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聪//1952:童眸里的长沙街影

作者前面的话∶

谨以此文，献给同时代的少年儿童，愿它能带给您一段鲜活的童年旧梦。

1952：童眸里的长沙街影

文/李文聪

1952年农历八月的一天，秋风如约拂过洞庭湖畔，送来阵阵清凉。在这五彩斑斓、孕育希望的季节里，父亲和嗯妈（婶娘）带着哥哥和我，随着岳阳湖滨农校的教职员工及家属一行人，怀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离乡之路。姐姐因当时还在岳阳一中上学，大姐早已进了长沙湘雅医士学校，故未同行。

我们从岳阳湖滨车站出发，登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列车载着坐在美观舒适的儿童车厢里的我和众多欢声笑语小伙伴，也载着其它车厢的成年旅客，在粤汉铁路上奔驰了将近四个小时，于华灯初上时，缓缓驶入了长沙车站。

那时的长沙火车站，虽然没有如今的恢弘气派，却也是站内站外灯火阑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当时堪称省内第一大站。

在车站高音喇叭里柔和的女中音陪伴下，我们夹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走出站口。父亲挥手招来两辆黄包车一一这种依靠人力拉动、带动两个大轮子前行的车，现在回想起来，那车就和电影《骆驼祥子》中祥子拉的车一个样，或许在当时的长沙，它仍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车夫拉着我们四人及行李，在宽阔的“五一”马路上奔跑，身后留下霓虹灯勾勒出的“长沙车站”几个大字在夜色中闪烁。马路两旁，一排排街灯撒下柔和的桔黄色灯光。不一会儿，黄包车从五一路拐弯到了蔡锷路，又转弯走进了一条相对僻静的小街一一顺星桥。最终，车在顺星桥4号一一一个上方悬挂着“光大煤球工厂”标牌的大门前停了下来。

穿过光大煤球工厂，工厂后面有一所竹篱笆围着的小院，这是大姨父解放后建的住所。由于当时长沙农校的家属宿舍尚未竣工，姨父便叫父亲将家眷暂时安顿在此。

哥哥和我随即进入附近的城东一校就读。这所学校在1956年，我再次来此念书时，它已更名为长沙市顺星桥小学。据说如今它已是长沙市小学的“五朵金花”之首，改名为长沙市实验小学。这所创办于1905年的老牌名校，虽历经九易校名，底蕴深厚。但当时的校舍却颇为陈旧，大部分教室似乎都设在老庙堂改建的房子里，我被安排在一年级甲班。

与我同在这个班上学的还有六姨的孩子“蒂砣”。当时，六姨的三个孩子也在大姨父家寄住，除了蒂砣，还有他的两个妹妹：“妹伢子”和“三毛砣”。蒂砣与我年龄相仿，他是在长沙街头长大的，性格外向，争強好胜。在家里，他常常与我哥哥争吵甚至打架；在学校，则喜欢与同学“较量”。虽然他好动、好斗，但学习成绩却极佳，尤其是算术，每次考试总能名列前茅。

与蒂砣的性格截然相反，我虽然学习认真，成绩优良，却生性孤僻，不爱活动，也不愿与同学们交流，学期未，班主任老师在我的通知书上写下评语：“聪明勤学，尊师守规，过于沉静。”

这个“过于沉静”，对我而言恰如其分。作为刚从岳阳乡下来的插班生，初到长沙时不会讲长沙话，面对老师和同学总是沉默寡言，课堂上也从不举手抢着回答问题，缺失了儿童应有的天真和无惧。所以在老师的眼中，我确实有点格格不入。

父亲任教的湖南省长沙农业学校，原是湖南农学院高农部，于1952年9月刚从农学院分立出来，与岳阳湖滨农校合并改为现名，校址位于长沙市东塘原修业学校旧址。东塘离顺星桥路途较远，父亲平时在学校住宿，通常每星期六晚上才回家一次。

每逢星期日早晨，父亲便会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街市吃早餐。早市上的早点琳琅满目，除了常见的包子、馒头、米粉、面条、油条、豆浆外，还有很多长沙地方特色的小吃：油炸臭豆腐、炸春卷、糖油粑粑、葱油耙耙、百粒丸、米豆腐、熟猪血、姊妹团子等，令人目不暇接。

那时长沙市物价低廉，吃食十分便宜。光头面、光头粉（即免码面条、米粉）仅需800元一碗，百粒丸只要300元一碗（注：当时使用的是第一套人民币，100元面值的钞票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1分钱。）这些小吃风味各异，但在我心中，最好吃且最实惠的当属葱油耙耙。这种用米粉浆拌和香葱后炸熟的食品，有圆形和半月形两种，金黄色的外皮上点缀着翠绿的葱花，远远就能闻到它特有的香气，瞧一眼便让人食欲大开。吃在嘴里香脆可口。圆形的100元一个，半月形的100元可买两个。

婶娘每天早晨给每个孩子100元在外面买早点，我常常只买一个半月形的，省下50元买糖或人参米等零食。所谓“人参米”其实就是爆米花，小巷子里摆摊的老人给它取了一个“人参米”这样高贵的美名，并用颜色鲜艳的小纸袋包装售卖，无非是想吸引小朋友。

那时的街上还未见专门的城管人员，小摊贩、流动的小商贩、肩扛家什的手艺人等沿街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终日不绝于耳，没有人指责他们有碍市容，这些做点小生意的人也无需担心货物家什被没收，喧闹中全是生活的踏实与温暖，凸显出热闹祥和的街市气氛。

