同盟会会员聚会之所。他们探悉距邵阳90里地的五峰铺市镇驻扎有新军一小队，管带张贯夫思想比较开明，因而派遣邹永成前往联络，三言两语就将张贯夫说服了。10月30日，同盟会人率领张贯夫的兵勇进驻邵阳城，设立了军政府宝庆分府，推举谢介僧为大都督，邹永成为副都督，谭工式为参都督。

接着，同盟会人认为新化东北犄角安化，为府北屏蔽，如不取得该地，处境至为危险，决定进一步光复新化。那时新化驻扎有巡防营一个营，管带晏金生拥有不少gun械子弹，势力比较雄厚，经过同盟会人前往试探，知其不愿服膺革命。革命党人遂与张贯夫计议，钉制了很多木箱，里面装有石子，佯称bomb，临时招募一些新兵，在11月1日突然向新化挺进。当地巡防营官兵和绅士听得革命党人运到大批bomb，准备攻城，吓得排队出城五里迎接。革命党人乘机将晏金生扣押，新化即被占领。

长沙光复之初，长沙府监狱囚犯均得开释。内有冯廉直者，字飞鹏，湘潭下湾人，为浏、醴一带洪江会的头目，与焦达峰关系密切。出狱后，焦达峰任命他为南路统领。10月23日返抵原籍，招募徒众三四百人，在易俗河一带向地主粮绅派捐军饷。消息传到湘潭城内，巨商富贾纷纷出走，一度停市。24日夜晚，冯廉直进入县城，知县余屏垣一面和他虚与委蛇，一面急派巨绅黎丹赶到省城向谭延闿请示机宜。谭延闿当时为民政部长，嘱黎丹即日返湘潭，授意余屏垣候机将冯廉直作为积盗法办。

10月28日，余屏垣以召集绅商各界安定秩序、筹集军饷为名，邀请冯廉直前往万寿宫会商，事先命令驻扎杨梅洲先锋水师管带陈开金，在黄龙庙设下埋伏。冯廉直自郊外驰马赴会，竟被弁兵狙杀于途中。3日后，长沙发生政变，湘潭在知县余屏垣督率下，悬灯结彩以示庆祝，邵阳革命党人完全不知底细。11月3日，谢介僧拟到长沙向焦达峰报告邵阳、新化情况，经过湘潭被县署所派军队逮捕，幸得谭人凤营救，才免于一难。

谭延闿任都督后，派举人出身的同盟会员谭心休为宝庆招抚使，带领梅馨所部一营前往邵阳，取消军政分府及各都督名号。这时革命党人内部发生火并，同盟会激进分子邹代烈被杀，于是邵阳、新化遂为立宪派谭延闿政府所控制。

（二）西路的光复

1.常德光复后的流血惨剧。长沙光复的消息传到常德后，革命党人陈孝骞和梅景鸿约集了20多个青年，介绍了武昌、长沙起义情况，酝酿起义响应，并选定考棚为军政府衙门。会后，与会者将辫子剪掉，燃放鞭炮，宣告常德军政府成立。

常德虽偏处湘西北，但教育较发达，学校兴起，人才荟萃，风气开通较早，市民得知起义消息纷纷响应。常德知府见革命为人心所向，早已悄悄逃走。武陵县知县廖世英一向开明，得知常德军政府成立，当即表示愿意顺从民意，赞成常德军政府。

10月26日，焦达峰委任的西路招讨使杨任率同盟会会员余昭常、张锡先、胡幻安、钟杰等及实业学堂、陆军小学学生50余人，从长沙乘船出发，于30日到达常德，在考棚常德军政府地设立招讨使办公处所。

