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桂战争和蒋冯阎大战相继爆发,农村革命根据地胜利发展之际,1930年6月,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片面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定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从而制定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此背景下,红三军团攻占湖南省会长沙,红一军团、红二军团亦为攻占长沙采取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从而使湖南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何键极力加强反动统治,红区与白区的斗争日趋严重。
一、红军两打长沙南征津澧
1930年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编红军为四个军团。6月,湘鄂赣边区的红五军与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前委书记兼总指挥,滕代远任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1.7万余人。红三军团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帮助鄂南与鄂东南地方暴动”“切断武(昌)长(沙)路”的指示,于6月中旬由湖北大冶向西南进击,迅速肃清通山、通城、蒲圻、咸宁等县地主武装。此时,岳州敌人只有王东原旅直属队和一个团。红三军团立即挥师南下,于7月4日攻占岳州,歼敌两个营。接着,继续南进至平江地区,补充新兵数千,并整顿、训练。
其间,中原战场吃紧,蒋介石援湘各军已向北开,防守长沙的主力部队只有危宿钟十五师所部王东原一旅。何键虽感省防单薄,但不相信红军能打进长沙,故仍以第四路军主力在衡阳、宝庆地区追击桂张联军残部,只调回罗树甲旅加强长沙防务。19日,以危宿钟为指挥官,率王、罗两旅分向平江进逼,另派教导团王咸一部及贺石生、郭步高两大队驻浏阳永安市掩护右翼,自己坐镇长沙,静观事态发展。
红三军团前委与湘鄂赣边特委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计划夺取湖南,汇合湖南工农武装直下武汉。会后,成立湘鄂赣边工农革命暴动委员会,赖汝樵任总指挥,动员平、浏、修、铜等县游击队、赤卫队20多个团支援革命战争。
7月22日,数万军民在平江天岳书院操坪举行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暨进攻长沙誓师大会,其激昂沸腾的气氛,前所未有。23日拂晓,敌罗、王两旅在平江西乡瓮江镇附近之双江口遭红军设伏夹击,败退长沙东北之金井。红军乘胜进攻,24日激战于金井。因得人民群众支援和湘鄂赣边独立师助战,愈杀愈勇,危宿钟部苦力撑持,孤立无援,激战竟日,渐次不支,“初级干部伤亡极多,至有全连官长均已伤亡,而以军士代行连长职务者”,再败而退守㮾梨市、七里巷、杉木港一带。何键急忙将刘建绪第十九师两个旅从湘潭调来,与危部一同死守㮾梨一带。27日,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采取正面猛攻、侧后抄袭战术,经10多小时恶战,何键部队于下午4时许,退至长沙东南郊之杨家山、陈家垅、烂泥冲一带。彭德怀下令部队,不怕疲劳,穷追猛打,直捣长沙城。傍晚,红三军团从韭菜园、小吴门、浏阳门等地迅速攻入市区。晚10时左右,红军夺取长沙。何键一部逃往河西,一部退至易家湾,他本人只带随身马弁狼狈渡河,向沅江逃命。是役,红军“共缴得步gun三千支左右,机gun二十八架,手提机关gun二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山炮两门,无线电九架,子弹、炮弹几百担,其他军用品无算;俘虏敌兵四五千人,伤敌团、营、连长没有统计”(彭德怀《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20日)。在此前一天,何键还高喊“本主席守土有责,势必与城共存亡”,而今慌慌张张给蒋介石去电说:“长沙失守,致上贻钧座南顾之忧,下辜湘人倚托之重,俯仰自愧,悲愤无似”(《湖南省政府公报》第59号,1930年9月28日)。
