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占车位事件,我选择理解彭科长,我特别理解彭科长.

我其实挺理解彭处的。

占别人的车位、留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怎么催都不来挪——这三样当中，坦白说，我承认自己做过一样，就是占过别人的车位，但是留的电话绝对能打通，接通后也肯定是立刻就去给人家挪开。

在同一件事上，为什么我和她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为什么我不敢，她敢！

我们俩的差距绝不是胆量上的差别。

她为什么会把车停在一个陌生人的私家车位上，还敢留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号码；她为什么在对方凌晨四点前都可以挪车的宽容条件下，依然呼呼大睡、纹丝不动；她为什么能在十天的拉扯中，面对多次调解始终保持一种“这都不叫事儿”的松弛感。

这种松弛感，我强装都装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在我的意识中，停别人车位？电话打不通？万一车主是个暴躁的，把我车划了呢？

不挪车？万一拖车来了呢？我假装不叫事儿？万一人家报J了呢？

太多的万一，让我觉得未知是可畏的。而可畏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能治我。

我不能去赌对方的枪里没有子弹，我还不能验对方的牌。

我没有她心里那杆秤，能够瞬间准确地称出对方的“分量”。

这杆秤的运作逻辑是这样的：

如果打通电话的人这样说“小彭啊，车是你的吧？”——她会一路小跑下去，甚至可能边跑边道歉，第二天还会带盒茶叶登门。并且欣喜若狂地感到终于有了登门拜访的理由。

如果对方说“彭处，您车停我那儿了”——她也会准确的判断出，这可能是兄弟单位的某个同级，顺带寒暄几句，“哎呀真不好意思，昨天回来太晚了没看清”。然后顺理成章的又交了个朋友。

但在真实场景中，车主终于想方设法打通她的电话，却没有按照“江湖春典”中的行话与她盘道后，她放心了，所以她没有去。

说明她心里那杆秤已经完成了评估：

电话那头的那个人，不了解她的来历，报不出她的级别，甚至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找到她本人——那就说明，没在一个层级里。

整个过程，她没有慌乱过。

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无论如何，都不会真正伤到她。

很多人说这是“不要脸”，其实不对。

这是一种基于长期经验形成的“规则免疫”。

她不是不懂规则，她是比普通人更懂规则，她清楚地知道每一条规则的边界在哪里，哪些条款是实的、哪些是虚的，哪些力量真的会动手、哪些力量只会动嘴。

而我跟她的区别是——

我的认知里：规则是一张网，我必须在网里老实待着。

她的认知里：规则是一张地图，她知道哪里是路、哪里是墙、哪里写着“此处危险”但其实根本没人管。

她分得清，“请勿、不准、不得、禁止”与“严禁”的区别。

所以我这样的人只能在规则网里小心翼翼蠕动；而她这样的人，能在地图上闲庭信步。

这件事之后，她会不会改？

我觉得够呛。因为她的行为逻辑不是出于“道德修养不够”，而是出于一套完整而自洽的生存算法。

这套算法从她入仕的那天起，就在不断地被验证、被强化，每一次“没被怎么样”都是一次正反馈。多年来，这套算法已经帮她解决了几百个类似的场景，凭什么因为一个车位就要重装系统？

我和彭处最大的区别，是一种深植在思维底层的“感应器”——

我永远在感知“我可能被谁管”，而她永远在评估“谁能管得了我”。

对我来说，哪怕只是占别人五分钟的车位，心里都会不踏实，总觉得有双眼睛在暗处盯着。

而这种大多数人都有的不踏实感，恰恰是普通人安身立命的本能与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

当一个人彻底失去了这种不踏实感，她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来用，并且从心底觉得理所应当。

回到开头。我说我理解彭处，不是说我认同她。

而是说，当我看到一个人做出在普通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行为时，不会再简单地归结为“素质差”。因为“素质差”是一个道德判断，而道德对这样的人是没有约束力的。

我需要理解她大脑里那套算法的存在，我才能真正看懂这件事——看懂了这件事，我就不会再为我那篇被XT友好和谐的文章而感到忿忿不平。

我理解不是为了原谅，我理解是为了不再天真。

我这一生最大的天真，就是总觉得做错了事，会有力量来管我。

而对她来说，有些力量是别人够不到的，有些规则并不对所有人都起作用，就像对国足来说，世界杯的规则不担保比赛结果一样。

我现在特想拿起书架上那本《长安的荔枝》小说。

因为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李善德接了牌子，又讨问手书，以方便给相关衙署行去文牒。

杨国忠一怔，不由得哈哈大笑：“你拿了我的牌子，还要按照流程发牒，岂不坏了本相的名声？——（后面还有一句话我不写了，因为我学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