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中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斩获多项荣誉

入选案例一：“民事赔偿+行政监管”全力保护种业芯片——科某种业有限公司诉某县农业局植物新品种权行政处罚纠纷

某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系“R900”水稻植物新品种权人，该品种为具有特定遗传特性的核心育种亲本资源。2021年，科某种业有限公司与案外人签订《水稻种子委托生产合同》，委托其在某镇规模化制种“科两优9218”水稻。某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发现科某种业有限公司未经许可使用该品种后，向相关部门举报。某县农业局依法立案调查，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出具检测报告，认定“科两优9218”父本与“R900”为相同或极近似品种。经调解，科某种业有限公司向某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赔偿金280万元，某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出具谅解书并建议不予行政处罚。某县农业局经听证等程序后，依法作出没收涉案种子3.3万公斤、处货值金额三倍罚款188.1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科某种业有限公司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县农业局执法人员现场抽样，经两次专业鉴定，科某种业有限公司制造的“科两优9218”父本与某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培育的“R900”属近似品种，足以认定侵权事实成立。民事和解解决的是个体财产损失问题；而行政处罚针对的是科某种业有限公司破坏种业管理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二者法律属性与价值功能不同，民事和解不能阻却行政处罚的作出。一审判决驳回科某种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科某种业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运用“民事赔偿+行政监管”护航种业发展的典型案例。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核心育种亲本是种质资源的核心基因载体，其遗传特性的完整性直接决定育种创新质量与种源安全。本案聚焦“R900”优质水稻核心亲本，明确未经许可规模化使用授权亲本制种的侵权属性，厘清了民事和解与行政处罚的关系，确认行政处罚不因民事和解而阻却，强化了对种业管理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保护。本案裁判精准契合《种业振兴行动方案》“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行动”要求，通过强化亲本资源源头保护，防范优质基因流失与无序传播，为“粮食芯片”的自主研发与安全应用筑牢司法屏障。

入选案例二：创新运用证据组合破解举证难 保障智能电网技术推广应用——冠某达公司诉超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

原告冠某达公司是“电动跌落式熔断器”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涉案专利提供的熔断器有效改善了现有技术操作时稳定性差、容易松动的技术问题。冠某达公司发现，被告超某公司生产、销售的10KV 智能型高压跌落式熔断器为侵害涉案专利权的侵权产品，并通过公开投标的形式，成为某电力有限公司的中标人。目前，相关侵权产品已经集中供货完毕并广泛使用于相关电网系统。冠某达公司认为，超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生产、销售侵害专利权产品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诉至法院。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超某公司中标招投标文件中的技术参数、冠某达公司公证的产品实物照片，冠某达公司就证据所涉技术特征完成举证。在超某公司未能提交反驳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超某公司制造、销售的熔断器落入冠某达公司专利保护范围。综合考虑专利类型、中标涉案工程招投标金额及完成情况、合理维权开支等情况，法院依法判决超某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现场照片涉及多角度拍摄，除部分内部结构无法直接比对，其他均能够反映相关被诉产品的技术特征，且内部特征可以通过招标文件的相关技术规范确定。二审期间，冠某达公司对一审提交的照片现场进行了公证，完成了证据补强，一审法院将照片作为技术比对的方式并无不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破解专利侵权举证难题、服务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典型案例。该案明确对于客观上不具备勘验条件的被诉侵权产品，如专利权人已提交初步证据证明该产品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具有高度可能性，举证责任一般转移至被诉侵权人，被诉侵权人不能提供证据反驳的，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有效破解了特殊场景下的举证困境，对维护以专利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市场竞争生态、激励企业深耕技术创新、服务能源领域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入选案例三：明晰现有技术抗辩举证规则 有效防止扫地机器人领域专利权滥用——追某公司诉科某公司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

