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觉得,一个军长在打了败仗之后,最应该做的事就是跑路、推卸责任、或者找人顶锅?
毕竟那年头的国民党将领,各种甩锅的方法多得很。然而1944年夏天,有一个人在明知道此去是死路一条的情况下,还是收拾了一下,只身去了重庆。
这个人叫张德能。
三战长沙的荣光与第四次的崩塌
要说清楚张德能的事,得先说说长沙这座城市在1944年之前意味着什么。
1939年、1941年、1942年,日军三次扑向长沙,三次都被打了回去。这在整个抗战史里头,算得上是为数不多让人真的能提着气说一句「守住了」的地方。长沙,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党军队的脸面,是蒋介石在国际社会面前撑着的一块招牌。
所以你就明白了,1944年6月18日那天,这块招牌塌掉的时候,重庆那边的震动有多大。
这一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就是我们说的豫湘桂战役,光是进攻湖南这一路就压上了将近10万兵力,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打通大陆交通线。而防守长沙的,正是张德能,时任第4军军长兼长沙城防司令。
第4军在国军里算是有名头的部队,张德能自己是黄埔一期出来的,跟蒋介石算是有这层师生关系,也算是嫡系里的嫡系。
然而这些都没用。长沙丢了,就是丢了。
那封从重庆发来的电报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的愤怒可想而知。
没多久,一封电报发到了张德能手里,意思很简单,来重庆,开会,述职。
就这几个字,张德能的参谋长一看,当场就急了。这位参谋长是真的哭,不是做样子的那种哭,是跪在那儿、拉着张德能的手,眼泪哗哗地流,嘴里反复说一句话——
「军座,去了就回不来了!」
他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在这之前,已经有过太多前车之鉴,战事不利、兵败撤退,然后被「请」去重庆「汇报工作」,最后出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大家心里都有数。军事法庭那几间屋子,可不是摆设。
更何况,长沙这件事闹得太大,国内外都在看,蒋介石不可能不找人承担责任。
参谋长判断,这一去,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
「我不去,全军弟兄都得陪葬」
张德能听完参谋长的哭诉,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摆了摆手,说,我不去,全军弟兄都得陪葬。
就这一句话,说完他就准备动身了。
你细想想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很清醒的,甚至可以说是残忍的清醒。
他知道自己去了大概率是死,但他同样清楚,如果他抗命不去,等待第4军剩下那些官兵的,恐怕是更大的麻烦。 整军、追责、株连,一层一层压下来,数万人的前途和性命,都可能因为他一个人的逃避而被卷进去。
他选择了一个人去扛。用自己的命,把这个窟窿堵上。
不知道他在踏上去重庆那条路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是后悔,是坦然,还是就那么木木地不去想了?这个没有人记录下来,也没有人知道。
军事法庭与枪决
张德能到了重庆,果然被直接扣押,军事委员会随即开始审判。
罪名列了好几条,归根结底就是,你把长沙弄丢了。
1945年,张德能被执行枪决。
44岁,黄埔一期,就这么没了。
当然,后来的史学界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是不是公平。长沙的失守,到底是张德能一个人的问题吗?日军这一次投入的兵力和决心都远超以往,国军整体部署的失误,援军的迟滞,战略层面的漏洞,这些东西,一个军长能负责到哪里?
然而皇权,不对,是那年头的威权政治,需要的不是真相,需要的是一颗头。 张德能的头,正好够用。
蒋介石用这颗头,向外界发了个信号,我在整肃军纪,我没有姑息。
但该丢的地方,之后照样还在丢。
一种没有出路的困境
张德能的故事,在抗战那一堆将领的命运里,其实不算最惨的,但就是很让人说不出话来。
他不是什么完人,长沙的失守他有没有责任?当然有。但他最后的那个选择,那句「我不去,全军弟兄都得陪葬」,多少还是让人觉得,这个人在最后关头,是有点东西的。
他赴死,不是慷慨激昂的那种,就是很平静地摆了摆手。像一个人认清楚了自己的处境,然后把能做的事做了。
虽然这条命的重量,在那个年代、那场战争、那套体制里,轻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确实让人十分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