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10日前后，日本海军开始在洞庭湖东侧侦察袭扰、探测航道，日本空军也在第九战区上空进行侦察，以窥探重要目标。8月下旬，日军地面部队开始集结兵力，频繁调动。
身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鉴于国际形势之演变，再根据种种情报，他已经判断出日本将有集中兵力攻略长沙的企图（冈村的担心应验了）：日军“似在9月中开始南犯，将以主力由湘北直趋长沙，于赣北、鄂南实行策应作战”。
为了挫败日军的企图，薛岳一面令战区发动九月攻势，调整阵线、屯备粮弹，加强牵制敌军，以粉碎敌军的攻势；一面加强组训民众，破坏交通、空室清野，待敌来犯予以重创，以巩固长期抗战的国策。
白崇禧是民国时期一位响当当的军事家，曾被日本人誉为“战神”，他与蒋百里、杨杰、刘斐并称为国军方面的“三个半”战略家【7】，“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指导方针就是他率先提出来的【8】。白崇禧与张发奎一样，他深知日军若志在夺得某地、则此地必难固守，不如施行游击战的方略；因此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夕，身为副参谋总长、军训部长、桂林行营主任的白氏与身为政治部长的陈诚结伴来到株洲【9】，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劝说薛岳放弃长沙以北，将部队先行撤退到醴陵、衡山、湘潭地区。
薛岳闻听此言，神情凝重，紧锁双眉，他考虑再三，为了国家前途，未能接受白的建议。薛岳分析理由如下：
第一、北方为河南，南方为湖南，谁得到二南，谁就得天下。今河南已失陷（大半），湖南必须固守，才能屏障西南。否则，国家就有灭亡之虞！
第二、长沙地区，在北伐时期自己就曾衔命征战，地形熟稔，山岳、湖沼等湘北地形错综复杂，可战可守，并可运用有利地形进行诱敌深入，予以歼灭。纠正前人有关“长沙乃四战之地”的错误观念。
第三、长期抗战中军粮、民粮至关重要，保有湘北和洞庭湖，才能做到足兵足食，有利长期抗战；如果撤退到衡阳、邵阳，则不仅影响民心、士气，且对于今后兵源、粮食都会造成一定的困难。贵州、广西两地人烟稀少，兵源有限。
第四、长期抗战，必须遵照蒋委员长“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指导原则。自淞沪战役以来，国军战略上逐步后撤，迄今未能运用空间打击敌人，民心、士气都影响至大。必须掌握有利的空间，处处抵抗敌人，时时与敌人战斗，绝对需要“抗与战”，消耗敌人，方能重创敌军，达成“长期抗战”的目的，改变世人、国人的观感。
第五、第九战区目前部队士气高昂，民心振奋，各地工事建筑坚固，湘北所有铁路、公路及大路均以破坏，“化路为田”非常彻底有效，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发挥效用。今后会战只有步机枪对步机枪，我军有信心打胜仗。为宣示蒋委员长的德威，必须背城一战，誓死歼灭敌人，力挫凶焰。
薛岳说完自己的想法后，便坚持请白、陈二人回去报告蒋委员长，并说道：“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薛岳态度坚定，有如立下了军令状。
然而白崇禧还是没有被说服，他又说道：“武昌失守，南昌相继沦落敌人之手，长沙形成孤立。因此，希望薛长官还是遵照上级指示，退守衡阳，免得做无谓之牺牲。”【10】想当年薛岳也算是小诸葛手下的一员将领，如今还是他的半个手下，所以白某人才敢拿这种语气说话。
可是，固执强梁的薛岳哪里肯吃这一套：你白某人淞沪会战时，因为无知莽撞葬送了数万桂军将士的性命，我薛某人万家岭一战大扬国威、军威，你还好意思教训我！委员长请你做副参谋总长、桂林行营主任，不过是为着团结抗战，给你和桂军兄弟们一个面子！