追某公司是“缠绕物清理组件、清洁组件及表面清洁器”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追某公司认为科某公司制造、销售和许诺销售的扫地机器人产品涉嫌落入其专利保护范围。追某公司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开支500万元。科某公司主张现有技术抗辩，其生产的Txx系列扫地机器人上市时间早于涉案专利申请日，且被诉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的技术方案与Txx机器人相应技术方案完全相同，构成现有技术。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经当庭比对，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全部技术特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关于现有技术抗辩，当庭拆解勘验后，现有技术产品与侵权产品的相关结构、特征基本一致，但双方仍对该产品是否具有侵权产品在清理缠绕物的工作状态下滚刷转速的技术特征持有异议。科某公司为自证，在某平台上购买了二手科某公司扫地机器人，显示相关时间节点均在涉案专利申请日前，无证据证明科某公司通过OTA远程升级的方式对转速进行了变更。对此，追某公司无法提交证据否认科某公司现有技术抗辩。尽管现有技术抗辩的举证责任归属被告，但是在被告已穷尽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原告亦应就还原案件事实承担责任。在被告已就现有技术产品的滚刷转速进行举证的情况下，现有技术抗辩成立，被诉侵权产品不构成侵犯专利权。追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明晰现有技术抗辩举证规则、服务人工智能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典型案例。当前，人工智能扫地机器人领域竞争日趋激烈，部分企业通过密集专利布局对竞争对手展开诉讼攻势，存在“专利囤积”“诉讼遏制”等不正当竞争风险。本案在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的基础上，合理分配现有技术抗辩的举证责任：首先认定被告应承担现有技术抗辩的举证责任，在其穷尽举证且已证明现有技术抗辩成立的基础上，原告提出质疑但未举出反证的情况下，认定现有技术抗辩成立。同时，明确原告掌握现有技术证据却拒不提交时，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裁判既有利于保护真正的技术创新，又有效防止专利权滥用阻碍行业进步，对确定专利权维权边界、还原现有技术抗辩相关事实的举证责任、引导人工智能企业理性竞争具有指导意义。

入选案例四：准确界定半导体专利技术特征 服务高端芯片产业发展——三某有限公司诉华某股份有限公司、华某（浙江）有限公司、华某（苏州）有限公司、正某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原告三某有限公司系“氮化物半导体发光器件以及制造其的方法”发明专利专利权人。三某有限公司认为，华某股份有限公司、华某（浙江）有限公司、华某（苏州）有限公司、正某有限责任公司未经许可实施了涉案专利，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四被告停止侵权，其中华某股份有限公司、华某（浙江）有限公司、华某（苏州）有限公司共同赔偿经济损失4千万元。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涉案专利说明书中记载了V表面坑产生层的结构、位置、组成、掺杂浓度和作用等，结合原告的陈述，故可以将V表面坑产生层认定为是判断是否侵权的重要依据。实施例中记载了设置V表面坑产生层的方式包括设定掺杂浓度和设定温度两种方式，故鉴定报告将掺杂浓度作为一个判定V表面坑产生层位置的依据并无不当。经比对，被诉侵权产品具有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3、6、7、8的全部技术特征。华某股份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正某有限责任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构成专利侵权。一审判决各被告停止侵权，华某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该案经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本案是准确界定半导体专利技术特征，服务高端芯片产业的典型案例，为此类复杂技术特征的解释提供了可复制的审理思路。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创新运用“技术领域—技术问题—技术方案—技术效果”四维一体的权利要求解释方法，从背景技术和发明目的入手，结合说明书进行体系解释，准确界定了“V表面坑产生层”等技术特征的内涵，既遵循了“以权利要求为准”的基本原则，又实现了权利要求合目的解释与技术方案本身的有机统一。