红军进占长沙后,捣毁省政府、省法院等机关,救出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群众,组织各种团体开展工作,发布《告群众书》,创办《红军日报》《苏维埃日报》。29日下午,长沙约10万群众集会欢迎红军和赤卫军。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李立三遥任主席(王首道代理),彭德怀、李宗白、杨幼麟等13人为委员。随后,宣布苏维埃政纲,颁布《暂行劳动法》《暂行土地法》《暂行婚姻法》,成立肃反总司令部,组织没收委员会,召集近郊农民代表研究分田,用革命手段平抑物价,向大商巨贾筹款30万元,并宣布收回租界,使得一向盛气凌人的帝国主义分子,有的“避入舰内”,有的逃往岳州。蒋介石惊呼:“此次长沙祸变,尤足痛心”(《国民政府公报》第542号)。
何键惊魂稍定,立即调集他所有部队反攻长沙。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军队保武汉,一面派出军队、军舰和飞机援助何键。8月5日,白、何部队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开始反攻。中央军罗霖、公秉藩两师自湖北开入汩罗一带,刘建绪、罗藩瀛两师自湘潭直奔长沙,陶广师已逼近省垣,王东原旅在五万元奖金的利诱下,由三叉矶渡河向红军进攻。形势转向严重,红三军团被迫于次日离开长沙,向浏阳、平江撤退。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亦同时迁往平江长寿街办公。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攻占省城,“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毛泽东语。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红三军团退往浏阳后,何键部10个团分三路尾随而来,其左路进驻浏北永和市,右路第三纵队(四个团)进驻浏南文家市。此时正在南昌附近活动的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得知消息,“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五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阻击敌(人),直取长沙,(再)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信,1930年8月19日)。
军至万载县黄茅,得知文家市敌情,遂于8月20日拂晓分三路向文家市发动攻击,歼灭戴斗垣旅三个整团和一个营,击毙旅长戴斗垣。浏阳县赤卫队在配合作战中,歼灭戴部一个运输队,缴获银元200余担。何键余部迅即退守长沙。
1930年8月23日,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合组为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辖三、四、十二和五、八、十六等六个军,共三万余人,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红一方面军的建立,在战略上进一步集中了军队,对于实现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开展更大的战局,具有重要意义。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议再打长沙,扩大红军”,中共中央高度评价这一决议,指出再度占领长沙,“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并指令在占领长沙后,立刻召开群众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以与国民党南京政权相对立。
8月25日,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进军,然而此时与第一次打长沙时的形势有很大不同。何键将湘省三十五、十六、十九、三十一各师及第五、第七两个独立旅,置于长沙近郊,援湘中央军罗霖师集结在捞刀河南面,公秉藩师集结于韭菜园。且大力修筑防御工事,自南郊的猴子石起,经新开铺、石马铺、阿弥岭、杨家山、五里牌、湖迹渡,直至北郊捞刀河止,全长数十里,满布鹿砦、竹钉、电网和碉堡,夜晚有探照灯不停地扫来扫去。30日,红军发起攻坚战,曾突破一些电网,突进去一些部队,终因碉堡群火力太猛,伤亡很大,被迫退出。31日,红一方面军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利进入长沙”的战法,在城郊待机。9月3日红军进攻,然后且战且走,陶广第三十一师由猴子石等地出击,被红军歼灭两个多团,何键速令退入工事中固守。此后,敌军主力始终没有脱离坚固阵地。10日,红军再次发起强攻,敌死、伤各约3000余人,但凭借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力,死守不退。何键飞往武汉行营求援,何应钦飞抵长沙召集将领训话,勉励努力防守,并拟加派蔡廷锴、郭汝栋等师增援,派空军协助作战。
