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为网友提供素材，本人根据素材编写的短篇小说，欢迎网友提供素材，你来讲，我来写！）

第一章 乱坟岗上的大学

我是湖南常德人。

二〇一三年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我父亲站在客厅中央举着分数条足足看了三分钟。那张粉红色的成绩单在他微微发抖的手指间晃啊晃，晃得我心都提起来了。他看完之后什么也没说，走进卧室把那张分数条递给我妈，我妈看了一眼，抬头看我，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我的分数，恰好过了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殡葬专业录取线。

殡葬专业。

我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整个流程是这样的——第一志愿填了一所二本的什么会计专业，第二志愿填了一所三本的什么市场营销，第三志愿凑数的，随手勾了一所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而我父亲死活不同意我去外地读书的那个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栏里，选择的专业叫“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

看到我被这个专业录取了的时候，整个家族炸开了锅。

我妈哭了两天：“我的崽读了十几年的书，怎么会去读这个嘛，你爷爷那辈人就是地里刨食的，好不容易把你供到城里来读书，你怎么好意思去做那种事嘛——”

我外婆在常德老家的电话那头用带了哭腔的长沙话责怪我父亲：“你这个做老子的也不把关，这个妹妹去学摸死人的事，以后怎么嫁人落——”

同学群里的反应更直接。有个高中跟我坐了三年同桌的男生发了一条消息到QQ上：“你学那个以后是不是天天要跟死人打交道？那也太吓人了吧。”

班上一个平时说话刻薄的女同学追加了一条：“我看她这个专业以后怕是找不到对象落——”

我没回那几条消息，坐在高中母校操场边上发了一个下午的呆。

九月份开学，我坐着大巴车从常德到了长沙，在长沙火车站前坪晕头转向地转了半个小时后才找到114路公交车的站牌，投了两块钱纸币坐到终点站下车，拖着行李箱走进了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大门。

民政学院在长沙雨花区香樟路那一带，围墙外面是热闹的安置小区和商业街道，围墙里面的格局跟长沙其他的大专院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教学楼、宿舍楼、食堂、图书馆、运动场，该有的都有，也都不算简陋，甚至比我想象中要好一些。

但是第一天入校，带我办住宿手续的学姐说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

她带我从办理手续的行政楼出来，朝宿舍区的方向走，路过了殡葬专业的那栋实训楼。那栋楼的门口停着一辆刷了白漆的中型面包车，车身上印着“长沙市民政局遗体接运车”几个黑体大字和一个我没有细看的标识。车旁边站着两个穿深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一人嘴里叼着一根烟，烟灰掉在他们面前的柏油路面上。

学姐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脚步慢了下来，压低了声音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以后少在晚上一个人在校园里走路。”

“为什么？”

“我们学校这块地方，以前是长沙最大的乱坟岗。”

第二章 墓土上的青春

我是从学姐嘴里听到那个信息的第一个版本，又从高年级师兄和几个老师的不同渠道逐渐拼凑出那块土地来历的第二个、第三个版本。那些信息存在着一些不太统一的表述差异，但核心的那一条事实没有任何分歧：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现在这块地盘，在四九年以前，乃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内，都曾经是长沙城外最大的一片乱坟岗，埋葬过无数形形色色死于非命的无名亡魂。

我大一下学期的《殡葬文化学》课上，那个教这门课的老教授姓蓝，五十多岁了，头发花白稀疏，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上总是蒙着一层灰，蓝教授上课说话的声音很轻很慢，像是怕惊醒什么东西似的，但每一句话都讲得特别精准。

他在多媒体屏幕上投出了一张长沙旧地图，用激光笔的光点在那张地图上一大块灰绿色的区域来回扫了一圈。

“同学们，我们学校现在的这块区域，在民国以前一直属于长沙城的义地范围。”

“义地”这个词，用更通俗一点的说法来翻译，就是专门埋葬那些没有人认领的无名尸骸的地方，也包括那些因战争、瘟疫、饥荒等大规模死亡事件中集中掩埋遗体的公共墓葬区域。蓝教授说，这个地方埋葬的人数量极为庞大，且绝大多数遗体在入土时都未经正式入殓，没有棺椁，没有墓碑，没有铭文，没有任何可以被后世追溯的身份信息。