11月2日，焦达峰、陈作新被害的消息传到常德，杨任与陈孝骞商定准备开一个群众大会追悼焦、陈。其时，常德驻军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升是黄忠浩的嫡系部属，他于11月1日得知长沙政变的消息后，即蓄谋杀焦达峰的忠实战友杨任，为黄忠浩报仇。11月3日清晨，陈斌升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常德军政府攻西路招讨使办公处所，另一路包围杨任与余昭常等同盟会员下榻的旅馆。当时考棚内陈孝骞、梅景鸿等人正在布置焦、陈的追悼会会场，陈斌升率军冲入，陈孝骞被刺杀，并将梅景鸿砍成重伤，旋将追悼会场改为追悼黄忠浩的会场。不久，杨任、余昭常、胡幻安三人被巡防兵押到，陈斌升竟指挥刽子手将三人开膛剖心祭奠黄忠浩。

据《邹永成革命回忆录》所记，谭人凤曾在常德电报档案内查得谭延闿密令陈斌升杀害杨任的密电。可见，常德惨剧和长沙流血事变性质完全一致，是立宪派篡夺政权计划的一部分。

2.沅陵的易旗换印。辛亥以前，清廷为了防范湘西苗民起义，一向在凤凰厅属的镇筸镇安置重兵。当时，辰沅永靖兵备道朱益浚、镇筸镇守备周瑞龙、道标中军游击杨让梨都驻扎在沅陵。

长沙光复后，凤凰厅所属书田镇突然发生武装起义，主持人唐世钧、张之衡均为当地贫民，队伍中有众多的苗族劳动人民参加，到处捣毁厘卡，阻禁辰杉木料外运，清算地主豪绅。10月25日，唐世钧进据凤凰厅，派人潜赴沅陵拍发电报拥护省城独立。张之衡率起义群众前往攻打镇筸镇，不意为周瑞龙包围，张之衡力战身亡，死伤群众200余人；唐世钧逃至贵州边境，不知所终。

朱益浚鉴于唐世钧等赤手空拳酿成大变，便宣布全境戒严，饬由辰州知府景方昶、沅陵知县翟熊书召集绅商教育界，开会商讨保境安民办法。沅陵高等小学校长冯景全因在会上列举清廷腐败情况，认为乘是反正，即可以保境安民，而被知县翟熊书撤职囚禁。

沅陵土皇帝朱益浚被百姓称之为“胡椒研子”，外貌圆滑，内心奸刁。他兄弟朱益藩在北京做京官，加之长沙政变与常德血案的相继发生，认为静观待变是稳固权势的最好办法，因此于11月中旬联合当地文武官员，通电表示要尽忠职守，决不依附革命。11月下旬，学校放寒假，在外省、外县读书的学生相继回沅陵，见家乡风气依然如故，便密谋驱逐朱益浚，并以教育会名义分途运动。游击杨让梨部下兵目也有受到策动的，军心浮动。朱益浚得知密报，乃令杨让梨宣称：“抚标中军备有Z药数十桶，百姓如果敢于悬挂白旗，即施以轰炸，本人愿与全城同归于尽”（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朱益浚运用恐吓手段，来巩固自己对地方的反动统治。

只有谭延闿猜透了朱益浚的心理。朱益浚为江西人，弃职回籍，途中要经长沙或岳州，两地均已光复，回家的两条路均已受阻；而如服膺革命，不仅影响在京为官的兄弟，而且万一清廷得胜，自己重谋官职的升迁之道也由此而丧失，上策是拥兵自持，静观待机才是保全荣禄及财富的办法。因此，谭延闿对朱益浚的拥兵自持，不发一兵一卒，而是不断地发电报婉词劝导朱益浚易旗换印。此刻，陈斌升在秉承谭延闿旨意杀了杨任之后，为了进一步讨好谭延闿，突然发兵进攻杨让梨。谭乘机委任龙璋为西路巡按使，自省城统带巡防营一营，携带谭的亲笔信，于12月中旬开到常德，劝阻了陈斌升的出击，并按照谭的旨意任命凤凰厅富绅阙鸿藻为居间调停人，与朱益浚接洽谈判。