12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分析形势后,认为继续打阵地战对红军很不利,决定撤围长沙,将部队移往株洲、醴陵、萍乡待机。13日下午,总前委在株洲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第二次打长沙的经验教训。认为此次攻城不克,除客观上敌强我弱外,从主观上说,一是没有把握战机,将敌人主力消灭在构筑工事之前;二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无工人、士兵暴动予以响应,以断切敌军水陆交通;三是缺乏攻坚作战的条件,如重炮、交通工具和通讯器材等。会议决定停止进攻长沙,改取吉安。次日,部队向湘东赣西前进,9月底抵达江西袁州(今宜春)地区,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清除了“左”倾盲动主义影响。
当红一方面军向赣西挺进之时,红二军团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从长江北岸渡江南征,以扩大苏区,并激起红一方面军反攻长沙。9月12日,邓中夏接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之职。20日,在洪湖苏区的中心周老嘴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指示。此时,已从报纸上获悉红一方面军自长沙撤离,退往醴陵;从白螺矶派出的侦察员所获得的情报,亦证实这一点。而邓中夏仍坚持南征计划,占领岳州,直捣长沙,以激起红一方面军反攻。28日,红二军团抵达监利朱河镇,准备渡江。当晚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由于一方面军已退出长沙,红二军团应停渡待命。10月,部队在新堤、沔阳活动后,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由石首过江,进攻南、华、安、公、澧、常等县,造成湘鄂西赤色区域”(《湘鄂西特委报告》,1930年11月22日)。
10月22日,红二军团占领华容、南县。11月4日开始围攻津市、澧县。很快占领津市,而澧县陈运夔团闭城固守,红军多次扒城,久攻不克,加上敌军援兵已至,遂撤围澧县,于13日西攻合口、新安,占领石门县城。12月初,红军再攻津、澧。2日占领津市,后复撤出,伤亡惨重。遂于9日撤出战斗,开至湖北松滋县杨林市、街河市及公安县一线休整。
此次红二军团南下后,对是否要远离苏区去攻打城市,邓中夏与周逸群、贺龙、段德昌及万涛等人之间存在着分歧。在南征过程中,邓中夏虽“在冒进之中曾有几次的警觉与动摇,但……终归不能并且不敢冲出立三路线的中心城市发展论的圈圈以外”(《邓中夏报告的总结》,1931年12月8日)。在红二军团第二次进攻津、澧时,以周逸群、万涛为代表的特委来信指出:“假如一、三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配合这一行动;这消息如不确实,则二军团应回到南、华、安与公安一线,波浪式的向外推进”(《湘鄂西来件——中夏问题材料之二》,1931年12月7日),邓中夏没有接受这一正确主张。当前委于12月12日在杨林市讨论红军行动方针时,贺龙、段德昌等主张执行特委意见,返回苏区;邓中夏则主张开辟松滋新苏区。两天后又不经特委同意,撤换段德昌红六军军长职,派他返回洪湖苏区。红二军团在杨林市徘徊不定,敌人已争得时间作好包围部署。17日,李觉率18个团,陈渠珍带3个旅,分数路突入红军阵地;加之刚收编的一支土著武装叛变,红二军团腹背受敌。贺龙指挥部队冲出重围,经刘家场集合整顿,向五峰、鹤峰一带转移。
红二军团此次南征,虽歼敌数千人,但由于受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影响,所克各县城,得而复失,伤亡重大,仅杨林市一战,即伤亡2000余人,付出极大代价。
二、何键强化统治措施
省会长沙于1930年六七月间先后被桂军和红军占领,这对主湘不久的何键是一个沉重打击,随之而来的是反何之声四起,威胁着何键在湖南的统治。首先,红军已发展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何键始料所不及。红军破城后,他向蒋介石发出辞职电称:“桂逆、G匪,相继窜犯,省会沦陷,愧愤填膺……。伏乞准予免去本兼各职”(《湖南省政府公报》,第66号)。其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何键为洗刷自己,不惜追究部下不肯积极应战之责,并撤去第四路军参谋长刘晴初职。各地士气低落,人心浮动,一班官吏因两度失城事而胆战心惊,纷纷请假或辞职,何键不得已发出训令称:“近据各县县长及各局、所长等,或遇地方匪警,或因军事紧张,辄以办事棘手,恳予辞职或请假者,纷至沓来。殊属意存规避,若不严行制止,何以保卫地方……。