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第二个长沙在崛起?常德和湘潭不在此列,三座城市最受期待

素有“芙蓉国”美誉的湖南，地处中国中部、长江中游腹地，2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承载着6783万湘人的期盼，也孕育着蓬勃的经济活力。2024年，湖南省GDP稳步攀升至53230亿元，稳居中部各省首位，这份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国家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的强力支撑，更离不开全省上下的协同发力。但不可忽视的是，湖南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单极引领”格局，省会长沙的核心地位过于突出，2024年其1.52万亿的GDP总量，占据了全省近30%的份额，在全国城市排名中跻身第九位，成为湖南经济最耀眼的增长极。

单极发展固然能集中力量打造核心竞争力，但长期来看，过度依赖长沙的增长模式，不利于全省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也难以充分释放各区域的发展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打造一座能够承接长沙辐射、带动周边发展的“第二长沙”，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全省14个地级市中，常德与湘潭凭借自身基础常被提及，但客观来看，两者目前仍难以承担起这一重任。2024年，常德GDP为4533亿元，湘潭为2957亿元，分别位列全省第四和第八位，经济增长率仅为3.3%和6.0%，无论是经济总量、产业能级，还是辐射带动能力，都与“第二长沙”的定位存在一定差距，短期内难以实现突破性跨越。

寻找“第二长沙”，不应单纯追求GDP总量的对标，更要考量城市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发展韧性与辐射能力。在笔者看来，湖南真正具备培育成为“第二长沙”潜力的，是衡阳、株洲、郴州三座城市，它们各自凭借独特的禀赋，在区域发展中崭露头角，成为最受期待的潜力股，也勾勒出湖南多极发展的新蓝图。

被誉为“雁城”的衡阳，地处湖南中南部、湘江中游，南倚衡山，作为湖南明确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657万的总人口、366万的城区人口，让衡阳成为名副其实的I型大城市，充足的人口红利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更为关键的是，衡阳是湖南南部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南岳机场、大浦通用机场通达四方，衡阳站、衡阳西站等八大火车站串联起内外交通，京港澳、泉南等多条高速纵横交错，构建起空铁陆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这种交通优势不仅便利了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流通，更让衡阳成为承接产业转移、链接南北市场的重要节点。2024年，衡阳GDP达4491亿元，虽与头部城市有差距，但该市正全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聚焦有色金属、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着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通过产业协同发展激活内生动力，其稳健的发展态势，让其成为“第二长沙”的有力竞争者。

古称“建宁”的株洲，位于湖南东部、湘江下游，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之一，与生俱来便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发展路径，株洲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深厚的工业底蕴与强劲的科技创新能力——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重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之一，株洲的工业基因早已融入城市血脉，如今更是在轨道交通、中小航空发动机等领域形成核心优势，中车株机等龙头企业引领产业升级，商业航天、民用航空等新兴领域也加速突破。同时，湖南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为城市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各类科技创新企业不断涌现，为产业迭代注入新活力。2024年，株洲GDP达3902亿元，5.5%的经济增长率彰显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依托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红利，株洲既能承接长沙的产业辐射，又能发挥自身工业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其发展潜力不容小觑。

别称“福城”的郴州，地处湖南东南部，坐落于南岭与罗霄山脉交界处，独特的地理区位赋予了其丰富的资源禀赋。尽管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但郴州的矿产资源储量惊人，钨、铋、钼、锡、锌等矿产储量位居全国前列，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近年来，郴州并未局限于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而是主动求变，在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多点发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了从“资源依赖”向“多元发展”的转型。2024年，郴州GDP达3327亿元，5.6%的经济增速稳步提升，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郴州正逐步成为湘南地区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其独特的资源优势与转型活力，让其在“第二长沙”的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事实上，湖南培育“第二长沙”，并非要复制另一个长沙，而是要打造一个能够与长沙协同发展、互补共生的增长极，推动全省经济从“单极引领”向“多极支撑”转变。衡阳、株洲、郴州三座城市，虽各有短板，但都具备清晰的发展定位与强劲的发展动力，只要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不断强化产业能级与辐射能力，未来有望成长为支撑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当然，这需要长期的布局与沉淀，绝非一蹴而就，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这三座城市的持续崛起，湖南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格局将逐步形成，全省经济的发展韧性与活力也将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