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姝翎

指导老师|黄红旗

学校| 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奖项 | 第九届“燕园杯”初中组 杰出作品

引言

腊月里，外公家的餐桌上总少不了一条鱼。他夹起一块清蒸鳜鱼，忽然说起四十年前在湘江边收鱼的事：“那时候冬天比现在冷得多，凌晨三四点站在江边，江风像刀子割脸。但看到一筐筐活蹦乱跳的鲜鱼装上车，心里就热乎。”

我的外公生在长沙、长在长沙，十七岁进入湖南省水产公司，从学徒做到业务科长，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整整四十年。他的职业生涯，恰与中国水产品流通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全过程相重叠。这个寒假，我一次次坐在他面前，听他讲那些关于鱼的故事——关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鱼票、关于改革开放后的“鱼贱伤农”、关于湘江边的老码头和老同事。在这些细碎的讲述中，我触摸到了一座城市的饮食记忆，也读懂了一代人与一份事业之间深沉的情感联结。

一、江水边的少年（1950-1960年代）

1953年，外公出生在长沙湘江边的一条小巷里。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长沙城刚刚从战火中恢复元气。

外公的童年记忆里，湘江是最大最深的印记。那时候江上没有桥，过江要靠轮渡[3]。1951年，大西门至溁湾镇的轮渡航线正式开通，成为市区湘江两岸的主要通道。外公说，他小时候最兴奋的事就是跟着大人坐轮渡去河西走亲戚，天不亮就要去排队，过了江已经是中午。

那时的长沙城很小，建成区面积不过6.7平方公里[3]。小街小巷密如蛛网，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外公家附近有个小菜市场，每天早上都有人挑着担子来卖鱼——那些鱼大多是从湘江里打上来的，也有从洞庭湖运来的。

“那时候吃鱼要看季节。”外公说，“春天吃鲫鱼，夏天吃草鱼，秋天吃鳊鱼，冬天吃鲢鱼。不像现在，想吃什么鱼一年四季都有。”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外公年纪尚小，但对那段日子的记忆却很清晰——食堂里的饭菜越来越少，粮票、油票、肉票、鱼票陆续出现。他记得母亲每次买鱼都要精打细算，一条鱼要分成好几顿吃，鱼头炖汤，鱼身红烧，鱼尾留着第二天做。

“那时候不知道，这些票证背后的故事，以后会和我的人生紧紧连在一起。”

二、“鱼票”年代的记忆（1970年代）

1970年，外公十七岁，经人介绍进入湖南省肉食水产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成立于1952年，是新中国建立后湖南省筹建的第一批国有商业专业公司，计划经济时期负责全省肉食、禽蛋以及水产品的市场供应、储备和省际调拨工作[1]。

外公被分在水产科，当了一名学徒工。他记得第一天报到的地方，是公司位于长沙市芙蓉中路的水产大厦——那是一栋三层的老式楼房，院子里停着几辆解放牌卡车，专门用来运输鲜鱼。

计划经济年代，水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渔民打上来的鱼不能自由买卖，必须统一卖给国家。外公的工作之一，就是去湘江边的渔码头收鱼。

“那时候收鱼有严格的标准。”外公比划着说，“草鱼要一斤半以上的，鲢鱼要两斤以上的，太小了不收。收上来的鱼分等级，一等品供应省市政府机关和重要单位，二等品供应各大菜场，三等品拿去加工成咸鱼或鱼干。”

渔民们凌晨两三点就出江打鱼，天亮前把船靠到码头。外公和同事们打着煤油灯，一筐筐过秤、分拣、记账，然后装上公司的卡车，运往长沙各个供应点。冬天江风刺骨，夏天蚊虫叮咬，但没人叫苦。“那时候的人，干工作都很有股子劲儿。”

最让外公难忘的，是每年春节前的“保供”任务。春节期间，长沙市民对鱼的需求量激增，公司必须调集全省的货源，保证每个市民过年都能吃上鱼。外公和同事们常常连续加班，从早忙到晚，腊月二十九还在码头收鱼，除夕下午才能回家。