务望檄发忠勇,督饬所属,共同努力,以尽职守而卫地方,毋得率请辞差或托故请假,有负政府倚畀之至意”(湖南省政府公报》,第60号)。再次,反何势力乘机施加压力。把持省党部称霸教育界的彭国钧、张炯等,念念不忘何键勾结桂系赶走鲁涤平的宿怨,经常利用他人在会议上攻击何键,甚至“拍案大骂,杯盘俱震”。旅京人士叶开鑫、贺耀祖、唐生智等,指责何键:“夫强吏失城,事所恒有,若一人一月之内而前后两失省城,实所未见。设令何键再据湖南,则长沙不难一年十余失,然吾民尚有噍类耶?”(《旅京同乡会呈请惩办何键文》,载《何键祸湘卖国史料》第二册)他们创办反何刊物,在南京有《洞庭波》,由贺耀祖的妹夫罗渭韬主办;在武汉有《大风报》,张炯为董事长。更有甚者,是直接请愿控诉。旅京同乡会以何键“两度弃城,流毒湘民,遗患党国”为辞,呈文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要求惩办何键。旅汉同乡会和旅鄂湖南商界联合会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撤惩何键,“以肃纲纪”。各方指责何键,蒋介石对何亦感到痛心,怒其不争。然而何键毕竟是蒋的马前卒,蒋在愠怒之余,不得不顾及长远,从对付红军和桂系考虑,当何键辞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表示挽留,蒋对长沙两次失守亦表示“中正应负其咎”,为何键开脱。这使何键如释重负,衷心感激,更加倒向蒋介石一边。他采取一切措施,继续贯彻“清共、剿匪、讨桂、安湘”八字方针。他本人“几无日不仓皇戎马”,“是以尽瘁于军务剿匪者,为时占三分之二以上,而能致力于政治建设者,不及三分之一”(《湖南省政府九年政治述要》上册总叙)。
(一)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军事“围剿”。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东郊后,何键派王东原第十五师、陶广新编第三十一师和陈光中新编第三十五师进驻浏阳、平江、通城一线,参加蒋介石集团对湘鄂赣苏区红十六军的“清剿”。红十六军采取避敌主力、同“清剿”军兜圈子的战术,于1931年1月中旬由通城进至平江,使陶广等两个师围攻通城扑空,平江守敌1500余人被俘。
当红二军团1930年10月由洪湖南下占领华容、南县时,何键急派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率李国钧、张英、马昆山等部,水陆并进赴湘西北阻击。同年11月至12月红二军团转战津澧时,何键一面令戴季韬等部固守,一面令安乡新十一师、临澧独立第一旅和慈利田少卿团火速增援,使红军腹背受敌,虽被贺龙部歼灭独立第一旅一部,却使红军第五十团大部壮烈牺牲。旋又以20个团的兵力包围红军,迫使红军撤往湖北境内。
在蒋介石多次发动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岁月,何键亦多次派兵配合围攻中央苏区西部屏障湘赣苏区。1931年3月,湘东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奉命迎接由广西北上的红七军进入湘赣苏区,14日在酃县与红七军直属队及五十八团会合。湘军第十九师乘红七军北返之机,尾随追击,结果在茶陵以东的将军山被歼一个多团。1932年5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主力从赣边挺进湘南,何键、刘建绪急调王东原、陈光中两个师前往抵御,且亲至衡阳督师,旋又组织湘粤赣“会剿”。1933年初,何键受命组织湘军第十五师和第六十三师对湘赣苏区发动“围剿”。5月,筹集大批物资,由第十五师、十九师各一部从茶陵运往莲花,在莲花棠市及其以南地区遭红八军和独立第十二师截击,1000余人被歼,500余支gun及大批军用物资,均落入红军之手。
何键派出部队参加对湘鄂赣、湘鄂西和湘赣苏区的“围剿”(其在湖南境外的活动,本书均未叙述),最后均以失败告终,但对洞庭特区的“清湖”,却阴谋得逞。1931年4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周逸群率部南下开辟洞庭特区,建立以孟庆友任书记的中共洞庭特区委员会,初期在华容、南县、沅江、益阳、湘阴、岳阳等县临湖地带活动,后发展至安乡、常德、汉寿等县,建成一支300余人gun的游击队。何键调集部队和团防,接二连三地进行反革命“清湖”。5月,岳阳杨林所团防集结船队在湖中游弋被游击队缴gun40余支后,何键速调马昆山旅配合川军张英部共两个师进犯洞庭特区,并任命沅江县长兼保安团长王剑龙为指挥,组成“清湖指挥部”,统率沅江、南县、华容、湘阴四县团防,驾8艘汽艇,20余只帆船,配合部队沿湖搜索,向洞庭特区区委所在地磨盘洲合围。由于红军、游击队采取“避实击虚、扰敌后方”的战术,这次“清湖”徒然劳师糜饷,毫无成效。8月,何键乘湖水高涨,又调集部队“清湖”,游击队与何部周旋月余后向江北转移。1932年6月,何键部署华容、南县、岳阳、湘阴、益阳、沅江六县“联防清剿”计划,又一次发动“清湖”,迫使游击队的斗争处于最艰难时期。1933年3月,何键乘湖水上涨再次实施“联防”计划,特区负责人胡光友率领仅有的100余人夜渡洞庭,向益阳雪峰山转移,行经沧水铺时陷入何部包围之中,苦斗三昼夜后突围至沅江万子湖,复中埋伏,游击队被冲散。8月中旬,特区重组一支30余人gun的游击队,在湖中被10倍于己的敌船队围捕。至此,坚持奋战两年之久的洞庭特区,在何键反动武装的残酷进攻下宣告丧失。
