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肖妮，笔名肖沁妮，1970年生，湖南长沙人，定居长沙开福区。毕业于长沙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系长沙市作协会员，长沙市开福区音协会员。 致力于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是红色文化记者、新红网编辑。已发表过近百篇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及微电影剧本等。代表作有散文集《心灵牧歌》，原创音乐作品《常来长沙打打卡》、《幸福长沙等你来》、《我们一起看日落日出》等，获得广泛好评。
新房
肖沁妮/文
元旦前夕，短短一个月里，张府接连迎进两位孙媳妇。四合院里高朋满座，张灯结彩，处处喜气盈门。
喜事办完，全家人心里都透着舒坦，尤其是父亲和母亲，像是终于卸下了肩头的重担。暖烘烘的炕头上，贵和、贵军、泽华、晓梅四位儿子儿媳围坐一圈，嗑着瓜子缠着父亲，想听祖辈们的故事。父亲捻着下巴的胡茬，眼神渐渐悠远，思绪一下子把众人带回了几十年前。
六十年代初，全国闹起饥荒。幸运的是，父亲是非农业户口，靠着计划粮勉强糊口。那时困难时期学校停办，16岁的父亲只念了两年初中，还没毕业。在北京谋生的爷爷特意雇了辆马车赶回来，接奶奶、叔叔和姑姑去北京生活，唯独把他的户口落在后刘庄。临走前，爷爷拍着他的肩膀嘱咐：“你一个人在家，做事要有根。”此后，父亲一头扎进田里，铆足了劲挣工分，只为能多换一口饭吃。
1963年春天，父亲把户口从后刘庄姥姥家迁回了老家许庄。一得空，他就往北许小学跑，看孩子们在土操场上嬉闹，听教室里的读书声，心里总觉得熨帖。那会儿正赶上扫除文盲的运动，村支书见他识文断字，当即拍板：“明伟，夜校缺个教书的，你来吧！”
父亲应下了。白天扛着锄头去生产队劳动，脊梁被日头晒得黝黑发亮；晚上揣上两个窝头就往夜校赶。夜校的黑板是用锅底灰混着米汤刷的，黑得透亮。父亲握着粉笔，在上面一笔一画写着“天地人”“一二三”，写满了就用湿布擦掉，擦完又接着写，教得格外认真。底下坐着的都是村里的老人，有的揣着旱烟袋，有的纳着鞋底，眼神却都亮堂堂的，跟着他一字一句念，学得有滋有味。后来学校招民办老师，几个候选人里，陈书记一眼就看中了父亲：“这小子，做事靠谱，就你了。”
1964年夏天，22岁的父亲正式站上讲台。这一站，就是整整四十年。
当时还有个小插曲。父亲在学校兢兢业业教书，带出来的学生成绩年年全乡拔尖，村里人都对他竖大拇指。村会计找了他好几回，想让他当生产队长，管地和工分。父亲没吱声，转头给远在北京的爷爷张万发写了封信。几天后，爷爷的回信寄到了，纸上只有一句硬朗的话：“你教书好好的，就教你的书吧！”母亲凑过来看完，也在一旁连连点头：“爹说得对呀。”
“给我们多讲讲爷爷的故事吧！”贵和忍不住插话。
你们爷爷张万发，早年揣着一腔热血闯北京，给人当修车学徒，三年管饭不给钱，硬是靠着一股韧劲，练就了一手修车的好本事。后来他开了间修车铺，又租黄包车拉活，机缘巧合搭上了北京电子管厂（代号774厂）的线——那可是1952年苏联援助建成的军工企业，诞生过无数个中国工业“第一”。老爷子进了厂，一干就是一辈子，直到退休，才由三叔接班。
贵军笑着回忆爷爷的话：“贵军，你的脚Y子那么臭，快去厂里洗洗。”那时，家里条件有限，根本没有洗澡堂。爷爷退休后，还被厂里返聘去看大门，住在酒仙桥。那片的住房条件，在当时的北京算得上顶好的了。
爷爷平日里总爱穿一件皮夹克，身板硬朗，精神头十足；奶奶的手艺更是一绝，纳的布鞋垫分大中小号，针脚细密，花样别致，在北京的胡同里格外抢手，称得上是“名牌鞋垫”。
说着说着，父亲又谈起贵和、贵军哥俩：你俩小子一天天长大，要吃要穿要读书，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白天在学校教五个年级的全科课，一百二十多个学生的功课，全压在我和另外两位老师身上，忙得连吃饭都得轮着来。夜里回到家，还要在煤油灯下备课。白天歇晌的工夫也不闲着，我袖口藏着镰刀，偷偷跑到田里割牛草挣工分。队里分来的豆子、玉米，成了家里难得改善伙食的宝贝。
父亲上课对学生要求格外严格，遇到调皮捣蛋又成绩差的学生，真会拿起教鞭轻轻敲打手心，却总能打得他们心服口服。邻居老孙家的儿子小虎就被打过，后来成绩一天天变好，邻居们都佩服得不行。
母亲秀珠是村里有名的织布能手，纺的线细，织的布密。她一边操持两个孩子的日常，一边织布，稍有空闲，还要去地里帮着干农活。
儿媳妇泽华笑着打趣：“娘当年，是不是被爸爸的收音机吸引来的呀？”这话逗得父亲满脸皱纹挤成一团，笑得合不拢嘴。