蓝教授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用一种近乎不动声色的语气说了一句很简短的话：“我们现在校园的每一寸土地下面，都埋着骨殖。”

他的那只激光笔从那张旧地图上移开，光点消失在了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上，灯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

教室的窗外有一棵老樟树，枝丫在窗玻璃上投下了婆娑的影子。风吹过来的时候，那些影子就在我的课桌上一阵一阵地晃动。

“你们当中如果有哪位同学在中午十二点之后在学校里午睡过，”蓝教授摘下眼镜来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面无表情地补了最后一句话，“可能已经有过类似的经历了。”

那天中午，我在女生宿舍7号楼的床上午睡的时候，亲眼看到了蓝教授所说的“类似的经历”。

那是我在民政学院住寝期间经历的第一场鬼压床。

鬼压床的科学解释我后来在图书馆的医学期刊上查到过——睡眠瘫痪症。人的意识在快速眼动睡眠结束阶段提前苏醒，但身体还处在肌肉张力被抑制的麻痹状态，于是大脑感知到了一种“意识清醒但肢体完全无法动弹”的割裂体验，同时极易伴随出现各种异常鲜明的幻觉。

医学上是有解释的。但是你用这个来解释医学范畴之外的那件事，还是解释不通——或者说解释的通，但又解释的太轻易了。

那天中午我是十二点四十五分左右躺下的。

长沙九月的暑气还没有完全消退，宿舍的空调又一次坏了，旧风扇吹出来的风像热浪一样把我的脸烘得发烫。我仰面躺在上铺的单人床上，盖了一条薄薄的空调被，把被角拉到下巴的位置，眼皮沉沉地合上了。

午睡的睡眠状态断断续续的，半梦半醒之间感觉到有人在我的枕头旁边走来走去。脚步声很轻，轻到我的耳朵几乎捕捉不到具体的声音数据，但是那股被人近距离挨着的压迫感极其强烈。

有人在靠我很近的地方弯下了腰。

那股压迫感越来越强，强到我本能地想睁开眼睛看看是谁站在那里。

我睁开眼了。

但我只能睁开最浅表层的那一层眼皮。

我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宿舍里午休的日光灯管发出的光线。但我浑身上下所有的肌肉都不听大脑的指令了。我的手抬不起来，我的身体翻不动，我的脖子转不了，我连嘴唇都无法打开。我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物质从头到脚灌满了，那个物质把我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都焊死在了一个固定的空间位置上，不允许我做出任何幅度大过一微米的动作。

然后我看清了站在我枕头旁边的那个人。

不是“那个人”——是那双脚。

一双穿着黑色皮鞋的男人尺码的脚，就稳稳当当地站在我上铺枕边的那一小块地面上，脚尖朝向我这一侧，像是那个人在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的脸。

那双黑色皮鞋的上方，是两条被深蓝色长裤包裹着的小腿。裤管的下摆落在皮鞋的鞋面上。

我的上铺床板离地面的高度大概是一米八左右。

眼前这个穿着深蓝色工装裤的人整具身体以直立的姿势站立在我上铺的床边，朝我的方向微微低着头，在我不完全睁开的眼睛的视野里占据了几乎半面天花板的面积。

那身工装的样式，跟停在我们殡仪实训楼门口那辆遗体接运车上两位殡仪馆工作人员的工装款式是一样的。甚至那几处不合体的、过于肥大宽松的褶皱，也都是一样的。

心跳的鼓点在我的胸腔里疯狂地擂动，咚，咚咚，咚咚咚，节奏一次比一次快，快到我快要数不清它的节拍。

我的五根手指在做最大幅度的蜷缩的尝试，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那些疼痛的信号无法从手掌传递到我的大脑皮层去阻断那股看不见的力量。

那脚步声在枕头边来回走动了大概一两分钟。

然后停止了。

所有的不适感在同一瞬间消失了，像一盆被倒掉的水，碗底什么都不剩。我的手指可以动了，我的脖子可以转了，我的嘴唇可以张开了，手脚上那股沉甸甸的负重感陡然烟消云散。

我从床上猛地弹坐起来。

寝室里的人都在。下铺的丹丹在下铺玩手机，另外两个室友一个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书，一个戴着耳机在上铺打游戏，还有一个人斜躺在对面的床上歪着脑袋在打盹。

