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大厂里的“天之骄子”
1982年的夏天。来自蓝县的苗家小伙江步青出现在长沙城北重型机器厂的车间里,往高大的工友身边一站,只到人家肩膀,可眼睛亮得像车间新装的灯泡,说起机床图纸来手舞足蹈,能把龙门铣床的构造说得比炒菜还简单。
有意思的是,除了苗家人血脉里的能歌善舞,江步青还能随意编段子,午休时,工友们蹲在树荫下抽烟,总要喊他:“小江师傅,来一段!”
他就真来了,唱得工友们笑得前仰后合。这位没半点架子的大学生技术员,大家一下子就“爱死”了。
大半年功夫不到,厂门口的公告栏贴出喜讯:江步青与厂文艺队的袁韵订婚。
2000人的厂子炸了锅——“美女爱才郎啦!”
袁韵是谁?厂文艺队的台柱子,二十岁,眉眼弯弯,嗓子甜得常常让锅炉房的师傅忘了添煤。追她的小伙子能从车间排到食堂。

婚礼办在厂食堂,红绸子挂得满墙都是,工友们凑钱买的糖果瓜子堆成了小山。煤炉上的大铁锅炖着红烧肉,香气飘了半条街,把隔壁纺织厂的工人都引来了。
夜里回到筒子楼的小家,二十几平米的小屋,墙上贴着大红喜字。袁韵靠在他怀里,哼着白天没唱完的歌。江步青觉得,这日子就像车间里新装的流水线,顺畅得能一路跑到共产主义。
二、闹腾来自两个活宝
老大江明出生那年,江步青乐得在每天车间里多唱三段苗歌。很快老二降生了(他是苗族,袁韵三代独女,符合生二胎条件)可他没想到,这“两个娃娃”成了往后几十年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袁韵休完产假就回了文艺队。八十年代的风吹起来了,演出越来越多,她常常半夜才回来,身上带着剧场里的脂粉香。江步青下了班就往家跑,洗尿布像洗机床零件一样认真,煮米糊得用温度计量着,半夜起来喂牛奶还要哼技术口诀:“一慢二看三通过,小心别呛着……”
起初他没在意,觉得妻子年轻,爱舞台是天性。可老二江亮出生后,家里彻底变了天。

袁韵像是突然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她不再甘心围着灶台转,跟着南下回来的姐妹倒腾服装,把喇叭裤、蝙蝠衫堆了半屋子。后来干脆和人合伙开了家“韵味小吃”,生意火得能跟车间的炼钢炉比温度。
一次下班晚了,江步青把围裙递给妻子:“请老婆大人搭把手”。
“你醒醒吧,江步青!”袁韵恶狠狠地凶他: “我不是你眼里的家庭主妇!我要活出我自己!”
江步青被噎得说不出话。他看着两个哇哇哭的孩子,心里像被机床夹了一样疼。
争吵成了家常便饭。筒子楼的邻居们都能免费听现场直播。
“袁韵又开始了。”楼下的王师傅摇头。
“小江师傅真不容易。”楼上的李大姐叹气。
最精彩的一次,袁韵正吵到兴头上,江步青突然拿起搪瓷缸子,敲着节奏唱起来:“你一句呀我一句,生活就像二重奏,唱得好呀家和睦,唱不好呀满地愁……”
袁韵愣了三秒,“噗嗤”笑了。虽然只有三秒,但那是那一个月里,家里唯一的三秒安宁。

三、葫芦娃彻底拖住仕途
江步青本可以走得很远。他技术过硬,带徒弟也有一套,在厂里声望特高。第一次机会来的时候,技术科长的位置空出来,领导找他谈话。他回家跟袁韵商量,袁韵正为小吃店被人举报的事心烦,摆摆手:“当什么科长?天天加班,家里谁管?你那点工资,还没我一天赚得多!”
江步青张了张嘴,话又咽了回去。
第二次,副厂长人选提名,又有他的名字。领导拍着他的肩:“小江啊,你是苗族人,又是大学生,这是优势!”
他一路想着说辞回家,打开门,撞见袁韵跟人打电话谈生意,语气泼辣得能把电话线点燃:“什么?那批货有问题?我告诉你,我袁韵在道上混的时候……”
“道上?”江步青眼睛瞪得溜圆。
“商业道上!”袁横他一眼,继续吵电话。
江步青的话又咽了回去,像吞了个秤砣。

第三次,市里要从大厂调干部去挂职副市长,名单里赫然写着“江步青”(他是党委委员、总工程师)。徒弟舒可夫比他晚进厂几年,机灵肯干,是他一手带出来的,私下里总说:“江师傅,你去当副市长,我给您当秘书,保管把工作干得漂漂亮亮!”
可袁韵的话像盆冷水:“你走了,孩子高考谁管?你当你的官,我做我的生意,咱们各走各的道!”
江步青看着窗外的厂房,烟囱正冒着白烟,像他叹出去的气。他最终摇了头,对领导说:“我家里……实在走不开。”

四、爱徒完成了心愿也落下心病
不得已,江步青把心思全放在徒弟身上,手把手教舒可夫看图纸,跑现场,连怎么跟领导说话、怎么处理人际关系都倾囊相授。舒可夫也争气,一步步往上走,最后真的当了副市长,成了厂里人的骄傲。
他忽然想起爷爷给他起名“平步青云”的话,原来这青云,是可以让徒弟踩着上去的。
日子在争吵与和解中熬着,像老机床,咯吱咯吱地转。老大结婚,老二成家,袁韵的生意从一家小吃店开成了连锁餐饮,话却越来越少。两人之间的话,大多是关于孩子,关于柴米油盐,再也没有年轻时的苗歌和红绸舞。
筒子楼拆了,建起了新小区。老机械厂改制了,来了新厂长。江步青退休那天,车间的一众小年轻给他送了个牌匾:“一代名师”。他抱着牌匾回家,袁韵正在算账,头也不抬:“放储物间吧,占地方。”
2024年的春天来得晚,长沙的风寒意不减。江步青坐在自家十六楼阳台,一边给袁韵种的月季花浇水,一边刷着手机。

突然,“舒可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委监委调查”一行字映现在眼前,江步青手里的水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电话响了,是舒可夫的老婆打来的,哭得话都说不清:“江师傅……老舒他、他对不起您……”
江步青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他想起自己教舒可夫的第一课:“可夫啊,咱们搞技术的,就像这机床,每个零件都得在正位上。”
可当官的零件,和机床的零件,不是一回事。

那天晚上,袁韵罕见地早回家,做了几个菜。两人对坐着吃饭,谁也没说话。吃到一半,袁韵忽然开口:“你知道吗,那些年我拼命做生意,是怕你当了大官,看不起我这个小工人。”
江步青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
“我吵,我闹,是怕你飞太高,我跟不上。”袁韵低头扒饭,声音闷闷的。
看着对面的妻子,眼角的皱纹深了,鬓角白了,可眉眼还是那个厂文艺队的台柱子。他忽然笑起来,笑出了眼泪。
“你笑啥?”袁韵瞪他。
“我笑我自己。”江步青抹了把脸,“我怕你飞走,拼命想把你拴在家里。咱俩啊,就像车间里两个死咬的齿轮,你怕我转太快,我怕你转飞了,结果谁也没转痛快。”
袁韵愣愣地看着他,忽然也笑了,笑得肩膀直抖。
夕阳西下,斜阳金屋。江步青拿出身份证来,低头看着自己的名字,忽然拉长字音说出一句醍醐灌顶的话:
“江——步——青啦,讲——不——清,这人间祸福,真的讲——不——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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