他想起当年，爷爷从北京回来，一心撺掇着他扎根北许村。爷爷特意买了收音机、锅勺，领着他和母亲，还有介绍人去宝店吃了两元钱的包子，又给介绍人买了一条丝巾当谢礼。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下了。
1966年结婚时，买布要凭布票。父亲攒了许久的钱，才凑够布票，给母亲扯了一套条绒衣裤——那在当年，可是顶时髦的稀罕物。
父亲眼里闪着光，又给我们说起老爷爷张大贵的往事。老爷爷原本家里有田有地，1950年土改时，最初被划为富农。其实家里的地再多，也都是自己亲手种的，从没雇过人干活，更没剥削过谁。
后来有人诬告老爷爷是土匪，一群人闯进家里抢粮食。老爷爷情急之下，从屋顶翻窗逃走，才躲过一劫。那时候，土匪被抓住可是要枪决的，村西头的梁司令，就常对着天开枪震慑土匪。之后，老爷爷主动交出十亩地和够十口人吃的粮食，土改时才被重新定为中农。在那个年代，中农是中性身份，是可以改造的，共产党扶持中农和贫下中农，要斗的是地主和富农。
1982年的冬天，冷得出奇。老爷爷张大贵走完了平凡的一生，留下四百五十块钱。一家人商量着把钱分成三份，其中一百八十块，给父亲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不久后，爷爷听说大孙子贵和在全县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一名，心疼他每天上学要走四五里地，又拿出一百一十元，给贵和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墨黑的车架，亮闪闪的车铃，贵和骑着它去上学，引得村里的娃子们追着跑，满眼都是羡慕。
也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父亲站在自家漏风的土坯房前，望着窗户上哗哗作响的旧报纸，看着炕上补丁摞补丁的被褥，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他转头对母亲说：“咱们盖新房吧。”“我教书攒了些钱，你织布也攒了些，不够的话，我多挣工分，你多帮人织布。”母亲点点头，手里的织布梭子转得更快了。“这些年苦了娃们，是该盖座像样的房子了，”母亲坦然的说道。
开春后，新房动工了。爸爸领着学生在校园里种完树，裤脚还沾着湿泥，又往工地跑。他挽着袖子和泥、搬砖，粗糙的黄土磨得掌心发烫，没几日就磨出了透亮的血泡。他撕块蓝布衫的边角缠上，依旧干劲十足。贵和、贵军放学回家，书包一撂也来帮忙，小脸蛋蹭得灰一道白一道。可亲的蔡老师拎着一桶井水过来，搪瓷缸子磕着石槽叮当作响：“张老师，你这是要盖出全村最好的房子呀！”父亲直起腰，抹了把额角的汗，汗珠砸在新砖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他笑得满面春风：“那是，就像我教的学生，综合考试成绩要拿第一一样，要盖就盖最好的！”
红砖瓦房落成那天，全村人都来庆贺。双层的红砖墙，缝缝里勾着水泥，结实又保暖；红瓦覆顶，在日头下亮得晃眼；窗棂上贴着“竹报平安”的年画，风一吹，窗纸沙沙响。掀开厚重的棉布门帘，堂屋里亮堂堂的，水泥地烫得平平整整，连墙角的旮旯都扫得干干净净，看着就让人从脚底暖到心坎里。
父亲站在院子里，看着崭新的房子，忽然想起1964年那个夏天，他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模样，心里满是踏实。
日子越过越红火。贵和高中毕业后顺利就业，贵军初中毕业考上了技校。1987年，父亲又盖了一座石头垫底的红砖房，还刷上了墙漆，在村里又拔得头筹。九十年代，两个儿子相继成家，泽华和晓梅嫁进张家，不久后，两个胖孙子呱呱坠地，家里更热闹了。如今四合院又迎进两位孙媳妇，真是子孙满堂，后继有人啊！
清晨的阳光里，父亲骑着自行车去学校，车铃叮铃作响，路边的小麦郁郁葱葱。他想起自己教过的学生，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进城当了老板，逢年过节，总有人提着点心来看他。那一刻，他的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石头房上，镀上一层暖金色。我们和父母坐在院子里，恍惚间像看见奶奶坐在树下纳鞋底，爷爷在院子里摆弄黄包车的模样。
父亲教了四十年书，盖了两座新房。一座立在北许村的土地上，另一座，藏在子孙和学生们的心里。
风吹过院子里的柿子树，喜鹊叫声不断，像极了当年教室里，娃娃们朗朗的读书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