(二)建立“绥靖”“保安”机构,整理团防武装。1930年9月设立“平浏绥靖处”,委刘建绪为处长,刘颁布“窝藏G匪者杀无赦”“勾结匪类者杀无赦”“袒护匪G者杀无赦”“潜藏匪特者杀无赦”等十大杀令。在此同时,何键令将原有的挨户团、守望队,改编为“铲G义勇队”。他说:“其好处可分两点:一方面使G匪看了处处都是铲G义勇队,更无处施其压迫利诱的手段;一方面民众以为自己既是铲G义勇队,如被G匪侦悉,全家必有烧杀之祸,不能不大家联合起来与G匪拼命。如此可以促进民众铲G的决心”(《何芸樵先生讲演集》)。“铲G义勇队”以县为单位设总队,以下依支队、分队、班进行组织,强行规定凡境内18岁至45岁的男丁,均为该队队兵,甲长、保长分兼班长、分队长。但由于民众厌弃,当时未能普遍推行。何键又颁布《湖南各县铲G义勇队暂行章程》,严令各地限期切实举办,并对民政厅长曹伯闻说:“当县长就要不怕杀人,婆婆妈妈当什么县长!你今后任用县长,唯一的就是要看这一条”(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载《湖南文史资料》第7集)。
1931年,何键按各县保安团、队人数多寡,分别编为保安团或保安大队,委派军人充当保安团长、队长(主要任用本地人)。又划分若干团防区,设立区指挥。1932年7月中旬,为整理团防,先后召开湘中五县团防会议和湘南二十四县团防会议。会议内容是配置充实各县团防武装;统一全省团防编制和经费;依照正规军办法进行组织和训练;在两县毗连处举办联防。
1933年4月,何键改湖南清乡司令部为全省保安司令部,仍自兼司令,刘建绪任副司令,下设参谋处、总务处和执法处。并将全省划为六个“保安区”,在长沙、常德、沅陵、会同、衡阳、邵阳设立保安区司令部,由罗树甲、刘运乾、陈渠珍、李觉、段珩、晏国焘依次分任第一至第六区保安司令,承中央及省政府之命,办理全省练团清乡事宜。此时,全省保安团、队员兵共有3.95万人。
1935年6月,在沅陵设立湘西绥靖处,刘建绪任处长,下分五个行政督察区,管辖大庸、永顺等湘西19个县。次年6月又成立长沙绥靖公署,何键兼主任,专事督促“搜剿残匪”、编制保甲和训练壮丁。
何键的清乡反G政策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轻纵一人”。据曾任清乡司令部和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曹伯闻回忆,在何键上台后的两三年间,每年清乡司令部直接或核准各区指挥部及各县判处死刑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常达两千人以上”。至于未经审讯被杀害的,则无法统计。如长沙县清泰都“铲G”义勇队长梁镇球,即任意杀害农民群众和进步人士370余人,由此可见一斑。
(三)筹办地方自治,推行保甲制度。还在1928年,省政府即成立地方自治筹备处,派出200余名调查员赴各县设立自治调查办公处,调查户口、土地和物产等情况。何键上台后,于1929年冬将经过短期训练的自治、警卫人员分至各县,组成地方自治筹备分处,撤销原办公处。次年3月撤销分处,分处委员改充自治协助员,隶属县政府。未几,因经费奇绌,裁并省地方自治筹备处,将有关事务划归民政厅第二科办理。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省自治筹备委员会规程,省民政厅遂增设第四科专司自治事务。随后,省自治筹备委员会成立,并指定长沙、湘潭、醴陵、宁乡、湘乡、衡山、衡阳、邵阳、常德、益阳、岳阳、平江、湘阴、浏阳等14县,为提前实施自治县份。次年一二月间,民政厅召开会议,决定分三期推行自治,每期四个月。第一期委任区长,成立区公所,制定临时区公约,筹备区调解委员会。第二期编划乡镇,成立国民讲堂,制定区公约,成立区调解委员会,整理“义勇队”及教育、财政等。第三期委定乡镇长,成立乡镇公所,编划闾邻,完成户口调查,召开临时乡(镇)民大会。此后不数月,又以省库空虚裁撤第四科和筹委会,自治事务仍并入第二科办理,各县筹备自治事宜则无形停顿。