游击杨让梨平时残民以逞，民愤极大，并聚敛极富，他见朱益浚已开始与谭延闿政权谈判，为了保护自己多年来收刮的巨财，便率余兵带私财，准备潜行返回原籍。被陈斌升探知，将其财产全部夺取，并将杨让梨擒获，解往常德，经龙璋征得朱益浚同意后枪决。

朱益浚、周瑞龙知大势已去，又感于谭延闿对自己的体察与厚谊，遂与龙璋谈妥条件，由龙以都督名义护送朱、周经由长沙返回江西原籍，所有财产无论巨细一律带走，朱益浚所置湖田由官厅代为收租。这样，1912年元旦，即民国建元的第一天，沅陵城挂上了民国旗帜。

（三）南路的光复

1.知府的潜逃与衡阳、郴州的和平光复。衡阳在清末为衡州府城，是衡永郴桂道的首府，有各级文武官署。文官有衡永郴桂兵备道、衡州府知府、衡阳县知县、清泉县知县；武官有协台、游击。可见，衡州当时是清王朝在湖南南路的反动统治中心。

长沙起义的消息传到衡州后，府城震动，知府禄显为蒙古人，风闻焦达峰有斩杀旗人之令，自知清廷难保，光复后自己难免被列入旗人杀戮，于是认为不如趁现在大权在握，周密布置一番，也好顺利逃脱。于是布置亲信暗中安排好一切后，突然弃官潜逃，后由谭延闿的亲信唐乾一救护送出省境（《湖南反正追记》）。衡州府城内的道台和知县见禄显知府潜逃，不知去向，也全都躲进秘密住处，隐匿不出。于是衡州谣言蜂起，全境气氛紧张，只有警察日夜站岗值勤，一切官吏全躲到幕后去了。

焦达峰任都督后，委派刘松衡为南路招抚使。刘松衡曾于武昌首义后到衡州江南会馆宣讲革命道理，因遭追捕而潜入长沙。受任南路招抚使后，还未及行，衡州人民已悬旗反正、和平光复。原来，同盟会会员刘恩普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潜返家乡衡阳，秘密联络群众，宣传反清革命。武昌起义，长沙响应，衡州官署都似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刘认为起义时机已到，乃于10月23日清晨，在衡州府城北门外筷子洲空坪集合起民众300多人，高举象征光复的白旗从北门冲入城内，城内市民无不闻风响应，“打倒满奴”“光复汉族”的口号立即响彻全城（《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屈子健《辛亥衡阳光复经过》）。

刘恩普率起义队伍达到雁峰寺广场时，南师、府中、衡清中学等各学堂学生亦陆续赶到。刘恩普登上了一个临时搭起的讲台，宣讲革命道理后，说：“现在孙中山、黄兴领导革命成功了，推翻了专制，要建立共和，大家赞成不赞成?”（《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屈子健《辛亥衡阳光复经过》）群众当即鼓掌赞成，顿时欢声雷动。于是，刘恩普宣布衡州府反正，决定电省报告，并请原任衡阳、清泉两县知县临时出面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等候省城命令。就这样，南路重镇衡州府城未响一枪一炮和平光复。

衡阳府城和平光复后的第6天，即11月5日，南路的第二大重镇郴州也和平光复。郴州人民素称强悍，清朝腐败，人心思汉，率多参加哥老会，到处开山立堂，密谋活动。同盟会会员衡山的郑人康、宜章的彭邦栋、嘉禾的李国柱等人认为郴州地居衡州上游，南通广东，地当冲要，岩壑深邃，便于进战退守，于是与郴中会党多有联系。迨辛亥武昌首义，长沙继而光复，郴州人民闻讯，无不欢欣鼓舞，纷纷欲动。同盟会员谢凤池见时机成熟，单身往谒州牧陈仰山，陈述利害，促其响应起义，陈仰山初尚犹豫。是日傍晚接到湖南都督府谭延闿的传檄，遂连夜请谢凤池向各机关、学校、团体征集意见。各机关、学校、团体得此机会，莫不欢欣鼓舞，一致赞成，遂于11月5日集会州署，宣布独立，郴州得以和平光复。