入选案例五：严格审查人工智能技术开发能力 护航数字人产业健康发展——启某公司诉白某公司软件开发合同纠纷

2023年5月24日，启某公司与白某公司签订《交互式数字人领域专属大模型构建技术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约定由白某公司向启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以构建“交互式数字人领域专属大模型”，启某公司按照约定向白某公司支付服务费预付款200万元。涉案协议履行中，启某公司与案外人北京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签订了《风险专利挖掘布局协议》，并支付了172250元，为新技术申请专利。合同签订后，白某公司开发进度滞后，且其开发的涉案交互式模型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相较于市场同类产品有很大差距。后因白某公司无法完成涉案协议约定技术服务，造成专利申请没有价值。启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退还预付款200万元。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合同，并根据双方在涉案协议中的履行情况，由白某公司退还启某公司预付款150万元。各方均不服，提起上诉。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交互式是涉案数字人模型的基础功能，白某公司开发的涉案交互式模型无法实现对话功能，还存在表情生硬、口型无法完全对上以及人物形象机械、有毛边等问题，与同类产品相比，并不具有市场竞争力，且未达到双方合作开发时期待的商业收益。一审法院判决合同解除，并根据双方在涉案协议中的履行情况，酌情认定白某公司退还预付款150万元，并无不当。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严格审查人工智能技术开发能力、服务数字人产业规范发展的典型案例。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人技术快速发展，部分企业为抢占市场虚构技术能力，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合同订立和履行中进行单方解释，导致技术委托方投入大量资金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严重阻碍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进程。本案明确在交互式数字人技术开发合同中，“交互式”是基础性核心功能，开发方交付的模型无法实现对话功能、表情生硬、口型无法同步、人物形象机械等，即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满意”标准，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预付款。本案裁判查实了技术研发方的真实科研能力，根据合同条款确定了双方对基础技术术语的理解，从实质上维护了合同履行的公平原则，对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市场秩序、防范技术欺诈、促进数字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入选案例一：代造知识产权、虚构高新企业 认定合同无效案——琪某公司诉中某公司专利合同纠纷

2019年，为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琪某公司与中某公司签订主合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合同》、从合同《审计代理委托合同》《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内容》，由中某公司代办相关事宜。后因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不成功，琪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中某公司返还审计代理费并赔偿损失。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同日签订的三份合同，虽形式独立，但实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中某公司在明知或应知琪某公司可能不具备认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委托第三方代为“制造”非基于企业自身研发、亦不用于实际经营的虚假知识产权，并配套提供审计等全流程服务，其行为实质系协助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虚构认定条件，意图规避《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强制性规定，骗取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及相关政策优惠，有悖于国家设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制度的初衷和核心价值，明显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法院依法认定案涉三份合同均属无效，判令中某公司返还部分审计代理费。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制度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具有显著的公共利益属性。本案裁判明确专业服务机构协助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虚构认定条件、制造虚假知识产权，意图骗取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及相关政策优惠的，相关合同无效，体现了人民法院维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秩序担当作为，警示专业服务机构应当恪守诚信底线、规范辅助服务，不得为谋取不当利益而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助力营造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市场氛围。

入选案例二：区域代理商滥用渠道优势地位 排挤竞争对手不正当竞争案——某科技公司诉某仪器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

