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君文:常德株洲“双城记”,一位城市建设者的变与不变

陈君文的起点：常德的沉潜与成长

陈君文的故事是典型的湖南本土干部成长史。

1954年7月，陈君文出生于常德鼎城，整个职业生涯也几乎都在湖南省内。他的履历清晰体现了从基层到地方主官的完整路径：从化肥厂的普通工人开始，历经技术员、车间主任，再到地方行政岗位。

九十年代在常德的深耕是他仕途的关键塑形期。从1990年至2000年，陈君文先后担任常德津市、武陵区委书记，常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至2007年3月，任常德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要职。

陈君文是国企改制与城建突围的“操盘手”。作为常务副市长，他深度参与了当时常德纺织机械厂等大型国企的改制攻坚，也亲历了常德城市框架拉开的初期规划与建设。

这十多年，正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深化、地方发展压力倍增的年代。这些工作需要极强的协调与执行力。

从鼎城走出的“常德人”。在本地任职，乡情是优势也是压力。他对常德发展的理解与投入，天然多了一份情感驱动。

“市民喊他‘陈同学’”：作风在株洲的成熟

2008年至2013年，陈君文在株洲主政时，“陈同学”的称呼变得广为人知。市民能在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讲述自己与警察的冲突，陈君文对此持倾听与接纳态度。这种让各部委办将市民请进来提意见的做法，代表了一种开放、平等、寻求直接沟通的治理风格。

他在株洲展现出的亲和与直接，或许能在其早期解决企业下岗职工安置、推进城市重点项目拆迁等具体而微的棘手事务中找到端倪。

虽然这“陈同学”的一幕发生在株洲，但其背后为政风格的根源，很可能与他在常德任职时长期处理一线复杂问题所形成的平民视角一脉相承。

沅江湘江“双城记”，陈君文的变与不变

1995年的春天，沅江的水面上还泛着上游支流带来的土黄色。常德桥南商贸城开业典礼的喧嚣尚未完全散去，鞭炮的红屑落在新铺的水泥地上，与工地的尘土混在一起。

时任市长陈君文站在缓缓合龙、即将通车的沅水大桥桥头，望向南北两岸——江北是老城，格局已定；江南是待开发的广阔田野；东南方向的德山，则是一片厂房与荒丘交织的工业飞地。这座总长1407.86米的大桥，不仅是连接地理两岸的通道，更被他视为撬动常德城市格局的杠杆。

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水腥气和远处德山工业区若有若无的烟尘。他手里捏着一份刚刚送来的报告，上面详细列着常德作为“鱼米之乡”的家底，以及小城镇“初具规模”但远未强大的现状。

一个问号在他心中盘旋：这座内陆城市，如何挣脱地理与观念的束缚，找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

就在前一年，他刚刚发表了一篇题为《扶持乡镇企业，搞好财源建设》的文章，核心是“乡镇兴，则财政活”。1993年，常德乡镇企业入库财政收入已占全市的24%。然而数据背后，是分散的动能和低效的布局。他清晰地记得，在一次实地调研中看到，一些乡镇企业的废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沟渠，最终汇入沅江。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城市扩张与留住乡愁，似乎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转折点源于一场更为宏大的反思。

九十年代末，常德市委、市政府深感原有城市规划已严重滞后于发展的渴求。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的专家，为常德重新绘制蓝图。

最终确定的《常德市城市总体规划》，跳出了摊大饼式的旧思路，提出了一个充满远见的“三片三水”生态园林城市构想：让江北、江南、德山三大城区组团，被沅江、穿紫河、柳叶湖以及广阔的绿野田园分隔又连接，形成“城在林中、水在城中”的格局。这份规划，成了此后十数年常德城市建设的“宪法”。

蓝图既定，战役在三条战线同时打响。

第一条战线是“破”与“立”的德山。

这里是常德工业的摇篮，也是沉重的包袱。陈君文和同事们面对的，是数十家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温情脉脉。他们采用了“一厂一策”的方略：常德纺织机械厂被经纬股份收购，洞庭制药厂并入三九制药，更多的本土棉纺厂则被外来的民营资本整合。过程中，最棘手的是“人”的问题：数万国企职工的身份需要置换，下岗工人的饭碗需要安置。

那段时间，开发区管委会的灯总是亮到深夜，讨论的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家庭的具体出路。与此同时，基础设施的“硬仗”也在进行。以地生财、滚动开发的模式，启动了“两路一桥”工程。四年时间里，建设者们用汗水在一片荒芜中，拉起了开发区的第一道路网骨架。

第二条战线是“润”与“雅”的江北。

常德人饱受水患之苦，修建坚固的防洪大堤是生存的必需。但陈君文和当时的决策者觉得，仅仅“防洪”太可惜了。一个浪漫的念头诞生了：何不将这十里长堤，变成一座露天的文化殿堂？于是，“中国常德诗墙”的构想落地生根。他们从浩瀚诗海中精选篇章，延请全国书法名家挥毫，再将它们镌刻于坚硬的花岗岩上。这项工程持续数年，最终成就了“世界最长的诗书画刻艺术墙”。