“有一年，大年三十下午还有一车鱼从洞庭湖运来，我们去火车站接货。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传呼机，全靠约定时间。我们在站台上等了三个多小时，火车才到。卸完货天都黑了，街上已经有人在放鞭炮吃年夜饭。我骑着自行车往家赶，车后座还挂着两条鱼——那是单位发的年货。回到家，一家人都等着我开饭。”外公说起这段往事，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水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一样，凭票供应。外公记得，长沙市居民的鱼票是每月一张，每人每月定量一斤。逢年过节会加发一张。鱼票分不同颜色，红色的是鲜鱼票，蓝色的是咸鱼票。买鱼的时候，不仅要交鱼票，还要交钱——一斤鱼大概两毛多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的收入。

“那时候鱼票很金贵。”外公说，“家里来客人，或者有人生病，才会拿着鱼票去买条鱼。平时就吃些小杂鱼、咸鱼干。不像现在，鱼想吃就吃。”

1976年，外公从学徒转为正式职工，每个月工资36块。他把大部分工资交给外婆家用，自己只留几块钱零花。那几年，他学会了开车、学会了修车、学会了怎么鉴别鱼的新鲜程度、学会了和渔民打交道。他记得公司里那些老同事——老李是会计，算盘打得飞快；老王是司机，技术最好，从没出过事故；老刘是业务科长，最会谈判，每次都能用公道的价格收最多的鱼。

“那些人都不在了。”外公轻轻叹了口气，“但那些事，我都记得。”

三、改革的浪潮（1980年代）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水产品流通领域，也悄然发生变化。

1980年，原国家水产总局征得湖南省政府同意，成立了中国水产供销总公司湖南省公司[5]。外公所在的公司隶属关系几经调整，但始终承担着全省水产品的供应任务。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允许水产产品自由运销”。这意味着，延续三十年的统购统销政策开始松动。渔民生产的鱼，可以自己拿到市场上去卖，不必再全部交给国家。

外公记得，政策放开后，市场上卖鱼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五一广场附近自发形成了一个水产品市场，每天清晨都挤满了挑着担子、骑着三轮车来卖鱼的渔民。价格也灵活了，早市贵一些，收摊前便宜一些。市民们可以自由选择，不用再排长队、看脸色。

但变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公司过去靠统购统销生存，现在渔民不卖给公司了，公司的货源从哪里来？公司还要不要存在？这些问题一度让外公和同事们忧心忡忡。

1985年，国家放开生猪经营，湖南省肉食水产公司所辖各地县机构先后下放属地管理，公司行政管理职能逐渐减弱[1]。外公所在的公司，也从“政企合一的管理服务型事业单位”转体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

“那几年，公司经历了很大的阵痛。”外公说，“过去我们是管理者，现在要变成经营者。过去渔民求着我们收鱼，现在我们求着渔民卖鱼。角色完全反过来了。”

为了适应新形势，公司开始探索多种经营。1987年下半年，原湖南省水产供销站与省水产养殖公司合并成立省水产公司，形成“产供销、人财物”相统一的管理体制[8]。1988年初，公司内部进一步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内部机构和管理体制也做了相应调整[8]。

外公在这一时期被提拔为业务科副科长。他的工作从“收鱼”变成了“找鱼”——跑洞庭湖、跑鄱阳湖、跑广东沿海，到处寻找货源。有一次，他和同事去广东湛江采购对虾，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到站后还要转长途汽车，一路颠簸，骨头都散架了。但看到一车车对虾运回长沙，在市场上被市民抢购一空，他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

1989年，外公拿到了“经济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那本红彤彤的证书，至今还压在他书桌的玻璃板下面，纸页已经泛黄，但红章依然清晰。

“那是对我十几年工作的肯定。”外公说。

四、从计划到市场（1990年代）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这一年，长沙正式取消粮票[3]，随后鱼票、肉票也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物资供应越来越丰富，百姓的购买自由得到极大提升。

