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那条难找的窄巷,我找到了最挤的茶馆

在五一之前，我已幸运地经由屈老师牵线，与一位长居长沙的学姐交流过她的探访体验。

她挑了个周一去茶馆，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茶馆里的人依旧很多。

图 1 学姐镜头下的访东茅街茶馆

学姐回来后给我说，她本来以为下雨天不会有多少人，结果一进门差点没找到座位，她说冒着雨来的人们会把伞往桌腿上随意一靠，照样喊茶，把雨天隔绝到了外面。

“隔绝”这个词，让我的脑中浮现出一幅神奇的光景，一个雨中的“桃花源”。

于是带着这样的念想，我在五一的时候去到了长沙。这个时段的这个城市，照例被游客填满，我和同伴从五一广场挤出来，沿导航拐进一条建筑与建筑挤压出来的窄巷，头顶是交错的电线和晾衣绳，在一个其不起眼的入口，导航显示我们到了。

图 2 夹在居民楼间的茶馆入口

我的同伴是首个接受我的采访的人，她与我一样，是第一次进长沙。她说：

“入口很窄，对于外地人来说太难找了，偶遇几乎不可能，我以为不会有什么人，但里面竟然没有落脚的地方，那我会觉得，这里肯定有吸引人的独特力量。”

我们在这里坐到下午，中间也陆续和几个人聊了聊天。

一位是带着孩子的妈妈，她说有时候是自己过来，有时候是和家人一起过来，玩玩牌喝喝茶，坐着坐着就一下午，感觉很有烟火气；一位是已经工作，趁放假过来扫街的男士，他说在这里拍照很有故事感，觉得能看见老长沙的样子；一位是在湖南师范上学的大学生，她说平时随便找个桌子，再抽张椅子就能坐下，很随意，又接着吐槽了茶馆节假日人太多，太过“自由”，以至服务约等于无。

图 3 五一当天，东茅街茶馆座无虚席

图4 客人们拼在一桌

在完成对铁瀚的人物访谈、并亲身经历了五一期间茶馆的人潮之后，我继续思考东茅街茶馆为什么能在长沙这个被“超级文和友”“茶颜悦色”等大IP高度符号化的城市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它的独特性是什么？它的成功是否是可传播可复制的？

这似乎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而是一个关于空间生产与城市记忆如何产生联系的问题，即人、空间、城市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

东茅街茶馆的独特性，在于它并非被“发明”出来的网红场景，而是一种被人惊喜发现的城市状态。虽然现在非标经济的出圈基本离不开互联网媒介巧妙的“锦上添花”，且铁瀚又是一位参与过文和友IP运营的专业人士，但他想要在长沙的更新版图中唤醒一个存在于地方志、居民记忆与老街肌理中的茶馆，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角度看，东茅街的独特性不在于它“新”，而在于它让长沙的“旧”重新获得了被看见、被使用、被传播的空间媒介。

过去的传统茶馆，从来不只是喝茶的地方，它是信息交换站，是劳务市场，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情世故处，甚至是相亲平台。茶馆是流动社会的固态节点。东接街茶馆继承了这种空间的社会性，并且扬弃了一部分功能性的内核，这里依然允许人与人聊天侃地喝酒划拳，也允许人消费一种闲来无事、自我独处的状态。在传统茶馆里，当地居民是这个空间的主体，掌握着话题的发出与流动，而在东茅街茶馆，外地人与当地居民拼桌，则本质上将他们视为一种“档案”，即这里的居民不单单是喝茶的人，更是一种可阅读的活的文本。

图 5-6 当地居民在茶馆的娱乐生活

通过田野观察与网络民族志，我认为东茅街茶馆的在场人群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是本地居民，他们消费的是习惯，是在地的生活节奏。对这类人群而言，东茅街不是“桃花源”，而是“老地方”，没有他们，东茅街茶馆就会成为噱头十足的主题公园。

第二类是外地旅客，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提前了解了东茅街茶馆，构建出一个关于“老长沙”“烟火气”的想象之场，并通过媒介朝觐来验证自己接受的媒介叙事是否真实。

第三类是记录者，他们介于本地与外地的模糊地带，追求的是影像意义上的城市记忆复现，并会在后期对照片进行滤镜、裁切、配文，完成二次媒介生产。

这三类人群进入茶馆的方式以及预期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各自携带的“想象”却神奇地交叠在同一条长桌上。这是一个媒介、空间与城市记忆在不被过度设计的前提下，自然叠合成一种新的公共生活形态。

而至于它是否能真正穿越周期，是否能被复制在其他土地上，大概就要去思考当它不再处于现在这个与网络流量、与当地居民都相对和谐的平衡点上时，它又会做出怎样的探索与自我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