工程竣工后，意想不到的景象出现了：每天清晨和傍晚，市民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诗墙下，散步，品诗，交谈。后来，更自发形成了“激情广场”，歌声与江水声相伴。一位从永州搬来的居民柳金莲说，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多次接她去住，但她舍不得离开常德了。这面墙，防住了洪水，更浸润了人心。

第三条战线是“通”与“达”的全城。

道路是城市的血脉。除了贯通南北的沅水大桥，城区内的“毛细血管”也在持续疏通。1999年，市中心的人民路南段改造成了常德第一条步行街，让人们逛街的脚步，比长沙黄兴路“慢下半拍”，多了一份从容。更重要的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变革。

副市长刘剑英曾因一位老大娘对下水道堵塞的怒骂而反思，随后，一场覆盖“道路、公交、供水、燃气、公厕”等生活方方面面的“满意工程”在全市推开。考核标准近乎苛刻，比如自来水细菌合格率必须达到100%。城市管理，开始从宏大叙事转向对市民脚下每一步、手中每一滴水的关切。

时光流转，当常德相继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园林城市、魅力城市等称号时，陈君文已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常德经验”，于2008年踏上了前往株洲的征程。

迎接他的，是一个截然不同、挑战更大的舞台：全国闻名的“老工业基地”和“十大污染城市”。湘江穿城而过，江水颜色却令人忧心；烟囱如林，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有人私下议论，这位新书记在常德搞城建的那一套，在硬核的工业株洲行得通吗？

陈君文没有急于回答。他用了几个月时间走遍株洲的大街小巷、工厂车间。然后，一场被称为“城管革命”的风暴，以比常德时期更猛烈的态势开始了。风暴眼，首先落在干部身上。他要求全市公务员上街扫地，一时怨声四起，他被称为“扫大街书记”。面对不解，他后来解释道：“我逼他们扫，是希望他们明白，每个人都有责任把这个城市管好。” 他要改变的，首先是“观念”。

随后，他搬出了在常德实践中反复打磨的核心战法：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和铁面无私的考评问责。在株洲，这套战法升级到了2.0版。

他成立了高规格的“城市管理委员会”，自己亲任政委，市长任主任，将分散在数十个部门的职权强力整合，形成了“大城管”格局。环卫保洁、绿化养护全部推向市场，政府从“养人”变为“购买服务”，效率和专业性大增。

而最让株洲官场震撼的，是被称为“魔鬼考评”的“五子登科”法：用考核标准的“镜子”、督查的“鞭子”、重奖重罚的“票子”、公开登报排名的“面子”，最终挂钩干部去留的“帽子”。每月考评结果连同区长名字登上《株洲日报》头版，第一名重奖百万，末名重罚。

一位区长因辖区排名垫底，在后来翻身拿到第一的表彰会上，竟当众百感交集地哭了。陈君文却说：“局长考哭了，城市就美了。”

然而，对于株洲，扫净街道只是表层。真正的要害，在于如何对待那些曾经带来荣耀、如今制造污染的“功臣”——重工业企业。这一次，陈君文展现了比在常德进行国企改制时更彻底的决心。他提出了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转向。

一家年产值预估50亿元的东莞大型造纸企业想落户，因污染被断然拒绝。与此同时，关停污染企业123家，拆除工业烟囱352根的“壮士断腕”之举持续推进。他对环保局长说：“只要环保局长有事，随时可以打我电话，随时可以到我办公室来。” 他知道，对于株洲，绿色不是点缀，是生死线。

他将常德“诗墙”所代表的人文关怀，在株洲转化为了更普惠的公共空间再造。倾力建设的湘江风光带和神农城，成为了市民最爱的休闲客厅。一位市民在风光带上偶遇陈君文，兴奋地要求合影，并感叹：“幸福不是数据，是百姓的感受。” 这句话，被他多次引用。

城市发展的终极目的，在此刻变得无比清晰。

从沅江到湘江，从“满意工程”到“幸福株洲”，从“诗墙”的人文浸润到“风光带”的生态共享，陈君文的手法在因地制宜地变，但其内核始终未变：那是一种将城市建设视为系统性生命工程的整体观，是一种对市场化手段的笃信与活用，是一种“执政为民”需要体现在每一寸街巷、每一处细节的务实哲学，更是一种敢于向积弊和旧模式亮剑的改革勇气。

两座城，一条江。常德的经验在湘江畔淬火升级，而株洲的实践又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常德当年探索的超前价值。这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一位实践者，将他从一座内陆古城治理中领悟到的现代城市治理密码，在一座重工业城市进行了一场压力更大、更具典范意义的成功破译。

故事的最后，是两座城的蝶变：常德成了“桃花源里的城市”，而株洲，那个曾经的“全国十大污染城市”，则在数年后，让人看到了森林在城中、城在森林中的新貌。

江水奔流，故事未竟。城市，永远在生长；而关于如何让我们共同的家园变得更美好的思考与实践，也如这江水一般，永不停止。

（部分素材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