外公的公司也在这一年彻底转型。1993年1月，湖南省肉食水产公司更名为湖南省食品总公司[1]。虽然名称里不再有“水产”二字，但水产依然是公司的重要业务板块。

外公记得，取消票证后，市场上的水产品种类一下子丰富起来。过去只有草鱼、鲢鱼、鲫鱼、鳊鱼等几个常见品种，现在出现了鳜鱼、鲈鱼、多宝鱼、石斑鱼，甚至还有进口的三文鱼、金枪鱼。价格虽然比普通鱼贵，但买的人越来越多。

“这说明大家生活好了，舍得吃了。”外公说。

1995年，外公被任命为业务科长。那一年，公司开始尝试“公司+农户”的模式——和洞庭湖区的养殖户签订合同，公司提供鱼苗和技术指导，养殖户负责饲养，公司按保护价收购成鱼。这种模式既解决了公司的货源问题，也保障了养殖户的利益。

外公每年都要去洞庭湖区出差，少则四五次，多则十几次。他认识了很多养殖户，有些成了多年的老朋友。他记得有个姓周的养殖户，第一年养鱼亏了本，第二年不敢再养。外公亲自上门做工作，帮他分析原因，调整养殖品种，还协调公司预支了一部分鱼苗款。那一年，老周赚了钱，专门提着自家养的鱼来长沙感谢外公。

“那时候的工作，不只是做买卖，更是交朋友。”外公说。

1998年，公司自筹资金4000多万元兴建食品大楼，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1]。外公参与了新大楼的筹备工作，看着它从图纸变成现实。新大楼落成那天，他在楼前站了很久，想起二十多年前那栋三层的老式办公楼，想起那些已经退休或调走的老同事，想起自己从青涩少年变成中年骨干的这些年。

“城市在变，公司在变，我也在变。”外公说，“但有些东西没变——比如对这份事业的感情。”

五、转型与新篇（2000年代至今）

进入新世纪，水产品流通领域又迎来新的变革。超市、电商、冷链物流……一个个新事物改变着人们买鱼的方式。

2006年，外公到了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那天，他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把自己用了几十年的办公桌擦了又擦。同事们为他举办了欢送会，送给他一本相册，里面是他在公司各个时期的照片——有年轻时在码头收鱼的，有中年时在洞庭湖考察的，有和同事们一起过春节的。

“那本相册，我到现在还经常翻。”外公说。

退休后，外公并没有远离这个行业。他时不时还会去公司看看，和老同事们聊聊天。他关注着水产业的新动态，知道公司后来更名为湖南省食品产业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整体划转到湖南体育产业集团，2018年完成公司制改制[1]。他知道公司现在有生猪养殖、肉类储备、冷链物流、经营贸易、肉类配送、物业租赁等多个业务板块，总资产达3.5亿元[1]。

他也知道，长沙的水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南八百里水产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通过海鲜包机业务将非洲优质海鲜运到长沙[2]，日交易量突破1000万元[2]。刘少军院士团队在望城区靖港镇开展“良种良养”技术推广，合方鲫、抗病草鱼等优质品种产量大幅提升[9]。长沙县黄花镇建起了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现代观赏鱼科技产业基地[6]。

“我们那时候收鱼靠人工，现在都是冷链物流、智能养殖。”外公感慨，“变化太大了，有时候觉得像做梦。”

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去马王堆海鲜市场逛逛。那里是长沙最大的水产品批发市场，每天凌晨两三点开始交易，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海鲜在这里集散。外公偶尔会在凌晨去市场，看看那些忙碌的商户、一箱箱的鲜鱼，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候在江边收鱼的日子。

“市场还是那个市场，人也还是那些人——讨生活的、谋生意的、盼日子的。”外公说，“只是鱼不一样了，天南海北的都有了。”

六、外公的“鱼水情深”

外公今年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但精神很好。他每天早晚都要出去走走，有时去湘江边看看水，有时去菜市场转转，看看今天有什么鱼。

“你看这条鳜鱼，眼睛亮、鳃红，新鲜。”他在菜摊前停下来，用手指轻轻按了按鱼身，“肉质紧实，是好鱼。”