2.宜章、嘉禾等县的辛亥起义。湖南南路的宜章、嘉禾、永兴、临武等县，辛亥革命前就有同盟会员在酝酿反清革命，其中最杰出者为彭邦栋。彭邦栋，号长吾，宜章黄沙堡琦石村人。1904年留学日本，进法政学校学习。翌年同盟会成立，即时加入。1906年受黄兴之命，偕同刘重回国活动。他们联络湖南宜章、嘉禾、永兴、临武等县团防和会党（三点会），随时准备起义，并与嘉禾县李国柱，临武县陈松轩、彭飏韶等同盟会员创办造纸厂，作为准备起义的领导机关。

辛亥长沙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彭邦栋等人无比兴奋。这时，焦达峰派了郑人康、刘金两人前来与彭邦栋联络，策划湘南起义，彭即飞函嘉禾李国柱议定同时举行起义。到了议定之日，彭邦栋等在宜章县志南门外火烧坪集合了起义民军和群众1000多人，高举两面军旗，上写“大汉”两个大字，向城内进发（《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彭侃《宜章辛亥起义回忆》）。知县吴道晋和哨官周德升见起义队伍势不可当，只得开城门迎接，并假意与起义军谈判，以作缓兵之计。吴、周二人将彭邦栋引进县衙门，企图借谈判投降条件将其逮捕。护卫彭遂良、彭昭两兄弟识破其阴谋，率民军冲入县衙门，吴、周二人慌忙逃走，彭邦栋获救，彭遂良两兄弟却在县衙门前的枪战中光荣牺牲。

宜章光复后，嘉禾县知县钟麟一被迫悬旗伪称反正。同盟会会员李国柱发觉了其阴谋，率领城郊起义群众，攻入县署，杀了钟麟一，宣布独立。

彭邦栋、李国柱等人按革命前的议定在光复了宜章、嘉禾、永兴、临武等县后，正准备集合民军北上攻占郴州，郴州即被和平光复。湖南南路全部光复了。

三、谭延闿的“开明专政”

如前所述，早在长沙光复之前的革命起义酝酿过程中，谭延闿就提出了“文明革命”的主张，不言而喻，他所依靠的“革命”力量，是封建属性非常浓的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和封建阵营中的开明力量。他们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革命的目的是想自己掌握政权后，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力量。因此，“文明革命”所提倡的革命进程是：立宪派夺取政权后，马上“竭力维持秩序，保全治安”，使新政权迅速走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开明专政”轨道（《湖南反正追记》）。当长沙一光复，谭延闿就阻止焦达峰对封建势力实行镇压措施，并对焦、陈二都督的各措施“颇持他议”，对焦、陈的所为即多方阻挠。

长沙政变后，谭延闿踏着焦、陈的血迹登上了都督的宝座。他通过改组都督府控制湘省政权后，即开始推行他的“开明专政”的统治。内容主要反映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推行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基本结构，对于封建专制制度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谭延闿政权大体上承袭了焦、陈政权的形式，其后遵照南京临时政府制订的《临时约法》，以三权分立的模式加以改造。

首先是建立比较健全的立法机构——议会。议会宪政本是立宪派多年来奔走呼号、梦寐以求的目标。谭延闿上台后，立即召集原临时参议院议员组织为其所控驭的临时省议会。1912年袁世凯颁布了国会和省议会选举法，此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加入了国民党，与革命派联手共同撑起了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招牌，倾全力投入了议会选举活动。选举结果，国民党在省议会中占绝对优势，取得108席中的90席。1913年3月15日省议会正式成立。