1934年冬,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就在此时,国民党政府饬令各省推行保甲制度,以建立严密的基层统治网。何键认为:“保甲之法,是保障社会安宁最好的方法,亦即肃清匪G基本工作”(《何芸樵先生讲演集》)。第六保安司令部训令所属各县限期办理保甲,建筑碉堡,说什么“内匪不靖,无以遏窜匪;碉寨不筑,无以待援军。亟应趁此赣匪未窜时机,昼夜从事办理保甲,以清内患;建筑碉堡,以固边围”(转引自《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湘中南各县遂大办保甲。省民政厅和保安司令部为将保甲制度推及全省,共同拟定保甲规程,于1935年1月公布施行。规程规定取消闾邻组织及都团名称,县以下为区,区以下为乡镇(长沙市区以下为坊,与乡镇同级;各县有特殊情况的乡镇直属县),乡镇内的编制为保甲,保辖十甲,甲辖十户。保甲长人选,形式上为保甲内互相推举,实际在地方政府庇护下,当选者多为豪绅、地主或与当权者有千丝万缕的人物。保甲组织活动的内容是清查户口,制定保甲规约,推行连坐法;进行“党化”教育;摊派名目繁多的保甲经费;抽选壮丁,编练民团,搜查缉捕,总之是所谓“管、教、养、卫”原则。据1936年《湖南省政府公报》载,当时全省为76县市,454区,19个直属乡,20个直属镇,3111个乡镇,38020保,420034甲,5081647户,30103436人。
湖南省政府奉命筹办地方自治,推行保甲制度,断断续续前后9年,为了解湖南省情提供了一些资料和数据,但其主要目的是对付GCD。何键在对民政厅职员训话时,强调要在编查户口过程中,“实行连坐法”,“宣布编入另册自首自新人姓名”,“监视自首自新人”。其中连保连坐法尤为毒辣,规定“各户户长应联络甲内全体户长,共具连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不为匪通匪纵匪,如有违反者,他户应即报明,倘瞻徇隐匿,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乡镇保甲长须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保甲制度的推行,加强了对城乡人民的控制,强化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何键主湘期间,对县级政权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首先是改进县市行政组织,提高县长职权。当时湖南各县大都沿用旧制,1929年省政府执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的县组织法,改组县政府,设教育、财政、公安三局,县府内设秘书室及第一、二两科(1937年改设四科,分管民、财、建、教),革除差役,设置公丁。1933年10月,依照市组织法,在长沙市政处基础上成立长沙市政府(市长何元文),设四科,分管社会总务、工程、教育、财政。1935年8月,省府委员常会决定县长实行中心工作办法,规定县长视事两个月内,应就该县情形,详察时地急宜,自行选择一二项以上工作,拟具办法,确定时间,呈请省政府核准执行。1936年,省政府选定衡山为实验县,以省长何键和民政厅长凌璋为首成立实验县政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实行。邀请晏阳初和他为首的“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来衡山指导地方自治,取得了一些成绩:县政府裁局设科,废除区一级,建立55个乡,2个镇。县政府选考小学教员600人,地方自治人员70人;淘汰原来担任县里科长、区长的当权士绅,任命一批省内外颇有名气的人士或大学毕业生担任科长,注重办实事,不搞裙带关系,给腐败的官场带来新风尚;新设公产处,管理公有田产和房屋;改进会计制度,县属各单位会计人员直属县会计主任领导;新建卫生院和农业实验场,开办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从全省46个县招收98人,开设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及自卫、民众教育与民众组织、乡村学校、农业和乡村改造活动(内含合作社、乡村卫生、村公所等)共六大类课程,培养乡村改造,推行地方自治的专门人才,这也算是何键统治的一大亮点。其次是厘定各县等级。根据人口、财力、面积三者的情况,重新厘定各县等级。1931年10月,由民政厅呈报内务部核准,厘定长沙、湘潭等23县为一等县,攸县、茶陵等21县为二等县,新宁、城步等31县为三等县。再次是实行县长考选考核。省政府为了表示对地方官吏人选的慎重和用人公开,承前政府的考选办法,成立考选地方官吏复审委员会,聘请曾继梧、曹伯闻等15人为委员。1931年,设立保荐县长资格审查委员会,由省政府全体委员及秘书长、高等法院院长为委员。是年第一次仅录10名,第二次录取55名。同时,对县长进行定期考核,颁布施行县长考成办法。分季考、年考、总考(三年以上)三种。季考的奖惩由省政府转交民政厅办理;年考、总考,对于成绩优良或治理平庸者,依照修正县长任用办法的规定办理。在何键的苦心经营下,湖南的地方势力逐步建立起来。
【选自《湖湘文库》之《湖南通史》现代卷,宋斐夫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转自地域历史文化(声明:本公众号载发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