没有一个人的穿着跟那双黑色皮鞋的下半身同色。

“你刚才哪个站在我枕头边上咯？”我说。

“没啊，”丹丹抬起头来看我，“我从头到尾都没离开过床诶。”

“我没动过。”看书那个室友说。

打游戏的那个在上铺什么也没听见，取下耳机来问我：“怎么了？”

我没说话。

那天的鬼压床事件之后我在民政学院那一层的学生宿舍里的知名度忽然飙升了不少。同一楼层的几间寝室的女生陆陆续续跑来问我那时候看到的是什么，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长什么样的脸。

我每一次回答的版本都是一样的。

“我没看到脸。我只看到了一双穿着黑色皮鞋的脚。裤管的颜色是深蓝色的。那个裤子的质地不是很软的棉布，像是有点硬的工装布料。”

那双深蓝色的工装裤管、那双刷了一层薄灰的黑色皮鞋、那个从来不会在白天出现的无脸的男人，是民政学院这个建在乱坟岗上的校园里，没有登记在任何官方文件中的、最资深的一批“住客”之一。

第三章 殡仪实训楼的“倒影”

民政学院殡葬专业的实训楼，那栋楼是我们专业所有课程当中最核心的那个所在。

如果不考虑那些在地理空间上与殡葬实体单位没有直接物理关联的文化课教室的话，殡仪实训楼的内部结构和功能分区其实就是一个小型殡仪馆。遗体整容室、防腐实验室、告别厅模拟区、火化机模拟操作间——除了没有真实的遗体长期存放之外，该有的设施设备一应俱全。

我大二的时候在那栋实训楼里的课时最多，每周至少三四天的时间是在那栋楼的各个教室里度过的。

第一次上遗体整容实操课那天，带课的老张头用钥匙捅开了整容室那道厚重的金属门。门的钥匙转了几圈才发出咔哒一声解锁的声音，铁门被推开的时候门轴发出令人浑身不自在的尖利刮擦声。

整容室不大，四十来平米的样子，正中间摆了一张不锈钢遗体整容台。台面边缘的挡水沿被灯光映出一道细细的高光带，整容台旁边是一辆堆着各种瓶瓶罐罐的不锈钢小推车——特殊配方的清洁剂、填充剂、缝合针线、棉球、纱布卷、调色盘、调色刀。墙面上嵌着几个嵌入式不锈钢储存柜，柜门关得严严实实的，柜门上没有铭牌，看不出里头储存着什么东西。

老张头领着我们走到那张整容台跟前，用手掌在光可鉴人的不锈钢台面上拍了拍，声音沉沉的像拍一口半满的水缸。

“你们以后大部分的操作都会在这上面完成，”老张头的语气平稳极了，像是在说一件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的事，“我已经在这个地方教了十几年书了，每一届同学都会问同一个问题——这间房里有没有那些东西。”

他顿了顿，把手从整容台上抬起来，目光在我们这帮脸上还带着青涩表情的年轻人脸上缓缓扫过。他说的“那些东西”是指什么，全班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殡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们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问鬼神，不避邪祟，不触霉头，不犯禁忌。

“我的回答是，”老张头说，“我从来不在十二点半以后在这栋楼里午睡。我也不建议你们这么做。”

全班的气氛忽然变了。不是那种惊悚片里猛然变调的音乐音效带来的压迫感，是一种更缓慢、更沉滞的胶着状态的转换，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把整间教室的时针往后拨到了某个说不清的区域。

我们在那间整容室里上完了剩下的实操课内容。两节连上大课一共九十分钟，后半程的时候我在实操笔记上写了几行内容，然后抬起头发了个呆。我的视线无意识地在整容室里扫视着，从整容台的挡水沿到小推车的第二层隔板，从第二层隔板到那排嵌进墙体的不锈钢储存柜。

柜门是银灰色的抛光不锈钢材质，像镜子一样把那间整容室里大部分区域的光线都反射了出来。

我在那面银灰色的柜门镜面上，看到了一个人站在我那排实操小组的身后。

不是我们班的学生，也不是系里的老师，不是那天下午任何一个进出过那间整容室的人类活体。

那个人站在全班最后一排同学的身后方，距离我大概七八米的位置上，柜门镜面的反射角度把他的全身像完好无损地映射在了那块狭长的不锈钢表面上。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从他的身形轮廓和站立姿态上判断出那是一个成年男人，体态偏瘦。

