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号	案件名称	判决时间	涉及药品	案件事实及判决理由
1	张某诈骗、周某等人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案	一审：2021年12月3日二审：2022年4月26日	麻醉药品盐酸哌替啶（杜冷丁）及第二类精神药品地佐辛	医务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吸毒人员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依法应当以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2	纪某林贩卖毒品案	2023年2月17日	阿普唑仑片	纪某林明知阿普唑仑是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仍贩卖给吸毒人员。
3	夏某欢贩卖毒品案	2022年12月26日	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	夏某欢身为依法从事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的人员，向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
4	巫某文贩卖毒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一审：2022年1月2日二审：2022年4月21日	力月西（咪达唑仑）、地佐辛等药品	2020年，巫某文系专业麻醉科医生，在网上认识被告人孙某后，以牟利为目的，二人明知力月西等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仍通过“翻墙”利用境外网络聊天工具Telegram（以下简称“电报”）进行贩卖。
5	肖某锋等人贩卖毒品案	2022年3月29日	盐酸美沙酮口服溶液系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	告人肖某锋、肖某芳、曹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盐酸美沙酮口服溶液系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须定点按量用于维持治疗的情况下，利用在某医院美沙酮维持药物治疗中心的岗位便利，先后23次共同采用虚增销售次数，每次加价30元或40元，让吸毒人员私自带出药物治疗中心的方式，向吸毒人员非法提供美沙酮近20000ml，获利后三人平分。
6	李某君等人贩卖毒品案	2021年9月13日	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	喻某才是从医数十年的外科、神经科医生，熟知国家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管理制度，但在收受了贩毒人员李某君的好处费后，以虚构病患的名义套出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提供给李某君，李某君将之贩卖给吸毒人员。
7	方某等人贩卖毒品案	一审：2021年3月30日二审：2021年6月1日	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	方某先后27次将9076包某1规定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贩卖给被告人柯某斌（贩毒人员），获利36304元。该案涉及多名诊所、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的医务人员，且属于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类犯罪案件，
8	张某东等贩卖毒品案	2020年7月10日	奥亭牌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	2016年至2017年9月间，被告人张月某东在其经营的福建省平和县文峰镇文美村“文美卫生室”，向被告人周某等吸毒人员出售奥亭牌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以下简称可待因口服液，每包10ml，含磷酸可待因9mg）共计375次，得款110957.8元。

在以上统计的案例中，非法销售管制精神药品的行为大多定性为贩卖毒品罪，此类案件在犯罪情节和主体上均具有同一性。从犯罪的构成要件入手，我们可以发现统计案例中的犯罪主体均是医务人员，在主观上他们是明知的，且以牟利为目的；犯罪客体侵害的是刑法所保护的公众健康，客观上大多医务人员均是利用职务便利，明知这些受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用于非医疗目的仍贩卖给吸毒人员。但巫某文一案中的贩卖对象不明，可最后也是定的贩卖毒品罪。不同的结果相同的认定，相同的情形不同的裁判，裁判如何作出，面对对象不明的情况时作出相同裁判的缘由何在，需要我们从实践中找寻答案。

三

管制精神药品佐匹克隆的性质分析

上述案例中，对涉及管制精神药品的在司法实务中大多认定为毒品，那什么是毒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二条第一款，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毒品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的，含有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等物质的，第二类是受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为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避免出现无法可依现象的产生，这一类采取的是归纳概括的方式，是需要司法人员进行分析认定的。

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司法审判拥有着绝对的权威，彰显的是司法的公信力。若判决错误，产生冤假错案，不仅损害司法权威，对犯罪嫌疑人更是致命的伤害。本案的关键争论点在于佐匹克隆片到底是药品还是毒品？我国立法中对该类物质的监管情况如何？

笔者查阅了我国现有对佐匹克隆进行规制的相关法律规定，在精神药品品种目录（2013年版）中明确了佐匹克隆属于第二类管制药品，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中，说明佐匹克隆主要治疗成年人睡眠疾病失眠症，能缩短入睡时间，显著改善睡眠质量，减少觉醒次数，是一种新型非苯二氮卓类镇静催眠的处方药。一般的处方药凭医生的处方，在医院或者是个体诊所及零售药店等具有相关资质的售药点可以进行购买。笔者通过走访药店了解到佐匹克隆在早些前凭医生处方，登记身份证件是很容易在药店购买到的，但因佐匹克隆被一些人拿来自杀的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其被滥用的危险性被国家严厉管控，现在在药店已经买不到该药品了。至于成瘾性的争论，在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齐鲁三辰(佐匹克隆片)药品说明书中不良反应有：与剂量及患者的敏感性有关，长期服药后突然停药会出现戒断症状(因药物半衰期短故出现较快)。