谭延闿“开明专政”时期的省议会与清末时湖南咨议局相比，具有如下几个区别。

1.选民资格放宽，并取消了封建功名的规定，从而促成议员成分发生较大变化。省议会选民资格中削去了原咨议院选民资格“举贡生员以上”及“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的条件，选民人数由原100487人（仅占总人口的0.42%）扩大到2277414人（9.5%）（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长沙日报》[1912年12月19日]）。由此议员成分发生了较大变化，原咨议局议员皆绅士及有功名者任之，因选员此时已不再以功名为主要依据，故多由受过新式教育，服膺民主立宪之士任之。例如，湖南省议会议员37人，身份可考的28人，其中有传统功名的仅7名（举人3人，生员4人），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和留学日本的20多人（《民国之精华》等书）。

2.省议会是立法机关，它通过的议案具有法律效力，而咨议局则不具有这一职能。谭延闿“开明专政”时期，省议会具有对本省行政长官违法事件提出弹劾案的职权；对违法纳贿的官吏可咨请省行政长官查办；对本省行政事项有疑义时可提出质问。省议会议决的各案，省行政长官都得于10日内公布；被行政长官否决的提案，省议会三分之二以上议员仍执原议时，行政长官必须执行（《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省议会暂行法》）。清末咨议局的权力则完全受督抚的控制，如《咨议局章程》载明，督抚“有监督咨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并于咨议局之议案有裁夺施行之权”。咨议局无复议之权，故许多议案被抚院置诸高阁。在往来公文中，抚院对咨议局用“札”（上级对下级），咨议局对抚院司道用“呈”（下级对上级），与府县互用“移”（同等级别）（《湖南咨议局议事录》第5次正式会纪要）。可见，咨议局仅仅只是一个与府县平级的咨询机关。

3.省议会是民主共和制的捍卫者，咨议局则是君主专制的装饰品。省议会受国民党控制，抨击专制、宣传民主，毫无顾忌。如在讨论国务院“征集祀天配孔意见案”时，议员们指出“苍天茫茫，本不可祀。且孔子修《春秋》，尊王道，是一专制主义，较之现在共和民国不甚相宜”，又说：“数千年来人人皆尊奉孔子，以专制时代也。今日复以孔子祀天，恐将来专制复见于民国”（《长沙日报》[1913年4月25日]），遂否决此案。而咨议局是清廷“仿行宪政”的产物，虽然部分议员也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又不能不“钦遵谕旨”，所谓“凡发言执行允宜宣我上德吁我下情”，“以扬我天子休命”，只能成为封建制度的附庸（《湖南反正追记》）。

其次是建立了专门的司法机构，进行法制改革。谭延闿任都督后，在各县设立临时司法官，1912年改设地方初级检察、审判两厅。谭延闿还颁布《律师章程》，成立长沙律师公会。由此，近代司法制度的三个环节——检察、审判、辩护已具雏形。

此外，民国新立，朝廷官府未及制订刑法，各省法制混乱。谭延闿政府率先修删清朝法律馆编订未颁行的新刑法，制定成《湖南现行刑法》390条，颁行全省。并通饬各县执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禁止刑讯的命令，违者均被撤职查办。司法机构的建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无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气息，客观上也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的某些权益，促进社会安定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革除陋习、惩治不法官吏

湖南反正之后，人心望治，尤望革除陋习、弊政。为此，军政府“以剃发、放足、禁烟三事为首先推行之政治”。焦、陈任都督时，因未发明令，只是士兵持剪在街上拦剪行人的辫子，甚至波及到女子，从而造成民心惶恐，乡人也不敢进城。谭延闿任都督后，授权粟戡时和左宗澍拟剪发令曰：“凡军民人等，所有辫发，限三日内一律剪去，否则由警察干涉之”（《湖南反正追记》）。号令贴于高脚牌上，乘夜派队赴四城鸣锣高唤，长沙人心乃定。

中国妇女久受缠足之苦，光复后，长沙等地“不待命令，自然解放，风靡一时”（《湖南反正追记》）。一些风气闭塞的地方则设立放足会，劝人放足，谭延闿还责成省议会通过议案，惩罚继续坚持缠足者。