他的脚边有什么东西在动。

白褂的下摆。

他是穿白褂的。

民政学院殡仪系的白色实训褂。

我跟他对视的那一瞬间，整条脊椎骨都凉透了。不是温度，是那根从第一颈椎连接到尾椎骨的脊柱被人握在手里，用力地、缓慢地拧了一下，拧得整个人的生理平衡都被打乱了。

我不敢动弹。我的眼神从那面不锈钢镜面上移开的那一毫秒时间内，镜面反射里的那个人，他的身形轮廓朝着我所在的方向跨出了一步。

柜门镜面里映出来的其他画面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同学们还在低头看着老张头手里的缝合针。日光灯管的白光还是那样平淡地铺满了整个整容室的每一寸天花板。甚至连镜面反射中我自己脸上最细微的表情变化，都被那块抛光得像平静水面一样的不锈钢镜面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镜面里的“世界”有一个数据跟我所在的“真实世界”没有对上。

镜面里我的身后，空无一物。

那个穿着白色实训褂的成年男人的身形轮廓，从镜面里消失得干干净净。但他也不是从我眼睛所注视的那块不锈钢表面的既定位置上凭空“消失”的——他是从镜面的“世界”里后退了一步，我的眼睛没有捕捉到那个后退的动作，只在那一瞬间感知到了某个人从我的视野里退出去了。

那个男人在一个不属于人类世界的空间里退了一步，就彻底不存在于我所能观测到的任何物理现实里了。

老张头的声音在那时候响了起来：“好了，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大家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下课了。”

不锈钢镜面的“世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整容室里的空气没有留下一丁点诡谲的气息。日光灯管的光线稳定地滋养着那些不锈钢表面上的划痕。

老张头一边整理缝合器具一边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话：“以后实操课分组操作的时候，每组的同学最好挨得近一些。不要单独落在队伍最后面。尤其是下午的课。”

“尤其是下午的课。”

这句话里每一个字的准确措辞、每一个字被说出口时的语调变化乃至每一个字之间的顿挫间隔，后来我在无数次失眠的夜晚复盘过，没有一个字的安排是随意的。

他知道。

他一直都知道。

第四章 下午的睡眠禁忌

在民政学院殡仪系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铁律：永远不要在下午十二点半以后在你的宿舍里睡觉，也永远不要在那些殡葬专业课的实训教室里闭眼。

这条规矩的版本有很多种措辞，但核心内容一模一样。连在我大二那年因为患了重感冒实在扛不住了在宿舍里睡了一场午觉被吓得两天不敢回到那栋楼里面去的丹丹，也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重复给了我。

“丹丹，你在午睡的时候看到什么了？”我问。

她坐在食堂对面的花坛边沿上，手指无意识地在手机壳的背面刮来刮去，刮得那个卡通手机套的磨砂表面起了一层白沫，她沉默了很久才抬头看我，双眼下面的黑眼圈重得像被人用炭笔描了一圈。

“我看到一双穿黑色高跟鞋的女人的脚，站在我的枕头前面。腿以上看不到。”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字一顿地说出来的。

“那双高跟鞋上印着一朵暗红色的花。”

我把丹丹从花坛边拉起来，把她带到食堂去吃了一碗热汤面。她坐在我对面吃着那碗红烧牛肉面的时候手指还在微微发抖，筷子夹着面条送到嘴边之前面条从筷子的缝隙里滑下去好几次，汤水溅到了她白衬衫的衣领上。

她吃完那碗面之后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看着食堂门口来来往往的人群，忽然冒出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你信不信咱们学校下面埋着的东西到现在都没收拾干净？”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堵了一块东西似的，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

民政学院建在这片乱坟岗上的占地面积很大，那些被埋葬的骨殖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确的统计数字，也从来没有人能够把它们全部从地下挖出来重新安置到某一个安息之地去。

大多数骨殖就一直留在了原地，留在他们曾经被掩埋的地层里。然后推土机和挖掘机开过来了，水泥和钢筋浇筑过来了。混凝土的地基打下去几米深，把那些骨殖压实在了混凝土预制构件和原始土层之间的夹层里，再也翻不动身，再也挪不了窝。