被告某仪器公司是某生产厂商区域一级经销商（总代理），与原告某科技公司一同参与竞标，且投标产品中均有该生产商产品。某科技公司中标后向该生产商求购投标产品时，该生产厂商因某仪器公司原因而不能供货。某科技公司向某仪器公司求购投标产品，售价为市场价十倍。某科技公司为履行政府采购合同，通过他人线上购买该产品，且将能溯源销售渠道的部分铭牌、二维码撕毁隐去。某仪器公司获知该情况后至招标单位称产品存在“窜货”行为，并要求生产商向招标单位发函，称该批设备系非正规渠道采购的产品（窜货），不提供任何形式售后维修、保养、技术支持及质量保证等服务。某科技公司认为，某仪器公司利用其相对优势地位，妨碍其正常供货，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对其进行排挤，诉至法院，诉请判令某仪器公司等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损失与维权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仪器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系同一政府采购项目的共同投标人，双方在招投标全过程（包括履约阶段）存在竞争关系。某仪器公司滥用区域代理形成的渠道控制力，提出“市场价十倍”的供货条件，利用“禁止窜货”内部约定封锁替代性货源，要求厂商向招标单位发函并使用“翻新机”“贴牌”等负面表述等，为某科技公司履约设置障碍，以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该行为直接损害了某科技公司的履约利益和商业信誉，使其面临违约风险；间接损害了采购单位利益，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供给；更深层次上，该行为将企业内部销售管控机制异化为限制跨区域自由流通的工具，破坏政府采购招投标的公平竞争规则，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导向背道而驰。法院依法认定某仪器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停止侵权并赔偿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3.5万元。某仪器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利用区域代理、渠道控制等相对优势地位，以“断供抬价”“窜货追责”“拒绝售后”等手段对竞争对手实施“软性封杀”，形成市场封锁效应，严重破坏竞争生态。本案明确非垄断经营者滥用相对优势地位，通过设置履约障碍排挤竞争对手，构成不正当竞争；生产商的法定产品质量与售后责任不因销售渠道而免除。本案填补了“渠道霸凌”“软性封杀”等行为的法律规制空白，为品牌方设计代理协议提供了合规指引，推动商业合作从“渠道为王”向“诚信共赢”转型。

入选案例三：同业竞争者借维权之名 夸大事实商业诋毁案——紫某公司、提某公司诉黄某公司、徐某某商业诋毁纠纷

紫某公司系xx5文章排版编辑插件系统V1.0、svg布局编辑器系统V1.0的著作权人。原告提某公司系“xx5”商标权人，xx5编辑器为提某公司旗下产品。被告黄某公司系x排版编辑器的运营主体、“x排版ProV0.9”和“x排版微信智能图文排版软件V1.0”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人。徐某某是黄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21年5月13日，黄某公司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称xx5编辑器涉嫌抄袭x排版编辑器的原创设计样式、伪造x排版假官网和教程网页劫持流量，与x排版黑科技编辑器高度相似，大部分组件代码几乎100%重合等。2024年1月、7月，黄某公司在各大网络平台相继发布文章，反映xx5编辑器涉嫌抄袭、伪造等内容。2024年8月1日-2日，黄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某在其微信朋友圈陆续发表xx5编辑器可能已经破产倒闭跑路、创始人和法人失联超过15天等言论。同时，黄某公司相继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紫某公司、提某公司侵害其相关知识产权。

紫某公司、提某公司以黄某公司、徐某某的涉案言论构成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黄某公司、徐某某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判决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各方均不服，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黄某公司的维权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其将双方争议在未经依法审判之时，即将未定论的状态作为已定论的事实通过互联网公开发布，夸大、不实描述侵权事实，并通过给予福利等方式诱导公众转发涉案文章，未能尽到同业竞争者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客观上亦损害了紫某公司、提某公司的商业信誉，超出了正当维权的范畴，构成不正当竞争。徐某某作为黄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主要决策者，在明知或应知部分事实尚无定论的情况下，仍转发相关文章，并加以不当评论，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亦加剧了误导性信息的传播广度与深度，放大了对紫某公司、提某公司商誉的损害风险，与黄某公司构成共同侵权。故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前，部分市场主体将社交媒体平台异化为“私人法庭”，通过“网络审判”等方式将未经司法认定的争议事实作为定论进行夸大传播，通过舆论“未审先判”，试图左右司法判决，破坏竞争对手商誉。法律允许权利人实施一定的私力维权行为，但应明晰边界，发表的言论应限于披露客观事实、提示法律风险、声明维权意愿等合理范围，不能夸大、歪曲或捏造，损害他人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借竞争打压对手，以维权实施损害，以及在私力维权中超出法律容忍度的不当或过当行为均应受到制约。本案划清正当维权与商业诋毁的界限，引导当事人停止非理性对抗行为，回归核心技术攻关与商业模式创新，对推动企业创新、营造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