清季湖南opium流毒甚深，人民对此无不恨甚。省议会为此通过议案，“凡吸opium者枪决”（《湖南反正追记》）。湖南由此成为民国初年禁烟最严厉的省份而闻名全国。谭延闿政府为此也颁布命令：“凡各州县及乡镇遍设禁烟分局，编查户口，施放戒烟丸药，禁止苗种，限以民国元年底烟尽绝。过期有犯，辄枪毙”（《湖南反正追记》）。当时《长沙日报》屡有处决烟犯的报道，据政府公布，湖南禁烟公所一次焚毁各项土膏91551两（《湖南政报》第4册公件）。湘省内的“烟种尽绝”，“洋药亦遂得禁不入湘”（《湖南反正追记》）。湖南的禁烟运动可谓成绩卓著。

谭延闿政权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抑制不法官吏，如宁远县官绅于定章外加收田赋受到申斥（《长沙日报》[1912年11月3日]）。石门知事与该县劣绅狼狈相依，侵蚀公款，被撤职查办（《长沙日报》[1912年12月14日]）。此外，对那些廉正官吏则给予褒扬。所有这些措施，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的现象。

（三）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湘省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当落后，光复之前500工人以上的民族资本的厂矿仅有和丰火柴公司一家，而同时期广东有这样规模的厂矿38家，江苏有66家（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0年版）。谭延闿上台后，雄心勃勃，“希冀洞庭以内月发起无数公司，洞庭以外日发起无数公司”，用以抵御外国资本和商品的侵略和倾销（《长沙日报》[1912年12月12日]）。据1912年英国驻长沙领事基尔斯有关长沙商务报告中称：“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他省份”（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可见，谭延闿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表现。“开明专政”时期，湖南创办的工矿实业公司著名的有谭延闿亲自发起组织的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黄兴和龙璋等人组织的汽船公司，目的是“收回外溢之权利，扩张自由之营业”（《长沙日报》[1912年12月12日]）。此外，还有经华纱厂、长沙自来水厂、湘潭玻璃厂、五金矿业股份公司、富国矿业股份公司、章楚造纸公司、制靴制帽公司、江华厚生锡矿公司、湘潭惟一膏盐矿公司、醴陵百炼公司等等。

为了振兴工业，谭延闿提了许多公款兴办实业。“当时的什么实业公司和某项工业筹备处的招牌，到处皆是。有官办的，有商办的，也有官商合办的”（《湖南大公报》[1919年8月20日]）。一位西方学者称之为“都督主动地鼓励资产阶级工业化”（周锡瑞《改良与革命》，中华书局1982年版）。谭延闿政府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对湖南近代工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10年全省矿业产毛砂27240吨、铅砂2553吨、锌砂7789吨、磺砂44吨；到1913年增为毛砂43273吨、铅砂3164吨、锌砂10319吨、磺砂182吨、增长率为32%至3倍以上（张人价《湖南之矿业》，湖南经济调查所1934年刊本）。除此以外，1912年正式改湖南官钱局为湖南银行，设立其他银行10余家。1913年开始修筑湘省第一条公路长潭公路，对全国的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谭延阀“开明专政”时的资本主义发展犯了一个好高骛远的错误，办事往往志大“财”疏，力不从心。英国驻长领事基尔斯在上述报告中谈到：“（湘）省的资本大部分都不是现成的。注册的新公司大多数不是难产，就是因为滥发没有现金准备的纸币而陷于风雨飘摇之中，最后破产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政府对所有的新企业都答应给补助金，但很少兑现；而政府当局确实也很不可能应付这笔开支，估计在一千万元以上”（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

（四）废除“粮书”制度，颁布《田赋新章》

清朝时期，湖南征收田赋多为“书征书解”——州县官吏必须假手“粮书”（钱粮师爷）。原因是自清初以来，由于府州田赋在历次战争中散失无遗，农民破产，土地集中，变迁很大；而历年新增剥削名目繁多，征粮征银，紊乱纠纷，无从究诘。而“粮书”大抵为当地大地主大豪绅任之，农民却根本搞不清楚田赋计算方法，只得听从“粮书”苛索，痛苦不堪。该制度实是流弊百出。