他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

他们只是被我们盖在了一座大学的教室和宿舍楼的底下。

第五章 殡仪馆的夜班

大三实习，我被分配到了长沙市区内一个殡仪馆的遗体接运岗位。

说实话，在民政学院待了快三年，我对殡仪馆这个环境早就没那么害怕了。上殡葬专业的课天天接触遗体整容、防腐实操、告别厅布置，那种刚入学时听到殡仪馆三个字就后背发凉的生理反应，已经在日复一日的实操训练中磨灭得差不多了。

但殡仪馆有一样东西，比殡仪专业的实训室更加让人神经紧绷。

殡仪馆晚上不关门。

无论轮到哪一天、哪一个时段，殡仪馆对外的门户永远不会上锁。不是不能锁，是不敢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锁门之后无法及时接运新送达的遗体的情况，或者夜间值班人员因一时找不到钥匙而无法进入存放遗体的区域开展必要的准备工作，所引发的连锁后果不是一个普通工勤岗位可以承担的。

我值夜班的那一周，师父姓周，四十二岁，个子不高，不胖不瘦。周师父做遗体接运这行之前是在建筑工地上做水电工的，后来转行到了殡仪馆，一干就干了将近二十年。

他抽烟很凶，每天两包白沙烟起步，值夜班的时候抽得更厉害。

那几天长沙市的气温降得很快，十月底的秋风带着一股潮湿的凉意从殡仪馆的水泥院坝上刮过去。周师父裹着一件旧军大衣，搬了一把折叠椅坐在殡仪馆大楼正门口，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头的橘红色光点在他粗糙的指缝间一明一暗。

“周师父，”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你觉得殡仪馆晚上闹鬼不？”

“看你这个鬼字是怎么理解的。”他没看我，视线望着大门外面黑漆漆的马路，幽幽地说。

“怎么理解？”

“你要是说的鬼是那种披头散发穿白衣服到处飘的，那我没见过，来了二十年没见过。但你要是说的鬼是那种——有些事情你解释不了的，那我见过不少。”

周师父叼着烟，眯缝着眼睛回忆了一会儿。

“有一次吧，前年的事了，晚上十一点多。”

他掐灭了手里的烟头，又重新点上一支，那根烟夹在他微黄的手指间，烟雾升腾起来在他那张沧桑的老脸上缠了一团又快速消散不见。

“来了一家子送老爷子的，走得很突然，傍晚时候咽的气，连夜就送过来了。那个老爷子的遗体一送到我们单位，我们惯例是要做常规检查的，要把遗体从尸袋里面移到推车上送进冷藏间，身体上面的衣服和物品要登记，要清洁，要做一系列的手续。我做接运这么多年了，各种遗体的状态都见过，这个老爷子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脸部的表情不太好看，面相有点凶。”

“他家里人走得急，没给他换衣服，穿的是自己平常的衣服，棉衣棉裤，那种老式的格子花纹棉裤。”

周师父在那片黑暗里又沉默了很久。烟雾从他的鼻腔里呼出来，一团一团地盘旋在我们俩之间那片逼仄的空间里。殡仪馆那几个冷藏间的灯管照在走廊地面上，我盯着地面上的光线出了几分钟的神。

“那天晚上我忙完了所有的常规程序，差不多是凌晨一点多了。我到办公室去喝水，把保温杯接满了开水，站在窗户前面往院子里看的时候看到了一样东西。”

“院子里什么都没有啊，路灯亮着，空荡荡的一片，跟每天晚上一模一样。但走廊尽头的灯管忽然闪了一下。我以为是灯管接触不良，也没在意。喝着水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冷藏间的门口——我听到里头传出来一声特别清楚的声音。”

他顿住了，手指夹着的那根烟烧到了过滤嘴的位置，烧焦的醋酸纤维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

周师父把那根燃尽了的烟屁股弹进院子里的水泥地上，站起身走到院子的边缘，面对着殡仪馆大楼的墙壁站了好一会儿。他的背影在那面冷灰色的水泥墙前面显得异常渺小，军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挡住了他的半边脖子。

“咔哒，咔哒。”