卖鱼的小贩认识外公，每次都喊他“老师傅”，问他想买什么鱼。外公笑笑，说不买，就是看看。小贩也不恼，继续招呼其他顾客。

回家的路上，外公忽然说：“我这辈子，和鱼打了四十年交道。年轻时收鱼，中年时找鱼，老了看鱼。别人说我是‘鱼痴’，我不否认。鱼这东西，看着简单，其实有大学问。它养活了多少人？洞庭湖的渔民、公司的职工、菜场的商贩、千家万户的餐桌。一条鱼，从水里到碗里，经过多少人的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静静地听他讲。

“我十七岁进公司，六十一岁退休。这四十四年，正是中国变化最大的四十四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短缺到丰富，从票证到自由买卖。我亲眼看着，也亲身经历着。”外公顿了顿，“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在水产公司好好干了四十四年。现在回想起来，值了。”

回到家，外公从柜子里翻出一本老相册。里面有他和同事们在码头收鱼的照片，有他在洞庭湖边和养殖户的合影，有他在公司大楼前的单人照。照片已经泛黄，有些甚至模糊不清，但每一张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个是老李，这个是老王，这个是老刘……”他一个个指给我看，“老李前年走了，老王也不在了。就剩我一个。”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照片里的那些人，曾经和他一起在江边吹冷风、在火车站等货车、在办公室加班。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离开了。

但鱼还在，江还在，城还在，故事还在。

结语

2025年，长沙的过江通道已经增加到15条[3]。橘子洲大桥依然矗立，湘江两岸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当年外公收鱼的码头，早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风光带、游步道和观景平台。

但每到傍晚，外公还是会去江边走走。他说，站在江边，听着水声，看着江水东流，就能想起年轻时候的事。那些凌晨收鱼的夜晚，那些在火车站等货的清晨，那些和同事们一起加班的除夕——它们像江水一样，流过去了，但永远在记忆里流淌。

我的外公，一个普通的水产公司职工，用四十四年的职业生涯，见证了长沙水产业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全过程。他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用最朴素的方式，参与着这座城市的建设，见证着这个国家的变迁。

而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也正是由千千万万个像外公这样的普通人，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他们的记忆，就是最珍贵的历史档案。他们的故事，值得被听见、被记住、被传承。

我愿意做那个听故事的人，也做那个讲故事的人。把外公的长沙，讲给更多的人听。

附录

写作起源

选择写外公，源于一次很偶然的对话。

去年暑假，外公来我家小住。那天晚饭吃鱼，他夹起一块，忽然说：“我年轻时候收鱼，那时候冬天比现在冷多了。”然后他讲起凌晨三四点在湘江边等渔船的往事，讲起那些一起收鱼的老同事，讲起那个凭票买鱼的年代。我听着听着，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我在外公身边生活了十几年，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他的人生。

外公今年七十多了。从我记事起，他就是“外公”——每天接送我上学、给我做饭、陪我写作业的那个老人。他年轻时做什么工作？经历过什么？想过什么、盼过什么？我一无所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我们这代人，生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生在长沙变成“网红城市”的年代，生在一切似乎理所当然的年代。我们享受着前人无法想象的便利，却很少去想：这些便利是怎么来的？这座城市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那些养育了这座城市、也养育了我们的人，他们经历过什么？

奶奶去世时，我学会了思考亲情中的“照顾”是否具有义务性。而这次，我想更进一步——不是被动地接受照顾，而是主动地去了解、去倾听、去理解那个照顾我的人。

正好，燕园杯历史写作大赛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确定了采访对象——我的外公。

决定写外公之后，我开始思考：写什么？

外公在湖南省水产公司工作了四十四年。四十四年，比我现在年龄的三倍还要长。他从十七岁的学徒做起，一直干到六十一岁退休。这四十四年，恰好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四十四年，是水产品从凭票供应到自由买卖的四十四年，是长沙从“七里之城”变成现代化都市的四十四年。外公的人生，与这座城市的变迁、与这个国家的改革，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第一次采访前，我非常紧张。我担心我的问题会冒犯长辈，担心问得太幼稚，担心得不到想要的答案。我反复修改采访提纲，一遍遍练习提问的语气。但真正坐到外公面前时，所有的紧张都消失了——外公讲得很慢，一边讲一边想，偶尔停下来纠正自己：“不对不对，那是1975年，不是1974年。”他翻出老照片、老证件，一张张指给我看。那些泛黄的纸页，像一扇扇通往过去的门。

