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夏天，闷热得像蒸笼。二十六楼写字间的落地窗外，海雾与城市灯光搅成一团。苏琳的手指在键盘上顿住，微信对话框里躺着男友的消息，周深发来的，洋洋洒洒好几屏，像他的博士论文摘要一样充满缜密的规划与不容置疑的热情。
他说，来湖南吧，辞了职，安心备考。本科的学历短板补一补，顺便把研究生也考了。他说他在科研间隙赚的钱，分她一半。他还说，有她在身边监督，他一定能减掉那顽固的二十斤体重。最后是一张他对着实验室窗户拍的自拍，玻璃映出他模糊的轮廓，以及窗外岳麓山蜿蜒的剪影。
苏琳二十九岁了，比周深整整大五岁。在这个城市摸爬滚打七年，名片上的头衔从“助理”变成“经理”，工位从格子间换到能看见海的隔间。现在，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孩，用几行文字，就要她放下这一切。
她想起三年前在鼓浪屿的民宿，第一次见到来厦门开学术会议的周深。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说起量子物理时眼睛发亮，像两个小小的银河。那时她刚升职，踌躇满志，笑他书生气。他却认真地纠正：“不是书生气，是追求真理的勇气。”后来发现，他的确有种奇异的勇气——敢在深夜的沙滩上大喊她的名字，敢坐十几个小时硬座就为了陪她吃一碗沙茶面，也敢在微信里，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规划她的后半生。
“分你一半”，这句话在屏幕的蓝光里跳动。苏琳知道，周深科研助理的津贴加上零碎的项目补贴，每月不过万把块。一半，大概是他在长沙合租屋里省下的全部。这个男孩的逻辑简单得近乎可爱：我有什么，都给你一半；我缺什么，你来补全。他要她补的，不只是学历，还有他那些被实验数据占据的、缺乏烟火气的生活——比如，按时吃饭，比如，看着他别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十个小时，比如，陪他从那个微胖的、略显疲惫的青年，变回她初遇时那个清瘦明亮的少年。
窗外的海雾更浓了，对岸漳州港的灯火模糊成一片光晕。苏琳拿起手机，翻到相册里存着的一张照片：去年冬天周深来厦门，她加班到深夜，他就在公司楼下的便利店等，趴在满是关东煮热气的玻璃窗上，呵出的白雾糊了一小片玻璃，他用手指画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小人，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矮的那个肚子圆滚滚的。
她忽然就笑了。
长沙的梅雨或许比厦门的海雾更难熬，那边的实验室深夜大概比这里的写字楼更冷清。但那个男孩，会分她一半的馒头，一半的梦想，一半的体重，和一半的未来。
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苏琳删掉了已经打好的“我再考虑考虑”。她望着窗外粘稠的夜色，轻轻敲下：“好。不过你要答应我，每周至少陪我跑三次步——从岳麓山脚下开始。”
发送。然后她开始写辞职信，窗外的城市正在沉睡，而她的心，已经沿着京广线，一路向北奔赴那座有他、有论文、有跑步鞋和备考资料的城市。在那里，二十九岁的她要重新拿起课本，而二十六岁的他，会牵着她，慢慢变瘦，慢慢变老，慢慢把彼此的一半，过成完整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