由此看来，佐匹克隆在医学上是用作改善睡眠的用药，正确服用有利于身体健康，确属药品，但一枚硬币有两面，佐匹克隆亦是如此，使用不当就成为了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当佐匹克隆脱离医药临床合法使用时，大剂量使用可引起昏迷和呼吸抑制，可导致运动与意识障碍。也因人的体质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而异，佐匹克隆的成瘾性尚无明确定论，因此，不宜将其列入第一类精神药品进行规制。不过国家药监局早就明确，自2014年1月1日起，不具备第二类精神药品定点经营资格的企业不得再经营该类药品；医疗机构在使用佐匹克隆时，需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来管理。如此，佐匹克隆涉及到违法犯罪时只能依据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分析认定。

四

非法销售国家管制精神药品行为的裁判思路

当一项犯罪行为需要定罪裁判时，法官不仅是要遵循法律，还应站在国家社会的层面思考法律设立的初衷，首先要做的是核实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与指控的罪名是否相符，其次是量刑建议是否罪刑相当，最后是分析自己的裁判是否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从行为上论证构成要件的相符性

“法律人的技艺，就是论证”。真相客观存在，不因论证而改变，但法官的主观认识以及由此作出的判断的正当性却是需要论证的，事实认定是首要的，而论证则支撑着认定的结果。可能充分的论证也未必能说服当事人，但却能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以及社会其他群体达成共识，彰显司法的理性。对犯罪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进行分析论证，既是遵循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同时人们又可以以这种标准来度量自己的行为，进而得出基本等同的结论，这就保障了判决的可预见性，行为人不至于受到恣意的处罚。

从本案来看，犯罪的主体是麓谷医药公司，这点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与客观方面，一审法院认定麓谷医药公司主观方面以牟利为目的，明知佐匹克隆是能够使人成瘾的精神药品，系毒品，客体侵害的是公众健康。客观方面伙同他人非法销售佐匹克隆，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二审法院则认为佐匹克隆在本案中是被作为药品销售的，虽然其违反了药品管理法规，但并不能否认其仍出于医疗目的，侵害国家对药品的正常经营管理秩序。客观方面没有证据证实佐匹克隆贩卖给了吸毒人员，故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笔者认同二审法院对麓谷医药公司非法销售管制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首先是佐匹克隆不能直接认定为毒品，如上所述，其属于第二类毒品，是否能够使人上瘾尚无定论，作为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其属性还需法官根据其使用目的进行定性，综合全案来看，现有证据只能证实麓谷医药公司非法销售的佐匹克隆流入了诊所、卫生室。解释刑法是法官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刑法解释又可分为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形式解释符合成文法的要求，而实质解释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实质解释坚持在出罪时要将没有实质危害的行为排除出去，实现刑法处罚范围的合理化。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佐匹克隆贩卖给了吸毒人员，也就是没有销售毒品的危害行为，应当排除，而销售给诊所、卫生室等应认定是出于医疗目的，2015年《武汉会议纪要》规定：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二）以法益衡量定罪量刑的边界

张明楷认为，刑法并非对一切的法益侵害行为都禁止，它只禁止那些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行为。法益侵害的不同也就产生了罪与他罪的区别。

从经济学上来看，法益衡量关系着国家秩序法益的对比分析，在法律的幅度内应当以损害小的法益来维护大的法益，而对当事人的惩罚也应当是他违反规则所支付的代价高于因违反规则带来的收益。这些在法律条文中得出不同的文义解释结论时，就需要法官综合法益衡量等进行判断。非法经营罪在刑法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从文义上来看行为人的行为需满足违反国家规定、实施非法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四个条件，从逻辑学上来说，此罪的小前提是行为人未经许可即在该领域从事经营活动且数额较大的事实，大前提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在某一领域内设置了行政许可这一制度，由此可以推出的结论是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正常的经营秩序，虽然这一法益饱受学界争论，有的提出保护的是市场经济秩序，有的提出保护的法益是市场基础秩序。但无论如何争论，对市场秩序的保护这是大众所公认的。“秩序是对于有规则状态的概括，蕴含着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麓谷医药公司本身是有经营国家管控二类精神药品的资质，未按规定将佐匹克隆销售给了没有经营资质的诊所、卫生室等医疗机构，其行为是未按国家规定从事经营行为，也就是非法经营，且数额较大，侵害的法益是国家对二类精神药品的管理秩序。