其实，薛岳对于白崇禧的不满大概由来已久，从北伐时期到中原大战，薛岳一直郁郁不得志，不能像张发奎那样扬名全国；当时他多次直接或间接受白崇禧指挥，很有可能把不满都集中到了白氏的头上，至少白氏是自负的薛岳严重不满的对象之一。
总之，早已积愤在胸的薛岳听罢小诸葛之言，竟然拍案而起，还指着白崇禧的脸大声说道：“你对此地的地图及战略根本没有深入研究，枉读兵书，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亡国的论调，令人无法接受。武汉、南昌、长沙虽然可说是华中之一鼎三足，武汉虽失守，南昌也相继陷落日军之手，然长沙仍不孤立。因为长沙后面还有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怎样说是孤立呢？如今若不能固守长沙，则今后又如何能守重庆呢？”
还没容白崇禧回敬，薛岳在喝过一口茶之后，又接着说道：“一般人对日抗战，间或有误解为‘以空间获取时间’之战略，而我认为时间固然重要，空间更重要。我的着眼点是‘抗’与‘战’两个字，必须要时时与敌人保持接触，处处消耗敌人，这样才能做到长期抗战。如果只是向后撤退，放弃空间，那根本就谈不到抗战了。”
小诸葛被薛岳如此一顿抢白，面子上很过不去，也没心思兜售自己的那套游击战理论和解释“以空间换时间”的方略了。这个梁子算就此结下了，以后同为桂系的刘斐没少给薛岳小鞋穿。可是，薛岳此举也是做给陈诚看的，桂系与蒋介石同床异梦，杀了小诸葛的威风，便是蒋氏最乐见的。蒋介石名义上依靠、重用小诸葛，但是又不希望将领们跟他走得太近，这就是蒋驭下的权术。
陈诚也非常关注此次会战，当他听完薛岳的这番高论后，认为很有道理，就询问说：“你决心准备要坚守长沙，为保卫长沙而作战，不知如何战法？”
于是薛岳就细细道明了自己的规划、部署（见后文），陈诚听罢很是佩服，并赞誉了一番。最后，陈诚问薛岳需要什么支援，薛岳便很感激地表示需要炮弹、医药等物。
陈诚欣然答应：“愿全力支援，希望你能好好的打一次胜仗。”
自此后，薛岳就宽心多了。后来在9月24、25日的军委会会议时，白崇禧仍然坚持自己的游击战主张，结果遭到军令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何应钦的不满和责难，何氏责备白氏“不应到处论说作战避免牺牲，致动摇作战心理”【11】。最后，小诸葛只好接受了蒋介石、陈诚主张的逆袭日军的作战方案。
显然，这其中薛岳对于陈诚意见的影响，也间接影响了最高统帅蒋介石，故而徐永昌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蒋先生则仍同情（陈）辞修诱敌深入长沙而逆袭之”。
【7】虽然这个问题有不同说法，但是笔者倾向于这四个人：首先蒋、杨、白、刘这四人皆有一定的军事著作，且具备战略家的基本素养；其次这四个人都曾经声名显赫一时，以致引起外国记者的注意。刘斐即那半个，台儿庄大捷也有他的部分功劳，后面还将及涉及此人。“三个半”的说法大概正源于外国记者的评论，不代表笔者的最终定评。
【8】其实以空间换取列强干涉时间的观念，是蒋百里率先提出来的，曹聚仁在《蒋百里评传》中指出：“在欧洲，百里已经看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难于避免。中日战争将与世界战争合流，这是百里逝世前一年（1937）所看到的，所以他留下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的名句。”
【9】抗战时期，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政治部张陈诚、军训部长白崇禧等四人曾一度并称为军委会“四大部长”。桂林行营于1938年12月设立，名义上是指挥第三、第四、第九三个战区的，“白权势之大，除蒋而外，可谓一时无两”。
【10】《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40
【11】转引自《白崇禧大传》，P364