“像是什么东西在那里响了两下。节奏特别慢，慢到你以为是你的耳朵出了毛病。”

他转过身来，走回折叠椅旁边重新坐下。

“我站在冷藏间的门口站了很久，听里头还有没有声音。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以为是暖气管道热胀冷缩产生的声响，就走过去了。”

“但第二天早上接班的时候，”周师父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要跟殡仪馆院坝上那些凉透了的风融为一体，“冷藏间的门上多了一样东西。”

“那个老爷子的一只鞋。左脚的那一只棉鞋，挂在冷藏间的门把手上。”

“那是我从老爷子脚上亲手脱下来的。”

“脱下来以后放在他遗体旁边的那个不锈钢台面上了。”

“门口的路那么远。冷藏间的门把手那么高。”

周师父把军大衣的领子又朝上扯了扯。凌晨的风吹得越来越紧，院子里那几棵老樟树的树叶开始发出了呜咽般的声响。

“我就知道那天晚上我听到的咔哒声是怎么回事了。”

“是那个老爷子，用他自己的鞋在敲那扇冷藏间的门。”

第六章 接运车上的第三个人

我在殡仪馆实习的那几个月，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跟着周师父出五六趟车。接运的地点五花八门——有市区的医院太平间，有郊区的民宅，有养老院，也有车祸现场的临时等待区。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接运，是从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太平间接一个因肝癌晚期离世的中年男人。他家属说他在查出肝癌之后的一年多里受尽了各种治疗的折磨，到最后瘦得皮包骨头，脸上的颧骨高高地凸起来，嘴唇瘪进去，两个眼眶深陷得像是两个黑洞。

周师父和我把那个男人的遗体从太平间的冷藏柜里移出来，放在接运车的担架床上。他的身体轻得不像是个成年人应有的重量。

我坐在接运车的后排座位上，周师父开着车慢慢地行驶在回殡仪馆的路上。城市的灯光从车窗外晃进来又晃出去，在车厢内部铺了一层又一层的明暗过渡的光影带。凌晨的路面几乎没有其他车辆同行，只有殡仪馆的那辆白色依维柯沿着那条没有尽头的城市马路缓慢地行驶着。

车内的空调开了暖风模式，吹出来的气流在车厢里形成了一股稳定的温度场。

我正在低头填写接运登记表的几个基本信息栏，握笔的手指忽然像被什么东西触碰了一下。不是被物理意义上的某样东西碰到的，是那个手指附近的小范围区域内的气流成分忽然出现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变化，像是有一个本来没有在这里的人在那一瞬间进入了那个狭小的空间区域，他走近的那个动作带动了区域内空气分子的移动。

我开始注意接运车内后排座椅区域的反射角度。

殡仪馆的接运车内部配置跟普通车辆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其中最大的一项区别在于车的后部区域为了安放遗体担架和相应设备，座椅的设置方式是比较特殊的。而我这只握着笔的手在填写表格时，通过依维柯车那扇没有贴过度颜色遮阳膜的侧窗玻璃，看到了后排座椅上方的那一小块局部区域的反射画面。

车窗玻璃上除了车厢内部那些固定物品的位置反射以外，多出来了一样东西。

一个半透明的人形轮廓在我右侧的车窗玻璃上安静地存在着，它头部朝向驾驶室的方向，似乎是在看着正在开车的周师父的后脑勺。

它的色调不是任何一种我能用颜色名称去描述的东西。

透明。但又不是那种玻璃材质的透明。那种透明的质感近似于水。水是没有颜色没有厚度的，但有质量，有自身的轮廓框架，有可见的几何边界。那个半透明的人形在那块侧窗玻璃上保持着持续的稳定性，它没有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也没有在车内的任何一个反射角度里移动位置。

它只是在那里。

安静地，顺从地，毫无攻击性地，跟着这辆殡仪馆的遗体接运车在长沙这座城市的某一条马路上面朝着某一个不确定的方向行驶着。

我不敢转头。

我不敢把目光从那块侧窗玻璃上移开。不是因为移开了就会失去那个半透明人形轮廓在我视野中的存在，恰恰相反，是因为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不需要依赖我眼睛的注视。它在不在那个位置上，跟我看不看它没有任何关系。它不是以我的意识为存在基础的某一个幻觉。

