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堂遗珍》序
邓继团撰
夫“大有”，《易经》之卦象也。某日，余偶得家传木桶，桶高二尺，径八寸，传为先人储硝之具。内塞纸墨，数甚巨，皆为先人之迹。上限乾隆二十年（1755），下至一九七一，几无断代。经整理，成一册，以其为高祖贵大公一脉所遗，贵大公堂号“大有”，故名之曰“大有堂遗珍”。
“遗珍”计六类：谓古书、票证、婚书、关契、账本及其它，透之可窥吾家自乾隆而后二百载政治、经济、婚姻、家庭之概况，乃农耕社会不可多得之档案，故阅之再三。
《遗珍》传承有序：八世祖守朝公，登仕郎，康熙五十四年生，乾隆二十五年卒；七世祖德鑑公，国学生，乾隆二十五生，道光二年卒，西湖桥族第十一世；六世祖本良公，登仕郎，乾隆五十五生，道光十八年卒，德鑑次子；高祖贵大公；曾祖五瑞公，咸丰五年生，民国元年卒，贵大五子，号五福堂；祖父明锦公，光绪十二年生，一九七二年卒，五瑞三子，号锦章堂；父修赏公，民国十二年生，一九九五年卒，明锦长子。至吾儿伊一，前后九代、二百六十余年。
贵大公，德鑑公之孙，本良公之子，字学道，号鸣皋，堂号“大有”，大学生。嘉庆十八年生，光绪十二年卒。有传载于族谱，传曰：公忠厚长者，童子时，即出类拔萃之概，胸贯五经，毕世以训诂为专门，房族后辈，皆公授之。公之功有三：曰修谱，曰建祠，曰开馆教化子弟。
旧书十，珍贵者莫过《大方六言帖》，为乾隆二十年之前，或明末清初之季，幼儿启蒙书，字配画，刻印。
建国初期票证十三，为土地证及农业税之收据。据之可知：浏阳自五零年至五五年间，县长为：赵超山、卢文林、侯双来、李映兴；我族居地现名淳口镇西湖村，五零年至五五年间为：十九区公桥乡小水村、十九区公桥乡四组、十九区黄荆乡五组、十六区黄荆乡五组、淳口区黄荆乡五组。解放之初，百废待兴，行政区域划分及人事变更频繁，是为据。农业税收票证，解放初期农民赋税之佐证也。
民国期票证大体如下：私人借条；桥庙捐证；永庆（民国时淳口之建制）交蕉溪积谷局（时国家粮库）之收据。
婚书十，计红者九；绿者一，自清光绪、宣统，民国直至解放初。红男绿女，未知其祥，今见芳容，当窃喜。更有民国二十五年毁婚书，解放初期结婚证各一份，弥足珍贵。
分关、地契十（含土地证）。自清道光二十六年至解放初，为七世、六世、五世祖直至祖父之地契、分关，载购置山田、屋宇之内容，与吾现有房屋产权证成完整之体系，乃百六十年以来，家族土地屋宇变迁、耕地演变之见证。
又有墓志铭（民国元年，墓主为曾祖五瑞公）、拜师帖、承继字等。中有因屋基纠纷，吾祖明锦公与房侄选主构讼之载，折射昔日党争之酷。
账薄二十四，皆吾祖明锦公之墨迹。自光绪三十四年至七零年，间无缺失，吾视之为“百科全书”。资料承载清末、民国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普通农民家庭收支之详目，涉祭祀（如关公祀、杨泗庙祀、先人祀）、赋税。又记诸多大事，如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廿四日），浏阳解放；五一年七月，始用“万币”；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浏阳遭水灾，“倒屋二千多户”；五六年，建高级农业社；同年，人民政府办供销合作社，筹集经费诸事件。
生根簿载百多位亲友生死日期，乃祖父手笔，始于民国廿六年。有文如下：“王余美之母董婆婆，公元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故身，即是古历四月初六日，终寿八十有一。在江西南昌府火化。”又载王余美、王光妹、王婉兰、王英武诸名。
“董婆婆”即王震将军之母董其普老人，辞世于南昌。王余美乃将军爱弟，余之姑父，与家父交往甚密。佳仁，余之姑。王光妹，光昧之笔误，余美之长女，过继予王震，在将军身边长大，直至参加工作；文革中，因名近王光美，改名王群。王婉兰，余美次女，居上海。王英武，勇武之误，即秧舞，余美之子，由将军夫人王季青为之改名，曰勇武，不用。将军本名王余开，昆仲四人居其长；余美，将军满弟也。
“董婆婆”去后，多年未入土，骨灰存于堂屋之案桌。将军以其长年忙于国事，奔波在外，未能尽孝，有待自身百年后，泉下陪母之意。秧舞乃将军最疼之侄，某日进京，与将军聊，言欲葬祖母，将军不肯，争执顿起。秧舞拍桌而吼，曰：“此家事也，汝非我伯，懒得理论！”将军愕然。以后生晚辈而迁怒于将军者，秧舞之外，或无他人，愣头青也！
余，西湖游子，离乡久矣。然，先人厚我，赐我“遗珍”，幸之至也。夫君子以金玉为宝，吾当以“遗珍”为宝宝之。
“大有堂”五世孙，继团拜撰于丁亥（零七）春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