清晨，街巷里最早听到的是卖豆腐小贩的吆喝声。“豆腐啊…”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巷子里回荡，短促有力，尤其是“腐”字，发音含糊，听起来好像是“豆伙”两字。这声音穿透力极強，有如食物链顶端动物的吼声。这声音能将还在睡梦中的人唤醒，若在你的背后冷不丁冒出一声“豆伙！”准能吓你一大跳。

早饭过后，更多的小贩和各色手艺人，如补锅修鞋、磨刀剪剃头、修伞配钥匙、算八字收废品的便陆续登场亮相。他们的吆喝声或高或低、或长或短，如歌似唱，接连不断，赏心悦耳。

“洗衣……刷子、鞋刷子！”“钝（整）伞啵，钝阳伞雨伞啵？”“算灵……八字！”“破铜烂铁一买耶？”这些带着浓厚地方腔调的吆喝声，至今我还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仿佛一开口，就能把1952年的长沙街市，从记忆深处重新唤回。

对于童稚而言，最勾人的莫过于卖扯麻糖的小贩。他们身挎带䥽的大洋鼓，“咚咚锵！咚咚锵！”一一大老远孩子们就知道是卖扯麻糖的来了，于是便不约而同地围了上来，前呼后拥地跟着小贩走。小贩一边敲鼓，一边唱：“扯麻糖呀扯麻糖啰，百元卖一件的桂花芝麻扯麻糖啰！”那声音甜得像蜜，孩子们也跟着瞎唱，活像一群小八哥在学舌。

这糖是拌着桂花芝麻的谷芽糖，又香又甜，嚼起来柔韧有劲道，怪不得有些孩子像巴甫洛夫实验用的狗听到铃声就流口水一样，一听见“咚咚锵”的鼓䥽声，舌头就在嘴里直搅和。

还有一种如今的年轻人乃至中年人都未曾见过的买卖：街巷里，有人担着自来水或湘江水叫卖，还有人用木轮胶皮板车拖着一车黄泥巴在叫卖。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自来水！”、“河水！”、“黄泥吧啊！”的吆喝声随处可闻。

1952年，长沙市的自来水尚未开通到每家每户，居民吃水要到附近的自来水站购买，再自己担回家。100升水仅需100元，我们顺星桥4号的住户，需要走400米左右到邵阳坪水站买水。至于用水，一般取用井水，若家里或附近无井，则需去湘江担水。但对于无力担水的居民，买水便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担水叫卖的小贩应运而生。

黄泥巴则是买来掺和煤的。那时既无燃气也无液化气，连蜂窝煤都未曾普及。居民们只能用散煤作燃料，而散煤需做成块状或球状，才能放在煤炉子里燃烧。要让散煤成型，黄泥是最普遍的粘合剂。我们家前面的光大煤球工厂，说是工厂，其实只是做煤球买卖的小作坊，七、八个工人，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士，大家都称呼她为“郭太太”。

星期天下午，父亲有时会领着全家人去看电影。那时长沙市已有七、八家正规电影院，我们常去的是光大煤球工厂对面的长沙市工人俱乐部。1952年，中苏关系正热，市面上的苏联货如列宁装、布拉基裙子、苏联花布等等，随处可见。银幕上也充斥着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难忘的1919》《夏伯阳》《沙漠里的战斗》……大多是战斗片。我那时虽看不懂多少，但一见银幕上出现开枪打仗的场面，便会和周围的孩子们站起来欢呼雀跃一番，仿佛自己也成了正在冲锋陷阵的小战士。

晚饭前，父亲结束了周日与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光，匆匆赶回农校去了。星期一早上，“过于沉静”的我，又背着书包，迎着冬日清冷的晨风，瑟缩着走向城东一校。

然而，在学校全体师生举行的朝会上，当齐唱《朝会歌》的旋律响起时，我却一反常态，昂首挺胸地站在队伍里，和大家一起放声歌唱。这源于我对唱歌的热爱一一平日里，我总喜欢哼唱几句，在家里，长辈们常夸我唱歌好听，音准、音质都不错，而且会唱当时的很多流行的歌曲。上世纪50年代初，正是抗美援朝时期，中朝关系密切，很多朝鲜歌曲在中国传唱。一些著名的朝鲜民歌，如《哩哩哩》《小白船》等，我都学会了，而且至今未忘。久而久之，便养成了习惯。于是，我唱歌时总带有几分“炫耀”的意味，旁若无人地一展歌喉，仿佛整个世界都应该聆听我的歌声。

那时，长沙市的小学生每天早上到校后，都要在操场上集合举行“朝会”，随后再进入课堂；下午放学前，同样要集合举行“晚会”，无论是朝会还是晚会，师生们都要齐唱《朝会歌》或《晚会歌》。每次唱歌，我都会毫无顧忌地尽情歌唱。《朝会歌》的歌词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晚会歌》却能一字不漏地唱出来：

一天学习有进步，

谢谢老师和同学。

回家温习功课，

帮助爹妈做工作。

带着弟弟妹妹，

一同游戏唱歌。

晚上早早睡觉，

明天一早又上学。

这朴实无华、直击儿童纯真心灵的歌词，轻松活泼的曲调，伴着孩子们清亮的童音，驱散了小学生一天的紧张与疲劳，让每个孩子都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离开校园。

1952年的长沙，新中国成立虽然还只有二三年，大街上却很少见到穿制服的治安和交通秩序管理人员，作为一个小孩子，我也未听到过“维稳”这样的词。可那时的社会，秩序井然，风气清明，人民群众勤劳朴实。大家都在为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而默默努力。城市虽没有如今的繁华大气，却处处透着热火朝天的生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生活条件虽然简朴，但日子过得安定祥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度过了一段天真快乐的童年一一那是我人生中最美丽动人的梦，永远珍藏在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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