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长沙国的疆域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湖南省，鼎盛时期还略大一些。很多人印象中，湖南地界应该是不适宜养马的。这一点我们之前在“马匹引起的汉代‘贸易战’”一文中提到，张家山汉简中就有“相国上长沙丞相书言：长沙地卑湿，不宜马”的出土文献佐证。
但是历史真相往往复杂，这一期我们看看一些不一样的材料，或许可以给这个问题一些不同的思考。
马的进化过程大约经历了始马、中马、原马、上新马、真马六个主要阶段，现代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500万年前的第三纪早期始新世时期的始马，也叫始祖马，这是一种生活在原始森林里、靠吃细嫩多汁的树叶为生、身躯矮小的、善于隐藏而非奔跑的动物。
始祖马想象复原图（源自网络）
据考证，始祖马大约与今天狗的大小差不多，前足有4个脚趾，后足有5个脚趾。1940年R.A.斯特顿发表《北美马科系统发育》一文指出：马类的进化主干一直在北美，主干之外，尚有若干旁支，并在不同的地质时期内扩大到其他大陆。考古学家目前在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始祖马化石就出现在湖南衡阳。
无独有偶，1982年春，益阳桃江县一位农民建房挖地基时，意外发现一件四马方座铜簋。它就是著名的马簋，器身饰圆雕和浮雕的卧马，器座四角饰四匹立马，都是首次发现，在北方西周铜器中从未见过。高至喜老师认为它应是在湖南本地铸造，属于西周中期湘中地区古越族的器物。
四马方座青铜簋
从衡阳发现的远古马化石，到西周时期益阳的四马铜簋，可见南方地区悠久的马匹活动史。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马竖”简文，则揭示了未成年人参与官方养马的社会结构，表明养马已成为制度化的社会分工。
1956年，长沙焦公庙战国墓葬出土楚铜玺印，印文有专家隶定作“大厥”，释读为“大厩”。说明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长沙地区一直设置有管理马政的机构职官。
2015年，坡子街工地古井J5中出土一批秦代简牍，推断年代应属秦始皇二十九（前218年）和三十三年（前214年）之间。简文中有“廿九年长沙厩”（060+038）的记载，赵堉燊提出：“应理解为‘长沙县的马厩’。”据此可知，秦代苍梧郡下辖的长沙县设置有专门负责马政的机构。
西汉“长沙仆”印“长沙厩印”封泥
汉承秦制，继续存在马政官以厩为官名的现象。中央由太仆统管，位列九卿；地方上每郡设马丞，各县有厩啬夫，形成严密的垂直管理系统。这些养马官员的职责分明：有的专司配种，有的负责医疗，还有的掌管训练。
汉代长沙国亦设太仆（汉武帝时将诸侯王国“太仆”改称“仆”，秩千石），其属吏有厩长、厩丞等‚负责马政。1955年长沙侯家塘18号墓出土西汉“长沙仆”滑石印，和传世文献著录的“长沙厩印”封泥正是这一制度的佐证。
2003年长沙走马楼J8古井出土2600余枚西汉简牍，系西汉武帝时期长沙国第二代刘姓长沙王刘庸在位时期（前128—前120）的官方行政文书，内容涵盖司法案例、行政档案及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为研究西汉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提供了第一手文献资料。
走马楼西汉简中出现了很多长沙国直属机构，如御府、内官、宫司空、食官、采铜、将作、都水、铁官、厩马府等。每个机构都设有吏员管理，沙厩马府设有厩丞、厩马佐、厩马府佐等。
上一篇说汉武帝不惜血本获取西域宝马以改良马种，其实汉朝除了从西北草原引进优良马种外‚西南山区出产的马种也不断传入内地。自古以来居住在云、贵、川、黔等地的各民族就选育马匹‚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西南马体形矮小‚但挽力强‚善走山路‚适于驮乘‚是山区理想的运输工具。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视草为上天赐予的饲料，尤其是苜蓿，用来养育他们赖以为生的马。居住在南方的农耕民族，其饲料则主要包括草料和谷物粟和豆。
五代十国时期为楚王马殷牧马地兴马洲
长沙有许多地名如马厂、马栏山、天马山、兴马洲等等，追溯其得名的来源据说大多也都是与马有关。
综合以上种种，从史前时期的始祖马化石出现在湖南，西周时期越人制作的与四羊方尊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四马方簋，再到春秋战国时期设置的长沙厩，直至秦汉时期分工细致的各类马政管理机构，我们有理由相信，汉长沙国境内应该有着相当数量的马匹饲养以及保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