它是以它自己的意愿为基础，出现在了我们这辆接运车的后排座上的。

它选择与那具因病痛而消瘦的遗体共同完成这最后一程。

它在车厢里轻轻地调整了一下身体姿态。

那阵细微的气流在车厢内部拂过我的脸颊时，有一股清淡的、不属于任何人工合成香氛的植物的气息从后排的方向传了过来。那个气息非常短暂，短暂到如果不是我整个人的知觉系统在那个时间段内已经紧张到了最敏感的状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归结为——

我死去的爷爷的烟斗里的烟丝燃烧时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

那是我老家的堂屋里最深处的那个位置在冬天的傍晚时分，我爷爷咬着那个古铜色的老烟斗抽旱烟的时候，烟斗里面烟草燃烧时弥漫在整间堂屋里，散不掉又走不出去的那种味道。

爷爷已经去世十一年了。

如果人的嗅觉记忆可以被一个人的大脑皮层储存数十年之久并在特定情境下被某种神经信号瞬间唤醒的话，那我在接运车里闻到的就是他生前抽过的那种黄灿灿的旱烟丝的余味。但那个信息在我的理智接受了它之后，我的直觉告诉了我另一个更加无法被任何生物学或医学教科书加以归纳的内容——

那个爷爷的旱烟的气味不是被我的嗅觉记忆从大脑深处调取出来的。

它是真正地、切实地、有来源有载体地在那辆殡仪馆接运车的后排座车厢里，从我身后那个我看不见的角度，携带着一个亡故多年的老人留在人间所有无法被时间湮灭的痕迹，短暂地回归了一次。

那个肝癌离世的中年男人。

会不会是我爷爷用这种他不会第三遍说出来的方式在告诉我——

他一直在。

第七章 殡仪系毕业

我在民政学院殡仪系读了三年书，毕业后没有像大多数同班同学一样进入殡仪馆或者公墓从事对口工作。我在长沙找了一份跟殡葬行业完全没有关系的文案策划工作，租了一间离公司不远的单人公寓，开始了普通白领的普通生活。民政学院的那些日子——实训楼不锈钢柜门的镜面反射里穿白褂的陌生男人、下午十二点半以后女生宿舍床上反复出现的鬼压床现象、跟周师父一起出车接运遗体时那辆白色依维柯后排座上的半透明人影——所有这些故事在长沙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里，随着高架桥越架越高、地铁线越挖越深、摩天大楼越盖越密，渐渐地不再有人提起。

但我不一样。

我忘不了。

那所大学建在一座巨大无比的乱坟岗遗址上的事实不会因为毕业证的发放而与我们这批从那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解除任何实质性的关联。我们脚下的地层里埋藏着的那些无名骨殖不会因为我们走出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就自动从我们的体内将他们的存在一起抽走。

他们与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联系，在那栋实训楼的白褂男人站在柜门镜面的“世界”中朝我跨出一步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那个白褂男人以只有他才能运用的镜面世界对我的肉眼进行了一次跨空间的精神烙印，把它烙印到了我身体的某个层面的结构当中。

周师父告诉了我那一年他在殡仪馆值夜班的时候听到了冷藏间门把手的棉鞋敲出的咔哒声的那天晚上，我没有把我在接运车后排座上看到的人形轮廓的事情告诉他。不是因为我害怕他会笑话我的胆小，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跟周师父那个故事的底层逻辑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太容易被看穿，但一旦被看穿就会让整个故事情节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转折过去的那个关键节点——

那个在车窗玻璃上出现的人形轮廓，可能从来就不是那个肝癌离世的中年男人的魂魄。它可能是在那辆接运车从殡仪馆出发前往第一人民医院的路上就一直在那里了。它可能跟每一天、每一次从殡仪馆的院子里驶出大门的遗体接运车绑定在了一起。它的那个半透明的、几乎不占据任何实际物理空间的形体，是这辆车无法从法律程序上加以拒绝的一位常态化乘客。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它不消失也无所谓。

它会在那辆白色依维柯接运车的后排座椅上持续地存在着，护送每一位来不及跟这个世界好好告别的亡者走完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条旅程。