谭延闿政权比较敏锐地注意到田赋问题，1911年底即由临时省议会制订了废除“粮书”制度，通过“田赋改良征收税贴”。1912年年初，经由都督公署颁布《湖南田赋新章》。主要内容是根据全省土地私有和农民租佃土地的具体情况，以“地丁”中“正饷”和“漕粮”为准统一征收项目。它把田赋分为三等：原有“漕粮”各县，每亩“正饷”一两，征收长平银二两四钱；原有“秋米”或“采买”各县，每亩“正饷”一两，征收长平银二两二钱；向无“漕粮”且无“秋米”“采买”各县，每亩“正饷”一两，征收长平银一两六钱。规定长平银一两折合银元一元五角，缴纳田赋一律以银元为本位，其他各项附加税从此一并取消。

谭延闿政权在光复后不久立即着手改良田赋征收，这在当时还是开全国之先河。“粮书”制度的废除，剥夺了户粮书吏的“专利权”；统一征收项目，把田赋数额固定下来，使农民明白了田赋的计算方法与自己应交税额，避免了“粮书”的盘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五）发展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

重视发展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是谭延闿“开明专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光复前湖南有学校136所，学生13053人，每年经费896087元；至1912年底全省有此类学校143所，学生19248人，经费926760元。“开明专政”的第一年即创办学校7所，增拨经费30673元（《长沙日报》[1913年4月26日]）。谭延闿认为留学教育是一个培养高等人才的极好途径，于是在全省举行会考，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当时规定选派出洋留学学生的资格分为三项：“一、烈士后代，二、起义有功者，三、高等学生”，前两项为优先照顾对象。当时吴景鸿为教育司长，对于第三项学生也按其与革命党的关系而选录，于是引起“学界大哗，各校停课，咸集怨于景鸿”（《湖南反正追记》）。谭延闿认为不可违反民意，于是下令全省举行选派留学生的复考，并派民政司长（兼内务司长）仇鳌调停，迅速平息了学潮。1912年至1913年谭延闿政府选派了留学生581名，均给予官费待遇（《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李裕《辛亥时期的片断回忆》）。

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革命前湖南仅有《长沙日报》等少数报纸，“开明专政”时期新办了《国民日报》《大汉民报》等10多种报纸。这些报纸抨击封建主义余毒，呼唤资本主义风雨，起了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鸣锣开道的作用。

列宁曾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谭延闿政府首创三权分立体制、力行革除封建弊政与陋习、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其历史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谭延闿的“开明专政”却是极其软弱的。所谓“开明专政”并非是谭延闿的创见，而是立宪派的灵魂人物梁启超的理论。梁启超认为：“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成”，“然则欲表面为仆而暗中为主，其道何由，亦曰访集国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而已”（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梁启超的这番见解是1912年初写给袁世凯的信中言的，意思是劝袁世凯这样握有强大实力的人物，在“共和”的形式下，运用专制手段，把国家引上宪政的轨道。由此可见，所谓“开明专政”即是贤人加强者的政治。谭延闿可谓立宪派中的贤人，但却非政治强者。谭延闿踏着焦、陈的血迹上台后，不得不速派湘军援鄂以获得革命派的支持。“二次革命”开始，在革命派的逼迫下宣布独立后，又不得不勾通黎元洪向袁世凯疏解。“二次革命”失败后，谭延闿“戴罪晋京”，其“开明专政”也由此完结。谭延闿的“开明专政”充分说明了湖南立宪派的软弱无力，是湖南资产阶级上层二重性在政治实践上的典型例证。谭延闿“开明专政”所依附的“强者”由革命派转向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说明其“开明专政”政府是“从辛亥革命由胜利到失败的全过程来说具有过渡的性质”的政权（《辛亥两湖史事新论》：刘泱泱《论焦、陈被杀与谭延闿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