毒品犯罪是人类社会深恶痛绝的的公害，贩卖毒品罪保护的法益是公众健康，我国对毒品犯罪一直是保持高压态势，严禁严打。毒品害人，药品救人，毒品药品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关系到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毒品有可能是药品，药品也可能转化为毒品，尤其是受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双重属性尤为明显，不同的使用侵害的法益即不同，司法定性也大相径庭。如苏力所言，权力界限不是责任田，各权利间不可能都处于方方正正的形式下互不侵犯。因此，在罪名的认定上需要法官以法益衡量为指导，划分此罪与彼罪的边界。诚然，本案定性为贩卖毒品罪量刑上将更为严厉，打击的力度将更大。正如一审判决认定公司负责人李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但是我们都应当知道，“国家与刑罚权的起源及正当性都来自人民权利的转让”，人民的认知，公民权利的法益观是刑法权利的基石。麓谷医药公司的行为扰乱的是市场秩序，佐匹克隆是否在后来的过程中被流入吸毒人员手中，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当下销售的对象是诊所、卫生室等医疗机构，他们的功能是进行医疗服务。人民的生命与自由是刑法所保护的重要法益，刑法作为最后的保障法，应当保持其谦抑性，对未知的可能性不应当进行过多的司法评价，定性为贩卖毒品罪实为不妥。当在法益的衡量过程中，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及量刑平衡，在个案中展现公平正义。

（三）以利益平衡原则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赫克认为：“法律之所以产生，原因就在于利益这一动因，没有利益，人们不会去制定法律，法律是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的表现，是人们对各种冲突的利益进行评价后制定出来的，实际上是利益的安排和平衡。”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现代社会中，司法裁判既要坚持以法律为准绳，又不可无视大众观感，也不能随波逐流，好的判决要求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药品的分类更加清晰，观念有了很大的提升，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多种焦虑与压力，睡眠障碍成了大多数人的通病，佐匹克隆作为一种辅助催眠的药，因其药性以及副作用的减少也是被大众所推崇，在360百科上有国家支持药房按需销售佐匹克隆等催眠药以利于民众健康和药店效益等说明。从大众的利益出发，佐匹克隆是药非毒。

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要做到确实充分，要排除合理怀疑方可做为定案的依据，这是为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在法律制定时所确立的规则。本案中一审法官直接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统一纳入毒品的范畴，这种认定间接上肯定了麓谷医药公司出于贩卖毒品的目的，而最终流入非法渠道的精神药品最后流向毒品犯罪分子或者吸毒人员，事实上，这样假设性的认定并未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撑。这与刑事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相符，亦未排除合理怀疑，做到内心确信。这种一味地追求从严打击，刻板僵化地理解适用法律,过分地强调法律效果,忽视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不免有僵硬、机械司法之嫌,将导致公众的不满和社会的否定。

法律的制定就是各方利益最后博弈的结果，经济时代，在鼓励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需要规范经济秩序，这样经济发展之路才能运行通畅，当违反规定行为出现时，应以经济性刑法予以惩罚，而不可扩大化，毕竟刑法扩张一分，民众的自由就减少一分，刑法是国家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需要我们每一个法官始终秉持严苛、慎重、中立的态度和立场，在具体适用法律的时候，不仅要厘清罪与他罪的边界，还要衡量案件裁判是否能够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普遍尊重，做到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刑法的适用，关乎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在司法裁判中当张弛有度，审慎运用，方能承担起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美誉。刑法具有限缩性，当社会各方面同步发展到一定程度，各种矛盾均已调和，国民不再需要刑法保护重要利益时，少用甚至不用刑罚方是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

特别说明：因篇幅较长，本文已省略注释。

END

编辑：徐志鹏

主编：张辉黄小喜

编务：姜娜王婷

审校：刘浩洁陈遥霖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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