一些感受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对水产业、对计划经济、对改革开放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统购统销”“票证时代”，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当我听外公讲起鱼票的颜色、讲起凌晨码头的煤油灯、讲起大年三十还在火车站等货，那些概念突然变得鲜活起来。我开始理解，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文字，它是一代人的青春、汗水、泪水和笑容。

查阅文献时，我被一组数据震撼了：1949年长沙建成区面积仅6.7平方公里，如今已达567.32平方公里，增长了80多倍。外公在湘江边长大的时候，江上没有桥，过江要靠轮渡；到1972年橘子洲大桥通车，他亲眼见证；到今天，长沙已有15条过江通道。一座城市，就在一代人的眼皮底下，完成了这样的蜕变。

写作过程中，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把外公的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初稿写完后，自己读了一遍，感觉像流水账——某年某月做什么，某年某月又做什么，没有主线，没有灵魂。我停下来，重新翻看采访笔记，重新思考：我想通过外公的故事表达什么？

后来我找到了答案：我想写的，是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里的坚守。外公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但他四十四年如一日，在这个行业里踏实工作，见证变化，适应变化，也被变化塑造。他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故事。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坚守，构成了这个国家最坚实的根基。

想通这一点后，我重新组织了素材，把外公的个人经历放到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每讲一段他的故事，就补充一些相关的历史背景——鱼票时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型。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写到最后一段时，我哭了。

采访中最让我触动的，是外公讲起那些老同事时的表情。老李、老王、老刘……他一个个念出他们的名字，说他们前年走了、去年走了、也不在了。说到最后，他轻声说：“就剩我一个。”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什么叫“历史的见证者”——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奋斗的人，一个一个离开，只剩下他，替他们记得那些事。

“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遗忘才是。”这是我在写第一篇文章时学会的道理。这一次，我想用同样的方式，不让外公的故事被遗忘。

写作结束后，我把文章打印出来给外公看。他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到某些地方，他会停下来，说：“这个我记得。”读到另一些地方，他会沉默很久，然后轻轻点头。读完后，他把文章叠好，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

我想，这就是我写作的意义。不只是记录一个人的故事，而是通过这个故事，唤醒更多人的记忆，连接更多人的情感。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同样值得被听见、被记住。

这次写作，让我对外公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前他是“外公”，是照顾我的人；现在他是“外公”，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青春有梦想、有奋斗有坚守的人。我开始理解他为什么总说要“踏实做人”，为什么对粮食格外珍惜，为什么看到江边的渔船会久久凝视。那些我以为的“习惯”，背后是一整个人生。

外公七十多年的人生，四十四年的水产公司生涯，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变迁，也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成长。他的故事，是长沙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而我，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能够坐下来听他慢慢讲，然后用文字把它留住——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责任。

如果这篇文字能让更多人想起自己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想起那些在时代洪流中默默前行的普通人，那便足够了。

刘姝翎

2025年冬 于长沙

参考文献

[1]湖南省食品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介绍[EB/OL].湖南省制冷学会网站.

[2]湖南八百里水产股份有限公司.百度百科.

[3]陈登辉.打开“时光胶囊”，重读长沙“城”长密码[N].长沙晚报,2025-09-28.

[4]宋采建,何钦烨.改革中诞生发展的湖南省水产公司[J].现代渔业信息,1989(5):5-8.

[5]正确处理水产品营销管理中几个关系[J].湖南水产,1988(5).

[6]刘少军院士团队技术赋能，望城“放心鱼”游向全国市场[N].长沙晚报,2025-12-03.

[7]小院英才|“院士团队”助力乡村观赏鱼产业振兴[EB/OL].星辰在线,2024-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