它的使命不在于被活人看见。它的使命在于将那些不知自己已离开人间的魂魄从生死的分界线这一侧度到更靠近那一侧的位置上去，然后把他们完好无损地送达殡仪馆的冷藏间门前，再悄无声息地回到接运车的后排座椅上。

它不说话，不走路，不呼吸，不挑拣乘客。它不是殡仪馆的员工花名册上登记在案的人员编制中的任何一位，但它的考勤记录比这辆接运车上坐过的任何一个驾驶员都要完整。它在这条线上跑了不知多少个来回，那个次数足够让它自己对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离别方式都产生出一种不愿再多看一眼的倦怠。

但它每一天每一趟都会出现在那辆接运车最后排的某一个准确的座位位置上。

从不缺席。从不抱怨。从不发薪。

尾声

二零一九年秋天，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葬专业举办了一次校友返校日。我在阔别校园数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了香樟路那片的校园，在殡仪实训楼门口见到了蓝教授。他比教我们那几年老了一些，白发多了，眼袋重了，但还是戴着那副金丝眼镜，还是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夹克衫。他指着实训楼第三层的某个窗户对我们这些回来的毕业生说，那间整容室重新装修过了，换了新的不锈钢柜子，新的操作台，新的照明系统。

他又说：“但那个下午十二点半以后不要一个人留在这栋楼里的老规矩，还是没改。”

蓝教授说完那句话就转身走进了实训楼的玻璃门。他的背影在殡仪实训楼门厅的白色灯光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在一个走廊拐角处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了。

我独自一人站在殡仪实训楼前面的那块水泥空地上，秋日的阳光把我的影子投在那片灰白色的地面上，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像是一个不属于我的陌生人的轮廓。

民政学院那块建在乱坟岗上的校区，在九月这个令人昏昏欲睡的返校日午后显得格外安宁。行政楼前的那几排老樟树的枝叶被秋风摇晃着，沙沙沙沙的声音从树梢一直传到我站的这片空地上。我仰起头来看着那几棵老树繁茂的树冠。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筛下来，在我的脸上投下无数细碎的、游移不定的光斑。

我想起大一刚来学校报到那天，那位帮我办住宿手续的学姐在我耳边说的那句话——“你以后少在晚上一个人在校园里走路。”

我现在毕业多年后重新站在这片乱坟岗的土地上才想明白她当年那句话没有被我说破的一种可能的含义。

她说这句话不是为了吓唬我。

她是担心我在晚上路过校园里那些不属于活人的地方的时候，如果碰巧看到了一些不该被活人眼睛看到的东西，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会该如何跟这个校园的地层下面已经居住了数百甚至上千年的住户们和平相处，她会很担心我被他们吓到，被他们弄伤，或者被我自己的恐慌击溃。

我想她现在可以放心了。

我在那辆殡仪馆遗体接运车后座的车窗玻璃上见过更让人不安的东西。我在殡仪系老系主任的葬礼上默默站了很久，那个老主任生前的那间办公室里没有供奉过任何神祇，他办公桌后面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幅他自己写的毛笔字——上面写着“敬死如敬生”四个颜体楷书。

那四个字在一块没有装裱的生宣纸上以极其端正的笔画布局铺陈开来，宣纸的下方常年被殡仪馆停尸房的那种恒低温环境下催生出的潮气濡湿了一片，墨色在那片潮气的侵蚀下被晕染开了一些，在纸面上形成了几个边缘轮廓不太分明的、浅灰色的、像雾气一样缥缈的痕迹。

那几个看似多余的、破坏了书法作品整体美感的、由潮气渲染出来的墨色印记，是老主任替那些被他经手整理仪容的无数无名亡魂们留下的、他们存在于这个世间最后的唯一的签名。

我站在民政学院殡仪实训楼前的那片水泥空地上，把那四个字在心里默念了几遍。也许有些事情注定无法用我们目前的语言来完整表达。也许这个建在乱坟岗之上的殡葬专业这块地界上发生的所有荒诞不经的、无法被纳入任何已知人类认知体系的内容，都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划定那条分界线。

敬死如敬生。

民政学院的那片天空还是那样一成不变的蓝色调调。

殡仪实训楼的玻璃窗上映出了那些来来往往的学生们的模糊倒影。

新生来了，旧生走了。谁也不会在那扇镜面似的玻璃窗上停留太久。

但它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